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9-21 06:33:38作者：管正和
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靠制造恐惧和谎言起家，又以谎言和恐惧维持其独裁统制，说谎之大胆，确是脸厚心黑，远远超过厚黑教主李宗吾的《厚黑学》论述的技巧，无以数计的所谓“革命先烈”，为之抛头颅，洒热血，处处荒塚，堆堆白骨，垫定他的皇权宝座。君临天下。
我原以为自己年幼无知，受骗上当，17岁追随革命，19岁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决裂，参加革命工作，25岁被诬为右派，劳动教养了22年，47岁才知道点受骗上当的道理。
我在“415”劳教筑路支队，“101”中队当组长时，有个张仆组员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骗的特殊劳教右派。
张仆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曾是李井泉抗日挺进纵队的参谋长，因57年时给党委书记提意见，说他是家长式作风，一人说了算，不尊重党内民主，被打成右派后，降职降级，下放到重庆嘉陵江机械厂当监委书记。因始终不承认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申诉，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弄到车间劳动，他便更不认罪。他说：“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们说的不算。”为此，厂保卫部派了二名干部白天监督他，晚上又派两名干部监视他的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外贸局的局长，住的高干宿舍，监视的干部只能在门卫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劳，迫使领导另出良策。保卫部长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由单位倒贴工资，申请送去劳动教养。临走前，党委书记找他去说：“张仆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所以我们决定送你去学习，依靠那里的党组织，彻底地解决你的问题。”用小车送到我们的“415”，“101”右派劳教队，并编到我的小组。
张仆，大学文化程度，世代书香门弟，北京人，约40岁，身高一米八五，象貌堂堂，那张方型脸上，总挂着一丝善意的微笑，穿着一套兰色高级毛料中山服，确实是有点首长风度。他和气地称大家同志，也没人愿意去纠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劳动，他坐在工棚写材料，有时也背着双手，带着微笑到工地巡视一周。晚上学习，他还认真地记录大家的发言，但他自己却从不犮言，也不作任何表态。除了不准他外出，干部们对他不理不采，听之任之。所以我们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劳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时候，是支队电影放映员每月来我们队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们队倪管教从挡案中得知，他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那时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传玻板，在玻板上写毛笔字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干部和放映员们的一大难事，也是张仆能一展才华的大好机会。放映员恭敬地送上茶水，干部们围在办公桌旁，看他捥起袖口，笔走龙蛇，字字苍劲，俨然是首长题词的大家风范。当银幕上出现他的大挥时，所有右派心悦诚服，拍手称好。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烧越旺，席卷中华大地，也烧到了“415”劳教筑路支队。我们队的大权，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夺。为什么称他“王土匪”呢？这里得讲一个小小的故事：1967年的端午节，我们队伙食团买了20只鹅，准备给大家过节吃。烧在锅里的鹅肉，正香气四溢之时，王队长带领他的红色造反派哥儿们约50余人，正好经过“101”队，进来休息。他们嗅到鹅肉香味，便起了贼心。