王世杰（1891—1981）一度也曾是风云人物，但现在知道他的人却已寥寥。他于1927年开始弃文从政，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长、教育部长、宣传部长、外交部长，武大校长等职。1949年随蒋介石到台湾，先后任总统府秘书长、中研院院长等职。1976年辞职引退。1981年逝世。
王世杰，字雪艇，行五，湖北崇阳人。父王步瀛，经商业屠，富甲乡里。王世杰五岁入私塾，生赋异禀，敏而好学，深得业师周子熙（西）赞许。清室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他刚十岁出头，由家里佣人带着步行到省城武汉考学。途经咸宁一商号，于门前休息，老板见他小小年纪就去应考，出于好奇出对子考他。老板出上联:“小孩子三元及第”。王世杰随口对答：“老大人四季发财”。众人见之，交口称赞。之后，王世杰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北省南路高等小学堂。由于在校成绩出类拔萃，得到两广学政梁鼎芬的激赏。当时两湖制台张之洞闻他才华横溢，召见了他，并问他的志向是什么。王世杰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穷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张之洞十分欣赏，赐他为举人。王家老屋上有块横匾“五经魁”，署名“王世杰立”即由此而来。小学毕业后，王世杰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1911年考入北洋大学冶金系。辛亥革命爆发，王世杰拥护革命，辍学返武昌投身起义，任都督府秘书，参加了守城战斗。
1912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受命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省支部。因见鄂省政要与袁世凯勾结，他脱离政府，出版《经济杂志》，以策划二次革命。次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赴英留学，1917年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入法国巴黎大学。1919年参与巴黎的中国工人、学生阻止中国代表团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的爱国活动。1920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应蔡元培之邀执教北大，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和《行政法》。1922年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又与胡适、陈源等创办《现代评论》。
王世杰长期在外求学、工作，一生只回过故乡两次，但不忘桑梓，眷眷为怀。特别是在他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之后，凡见到家乡有什么困难，只要在不违反原则和自己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总会想方设法予以帮助。
1925年，崇阳县自立夏后大旱无雨，持续三个月，大河断流，田地龟裂，庄稼枯焦，颗粒无收，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饥荒，一时饿死了不少人，惨不忍睹。身在北京的王世杰闻讯后，找拜把兄弟、时任湖北建设厅厅长的李介如借了一笔巨款，寄回家中，让父亲从江北买回两船大米，三船大豆，计有三万斤之数，在县里赈灾救民，使不少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饿贫民得以缓生。这笔钱直到抗战开始前王世杰才还清。1934年，家乡又遇大旱，王世杰东借西挪，买了一批大米，让其父在花凉亭和白霓桥两处开设施粥点，凭票供应。据当时设计、印刷粥票的王文藻回忆，票上盖着“王寿春”字号的图章，由村人孙香谷发放。此义举深得故乡人民好评。