他把岳毅指导员叫到院扒里来批斗时说：“你们这些走资派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谁说资产阶级右派劳教分子还有资格吃鹅肉？既然右派是否能吃鹅肉，没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见经传，岳指导员当然不敢吱声。于是，他便命令炊事员全部端出来，让他的哥儿们饱餐一顿，个个嘴角流油，扬长而去。从此我们说：煮熟的鹅儿都会飞。背后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队上一个班长转业到“415”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没文化，却长得一身横肉，过去在我们队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尝过他拳头的滋味。他捆人时，要先用盐水把绳子泡过，所绑之人便会入骨三分，留下终身痕迹。他的掌权，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为了表示他的红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对阶级敌人斗争更坚决，他制定了几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规定。
１、早晚请罪制度。所有右派劳教分子，每天早上7时，晚上7时，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弯腰，口念：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罪大恶极，请毛主席宽恕。
２、废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为每十天相互检举斗争日，每人必须揭发他人三条反改造罪行。
３、停止发放每人六至十元的零花钱，作为造反派的活动经费。
政令一出，全队惶然，恐惧使右派们寝食难安。适有广西来队探亲的家属说：“你们这里还算好的，我们那里有个县的五类分子全部杀头。听说还摆了人肉席，大家更觉末日来临。”侯国桓是我队有名的胆小鬼，其人矮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蚂蚁，性格和善，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也是我们队年纪最大的右派。为什么他也会成为右派劳教呢？我曾向过他：“你胆小怕事，难道57年也敢给党提意见吗？”他说：“我哪敢提什么意见啊，因为我是铁二局处理枕木防腐工程师，常因坚持操作规范与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遭他报复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与老伴和儿女见上一面便死而无憾了。”正巧他这次亲耳听到广西来的家属谈吃人之事，其内心恐惧，可想而知。一连几个晚上，都因他做恶梦大声惨叫，闹得大家不胜骇然。当时正值武斗升温，红色派的铁路工人，攻打巡场芙蓉煤矿红旗派，械斗惨烈，我们住地的公路上，时有死伤的造反派屍体，两派中只要有人作乱冲进来杀死右派们出气，悲剧定会立即发生，谁敢站出来为右派说句话呢。因此大家的担心和恐惧并非庸人自扰。
王土匪规定的一、三两条并不可怕，第二条却给所有的右派们带来无限的恐慌，谁没有说过几句错话呢，万一有人对自己有积怨，都可以乘机报复，所以说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朝不保夕、长夜难眠，怕梦中说错反话，遭到检举，大祸临头。
想不到第一个被捡举揭发出来的遺是特殊劳教右派张仆。他的罪行是书写反动日记，特别是在日记中写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诗词。王土匪早就看不惯这个官架十足的特殊劳教。他说这是岳毅走资派对走资派的包庇，是威风还没有打倒的大右派，竟敢写诗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唱赞歌，你等着为刘少奇收屍吧。仅管他把诗说成屍，把赞说成钻，也决不会影响他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风的办法当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远不得翻身。一拳打过去，正中张仆鼻子，脸上开了个五彩花面，红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脸，他差点就仰翻在地，幸好还能稳住没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对准他的脑袋猛抽起来，铜扣打破他的头部，鲜红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没叫痛，反而笑着说：“同志，你何必这样呢？”