1937年抗战爆发，崇阳面临战祸，又逢疟疾横行，天灾人祸夺去不少人命。王世杰将平时所得的版税和积蓄，在南京通过私人关系购了一大箱奎宁丸，派人送回崇阳，请他堂弟王怀谨发给乡邻患者。并嘱托：凡王姓患者一律免收药费，其他患者只收成本费，作为王怀谨的报酬。并再三叮嘱，“万万不能多收一分钱，藉以牟取暴利”。崇阳沦陷后，日寇实行经济封锁，老百姓买不到盐。家境好一点的熬硝盐吃，从粪池周围地下挖出的地皮土和老陈砖土中提炼。此盐有毒，明知吃了会得病人们也得吃。也有的人用辣椒粉代替食盐，患病的人越来越多。王世杰于1940年通过各种渠道在重庆弄到20万斤盐，运回崇阳，交由当时崇阳县政府盐务局的甘楚臣，要求其平价发售。崇阳沦陷后，农民有家不得归，颠沛流离。雪上加霜的是，当时驻扎在湘鄂赣边区的三十集团军司令王陵基趁火打劫，令崇阳县额外缴纳20万斤军粮。族人王镜远给王世杰写信求援。王世杰将此情况向九战区总司令、湖北省主席陈诚（王陵基的顶头上司）反映，最后由陈诚出面，免除了这20万斤额外军粮。1945年抗战胜利，王世杰回到久违的家乡，见到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他回到南京后为民请愿，有关方面把崇阳1945年的公粮任务免了。
书生本色
王世杰身材矮胖，圆圆的面孔，戴一副眼镜，很有学者风度。夫人萧德华（音乐家萧友梅之妹）比他要高过一个头。有次王世杰访美归来，夫人去机场接他。王世杰正要从飞机扶梯走下，中央社记者大叫：“‘开麦拉’快！不然王部长就太矮了！”众人大笑。王世杰也不介意。他做人向来严肃。据说在外交部长任上时，部里的下属都很畏惧他。他一进外交部大楼，各司局办公室立刻鸦雀无声，他前脚刚走，大家便开始谈笑风生。初识者以为他“道貌岸然”、“摆架子”、“官僚气”，相处久了，便发现他的“一本正经”是内外一致的表现。
作为书生从政的王世杰，一直未改书生的本色。“严谨、清廉、谦逊，并主张自由主义思想”。那时的学者一般喜欢“问政”而不“参政”。王世杰却“参”了，而且参得深。有人认为：“王世杰参政的主要目的，是想根据西方的民主原则一点一滴地从事政治制度的改革。”他热衷于当年的国民参政会，“参政会提供了一个间接的代议制雏形，也为他提供了一块施展夙愿的试验田。从国民参政会成立之初的性质、人选，到起草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法令，以及扩大参政会职权等种种努力，都浸透了他理想主义色彩。”他反对共产党的宣传，也反感国民党压制舆论、禁锢思想。他曾说：“（自己）将写一书，表彰黄梨初反对君主制主张法治之法。”耐人寻味。作为蒋介石的智囊之一，王世杰的见解有时会影响蒋介石的决策。如1944年冬，孔祥熙为进一步搜刮民脂民膏，向蒋介石提出征收人头税，美其名曰：“国民义务劳动税”。蒋介石把此提案批转到参议室。由于王世杰极力反对，这一提案最后被撤销。在用人问题上，他也能打破门户之见。他是留欧的，而杨振声、钱端升等是留美的，他曾推荐他们做教育部次长候选人。他还主张“不能专取材于中央委员或本党党员，而须向党外破格用人”，显示出一种兼容并包的气度。 王世杰在武汉大学时，选用教授都是量才而用。他不滥用私人关系，连行政人员也搞公开招聘。到教育部长任上，重用与其无私人关系的雷震即是一例。他的家族侄孙辈有二三十人，他只荐用两人，也未重用，以致招来族人的一些非议。
王世杰是国民党大员中公认的比较廉洁的一位。他不烟不酒，也很少看戏或出入娱乐场所。他生活崇尚俭朴，反对铺张。抗战期间，有次夫人萧德华娘家来客，夫人本以为王世杰中午不回来吃饭，便办了较丰盛的一桌酒菜，没想到偏偏被王世杰撞上。送走客人后，他狠狠数落了太太一番：“我们应该把眼睛往下看看。”在重庆时吃的是糙米，一次王世杰见米好吃多了，问怎么回事。夫人说她把米又加工了一次。他一脸严肃：“大敌当前，国难当头，糙米也来得不容易，人们都能吃，我们又为什么不能吃？”在单位，王世杰从不搞特殊化，上下班有专车他不用，步行。一次，下班晚了，秘书派轿夫去接，他也不肯坐。上面给他配一厨师，他谢绝：“萧夫人完全可以顶替，我们应该为国家节省一份开支。”王世杰对子女要求也严格，对他们提出“五要”：“品行要端正，求学要勤奋，恶习要戒除，交友要谨慎，生活要艰苦。”他不以权谋私。长子王纪武考学失利，按成绩只能以旁听生身份在中央大学读书。当时中大校长罗家伦是他的下级，又曾是他北大时的学生，有人提议他为儿子说一下情，但王世杰坚决不允。
重庆岁月，公教人员生活困难。王世杰的堂侄王德晃家中人口多，入不敷出，便想在重庆夫子池国民参政会旁边开一熟食店。王世杰知道后立即警告：“公务人员不得经商，这是一条法规，你要做生意，就得辞职。”王德晃迫于生计，为做生意真的辞职了。王世杰嫉恶如仇。他有个堂哥王世英，爱好吸鸦片，在湖北潜江工作，因贪污被革职。王世英三番五次哭着要求给他找一份工作，王世杰一直不予理睬。