那笑容使我们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愤怒。他将张仆打翻在地，反缚双手，好一顿拳打足踢。他却坚持住不吭一声。王土匪以为打死在地了，便说：装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绝于人民。语音刚落，张仆竟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微笑说：“同志，何必呢。”他这种打不湿扭不干的坚强性格，使王土匪拿他无计可施，只好关起来叫他反省。
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场由毛皇抄作的荒唐闹剧，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几天后，公安部下达命令，劳改劳教部门不准冲击，不搞夺权。王土匪只好灰溜溜地下台，仍作他管生产的分队长。他所宣布的政令当然作废，张仆也放了出来，依然过他的特殊劳教生活。
通过这次被打斗之后，张仆开始怀疑自己的处境，主动找岳指导员质问：为什么要和这些右派劳教关在一起？为什么不发给他原来的工资？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样残暴的批斗和打骂？
岳指导员只好明确地告诉他：“你是单位上送来代管的右派，比他们有所不同。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写出书面，我们代转给你的党委。你的工资问题，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受委托的责任是：决不允许你外出生事，保证你的身体健康。至于王队长打斗之事，现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然，你是应该理解的。”
张仆之所以是“特殊劳教右派”，除了不劳动外，他还不能享受一般劳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亲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时请假赶集的待遇，实际上他是划定警界线内的自由犯人。
时逢春节，队部为了解决家属探亲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间茅屋，以竹蓆为墙，木板为铺，十分简陋，但能令久别的患难夫妻们，相聚相亲，互诉衷肠，亦是难能可贵的了。但作为右派劳教的丈夫，每天却在工地劳累，晚上两小时学习后还要听岳队长训话，只能有很少时间培伴家属和子女。但张仆却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访，微笑着坐在一旁，不声不响，久久不愿离去。右派妻子们确实难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组的陈道千，妻子带着女儿小燕探亲，深受其干扰，因12岁的陈燕长得活泼可爱，张仆托人买了糖果来送给她，整天坐在家属旁，甚至夜深也不离去。大家得知此情后，非常不满，自发地在小组会上对张仆进行批斗，逼他交待动机和目的。他说：“陈燕很象他的小女张茜，所以爱她，并非有意干扰他们。”我说：“谁教你的妻子是当官的，不敢带女儿来看你呢？”经我一说，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节过后的一个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饭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我们的住地，司机之外，别无他人，下车后通过队部，找到张仆本人，和他热情的交谈后，拿了几包食物给他，先后不到半个小时，又忽然开车走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托人发了电报，叫妻子带女儿来此见面，她却不敢。这次她到宜宾开会，叫司机小刘送来些食物，就算尽情了。”我也对他同情了起来。晚上，他用脸盆在炉子上煮了一盆面条，请我们小组的人去吃。作好之后，大家一看，却是一盆浆糊。原来他一生未作过饭食，冷水时便将面条放了下去，就变成了一盆糊涂面。一阵笑声之后，免强分而食之，总算领了个情，不拂美意，地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对不起。”
宜珙铁路建成后，由于国家被毛皇折腾得一穷二白，到了经济彻底崩溃的境地，无钱再修铁路，“415”筑路支队被澈消。我们全部转移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
在与世隔绝，荒凉的东山上，愁云惨雾，冷雨凄风，春去冬来，几经寒暑，苦苦熬到1978年。毛皇死后，政局微开，劫后余生的右派们，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从地狱回到人间。成立了20年的右派队宣布撤销，由于张仆系部级高干，须经北京原划右单位办理，剩下他一人未走，只好放在临近的劳改队管理。送去时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劳教身分。劳改干部自然以犯人的监规来对待他，强迫他和犯人一起劳动。张仆反抗不从，多次遭到犯人们的殴打，遍体鳞伤，精神崩溃，痛苦万分。当重庆市委用专车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疯了起来。妻子知情后，表示坚决不能容许他进入家门。重庆市委只好决定把他安置在高干疗养所，进行长期疗养。他己身残心死，无缘享受天年，不久旧伤复犮，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时糊涂受骗，糊涂时难得清醒。该醒时他却不醒，昏然后无时再醒。
时至反右50周年，余已过古稀，闭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鲜鲜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故书此文，聊表吊念之意。
我原以为自己年幼无知，受骗上当，17岁追随革命，19岁与工商业兼地主家庭决裂，参加革命工作，25岁被诬为右派，劳动教养了22年，47岁才知道点受骗上当的道理。
我在“415”劳教筑路支队，“101”中队当组长时，有个张仆组员可是至死也不知道受骗的特殊劳教右派。
张仆原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曾是李井泉抗日挺进纵队的参谋长，因57年时给党委书记提意见，说他是家长式作风，一人说了算，不尊重党内民主，被打成右派后，降职降级，下放到重庆嘉陵江机械厂当监委书记。因始终不承认是右派，多次跑到北京去找他的老首长们申诉，被加重处分，开除党籍，撤销职务，弄到车间劳动，他便更不认罪。他说：“我要直接去找少奇同志，你们说的不算。”为此，厂保卫部派了二名干部白天监督他，晚上又派两名干部监视他的住处，因为他的妻子是重庆外贸局的局长，住的高干宿舍，监视的干部只能在门卫通宵坐守，感到十分疲劳，迫使领导另出良策。保卫部长终于想出了一个万全之计，由单位倒贴工资，申请送去劳动教养。临走前，党委书记找他去说：“张仆同志，你也是老革命，知道依靠组织才能解决问题的道理，所以我们决定送你去学习，依靠那里的党组织，彻底地解决你的问题。”用小车送到我们的“415”，“101”右派劳教队，并编到我的小组。
张仆，大学文化程度，世代书香门弟，北京人，约40岁，身高一米八五，象貌堂堂，那张方型脸上，总挂着一丝善意的微笑，穿着一套兰色高级毛料中山服，确实是有点首长风度。他和气地称大家同志，也没人愿意去纠正他。每天大家出工劳动，他坐在工棚写材料，有时也背着双手，带着微笑到工地巡视一周。晚上学习，他还认真地记录大家的发言，但他自己却从不犮言，也不作任何表态。除了不准他外出，干部们对他不理不采，听之任之。所以我们大家把他看成“特殊劳教右派”。
他真正得意的时候，是支队电影放映员每月来我们队放映的日子。也可能是我们队倪管教从挡案中得知，他能写一手很好的毛笔字。那时放映前，要映很多政治宣传玻板，在玻板上写毛笔字是文化程度极低的干部和放映员们的一大难事，也是张仆能一展才华的大好机会。放映员恭敬地送上茶水，干部们围在办公桌旁，看他捥起袖口，笔走龙蛇，字字苍劲，俨然是首长题词的大家风范。当银幕上出现他的大挥时，所有右派心悦诚服，拍手称好。
1968年，“文化大革命”的邪火越烧越旺，席卷中华大地，也烧到了“415”劳教筑路支队。我们队的大权，被革命造反派的“王土匪”所夺。为什么称他“王土匪”呢？这里得讲一个小小的故事：1967年的端午节，我们队伙食团买了20只鹅，准备给大家过节吃。烧在锅里的鹅肉，正香气四溢之时，王队长带领他的红色造反派哥儿们约50余人，正好经过“101”队，进来休息。他们嗅到鹅肉香味，便起了贼心。他把岳毅指导员叫到院扒里来批斗时说：“你们这些走资派的阶级立场站到哪里去了？谁说资产阶级右派劳教分子还有资格吃鹅肉？既然右派是否能吃鹅肉，没有最高指示，但也不见经传，岳指导员当然不敢吱声。于是，他便命令炊事员全部端出来，让他的哥儿们饱餐一顿，个个嘴角流油，扬长而去。从此我们说：煮熟的鹅儿都会飞。背后叫他“王土匪”。