王世杰虽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但某些方面却很传统。次女王秋华在美国留学时与一美国青年恋爱，都已经准备结婚了,他知道后写信问道：“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中，你难道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对象吗？”这一句话害了女儿一辈子，女儿秋华终身未嫁。那个美国青年竟也终身未娶。
在官场上，他恪守原则，不阿谀曲迎。在教育部长任上时，当时的国民党大员居正为其朋友陈时说情，要求王世杰把陈时办的“私立中华大学”改为“国立”。王世杰坚持原则，拒办。以致后来他与居正、陈时结成冤家，成为政敌。
早年王世杰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期间，有不少同人在多所大学间奔走兼课，以改善生活。王世杰却静心坚守北大耕耘。因他是宪法权威，一度被国立政法大学请去讲授法学，他教了一年多，却谢绝酬薪，分文不取。
王世杰是学人从政，既受蒋介石的重用，又置身于各派之外，处境尴尬。他两任宣传部长，却不是中常委。《中美商约》本是宋子文、宋美龄定案，蒋介石支持的，最后受众人指责的却是王世杰。
1949年，王世杰随蒋介石逃台后，由外交部长改任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1953年11月他因“蒙混舞弊、不尽职守”罪名被究职查办（擅自批准政学系同人吴国桢购外汇12万美元）。此事颇多非议，有人评说是“蒋介石此举旨在打击政学系势力”。“中研院”他的一位老部属说：“雪公的气质尤不宜于官场生涯。官场的习气，多的是巧言令色之辈，而他要言不烦，不苟言笑；官场习气，多的是酒肉征逐的应酬，而他生活谨饬，几乎全无世俗的嗜好。单单这两款，就足以使他独来独往，无朋党奥援。”真实的原因却可能是王世杰针对台湾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对蒋经国大权独揽多有批评，与蒋氏政权不和。6年后，王世杰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任内，他增设物理、经济两个研究所，促进了台湾与世界的文化学术交流；在各重点大学成立了数、理、化、工程生物等研究中心;并广筹经费、充实设备，改善科研人员待遇。王世杰八十七八岁时，仍不时地去他的“中研院”参加学术活动，像一位普通学者一样，听名流们演讲，指导工作。李国鼎在追忆王世杰的文章中说，王世杰主持对外科学合作近15年，对台湾的“科学教学、科学研究以及经济发展，均有显著的贡献。”
王世杰自上世纪30年代一直是故宫博物院的常务理事，他十分关心古文物的保存和利用。鉴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藏品只限于保存，不便于欣赏的缺憾，他于50年代提议成立“特别出版小组”，由他主持、选编出版了《故宫名画三百种》《艺苑遗珍》两书，使“中国画不只是有闲阶级消遣岁月的良伴，也是现代忙人所必需的精神食粮。”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加强世界性交流，早在1935年他就促成了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1961年又组织台北故宫文物赴美展览，让全世界一睹中华文化的风采。
倘说嗜好，王世杰只有一件——收藏字画。他把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全用在庋藏古字画上。王世杰亦喜鉴赏，他觉得鉴赏古文物能扩充知识，增益涵养，陶冶性情，提升品位。更令人感佩的是，垂暮之年，他将毕生精心收藏的稀世珍品，包括梁武帝、唐周 以及宋元明清的沈周、八大山人、石涛等人的作品80多件全部捐给了台北故宫博物院。
王世杰逝世后，陶希圣在诔词中云：“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事’雪艇先生谓欤！先生勇于著作，怯于辩论。讲学忠于法而依法为政。居安不苟一笑，临危不辞三命。”一位他50年前的老学生说，先生当年的演讲内容大多忘光了，只记得他慢吞吞讲的两句话：“希望你们毕业之后，希望你们每天要抽出一小时来读书，每月要拿百分之一的收入来买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