“王土匪”原名王四海，是部队上一个班长转业到“415”工作的，出身城市流民，没文化，却长得一身横肉，过去在我们队就是有名的打手，不少人都尝过他拳头的滋味。他捆人时，要先用盐水把绳子泡过，所绑之人便会入骨三分，留下终身痕迹。他的掌权，当然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为了表示他的红色革命造反派比其它一切造反派更革命，对阶级敌人斗争更坚决，他制定了几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规定。
１、早晚请罪制度。所有右派劳教分子，每天早上7时，晚上7时，列队站在毛主席像前，低头弯腰，口念：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我罪大恶极，请毛主席宽恕。
２、废除每十天休假制度，改为每十天相互检举斗争日，每人必须揭发他人三条反改造罪行。
３、停止发放每人六至十元的零花钱，作为造反派的活动经费。
政令一出，全队惶然，恐惧使右派们寝食难安。适有广西来队探亲的家属说：“你们这里还算好的，我们那里有个县的五类分子全部杀头。听说还摆了人肉席，大家更觉末日来临。”侯国桓是我队有名的胆小鬼，其人矮小瘦弱，走路都怕踩死了蚂蚁，性格和善，从不与人争长论短，也是我们队年纪最大的右派。为什么他也会成为右派劳教呢？我曾向过他：“你胆小怕事，难道57年也敢给党提意见吗？”他说：“我哪敢提什么意见啊，因为我是铁二局处理枕木防腐工程师，常因坚持操作规范与党支部书记发生争执，遭他报复挨整的。我已近晚年，只想能回北京与老伴和儿女见上一面便死而无憾了。”正巧他这次亲耳听到广西来的家属谈吃人之事，其内心恐惧，可想而知。一连几个晚上，都因他做恶梦大声惨叫，闹得大家不胜骇然。当时正值武斗升温，红色派的铁路工人，攻打巡场芙蓉煤矿红旗派，械斗惨烈，我们住地的公路上，时有死伤的造反派屍体，两派中只要有人作乱冲进来杀死右派们出气，悲剧定会立即发生，谁敢站出来为右派说句话呢。因此大家的担心和恐惧并非庸人自扰。
王土匪规定的一、三两条并不可怕，第二条却给所有的右派们带来无限的恐慌，谁没有说过几句错话呢，万一有人对自己有积怨，都可以乘机报复，所以说是人人自危、个个惶恐，朝不保夕、长夜难眠，怕梦中说错反话，遭到检举，大祸临头。
想不到第一个被捡举揭发出来的遺是特殊劳教右派张仆。他的罪行是书写反动日记，特别是在日记中写有祝少奇同志生日的诗词。王土匪早就看不惯这个官架十足的特殊劳教。他说这是岳毅走资派对走资派的包庇，是威风还没有打倒的大右派，竟敢写诗给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唱赞歌，你等着为刘少奇收屍吧。仅管他把诗说成屍，把赞说成钻，也决不会影响他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打倒右派威风的办法当然是打翻在地，踏上一支足，永远不得翻身。一拳打过去，正中张仆鼻子，脸上开了个五彩花面，红的血白的鼻涕，青的脸，他差点就仰翻在地，幸好还能稳住没倒下，王土匪解下腰间的军用皮带，对准他的脑袋猛抽起来，铜扣打破他的头部，鲜红的血液流在他的眼上，他没叫痛，反而笑着说：“同志，你何必这样呢？”那笑容使我们看了心痛，那笑容更激起了王土匪的愤怒。他将张仆打翻在地，反缚双手，好一顿拳打足踢。他却坚持住不吭一声。王土匪以为打死在地了，便说：装死就是抗拒改造，死了也是自绝于人民。语音刚落，张仆竟站了起来，仍然带着微笑说：“同志，何必呢。”他这种打不湿扭不干的坚强性格，使王土匪拿他无计可施，只好关起来叫他反省。
文化大革命，本来就是一场由毛皇抄作的荒唐闹剧，风起云涌，瞬息万变。几天后，公安部下达命令，劳改劳教部门不准冲击，不搞夺权。王土匪只好灰溜溜地下台，仍作他管生产的分队长。他所宣布的政令当然作废，张仆也放了出来，依然过他的特殊劳教生活。
通过这次被打斗之后，张仆开始怀疑自己的处境，主动找岳指导员质问：为什么要和这些右派劳教关在一起？为什么不发给他原来的工资？为什么要对他进行这样残暴的批斗和打骂？
岳指导员只好明确地告诉他：“你是单位上送来代管的右派，比他们有所不同。有什么思想上的问题，写出书面，我们代转给你的党委。你的工资问题，我们更不知道。我们受委托的责任是：决不允许你外出生事，保证你的身体健康。至于王队长打斗之事，现处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皆然，你是应该理解的。”
张仆之所以是“特殊劳教右派”，除了不劳动外，他还不能享受一般劳教一年可以享受的探亲假，也不能享受工休时请假赶集的待遇，实际上他是划定警界线内的自由犯人。
时逢春节，队部为了解决家属探亲住房，在空地上搭起一大间茅屋，以竹蓆为墙，木板为铺，十分简陋，但能令久别的患难夫妻们，相聚相亲，互诉衷肠，亦是难能可贵的了。但作为右派劳教的丈夫，每天却在工地劳累，晚上两小时学习后还要听岳队长训话，只能有很少时间培伴家属和子女。但张仆却不知趣，每晚必逐家拜访，微笑着坐在一旁，不声不响，久久不愿离去。右派妻子们确实难堪，又不便逐客。我小组的陈道千，妻子带着女儿小燕探亲，深受其干扰，因12岁的陈燕长得活泼可爱，张仆托人买了糖果来送给她，整天坐在家属旁，甚至夜深也不离去。大家得知此情后，非常不满，自发地在小组会上对张仆进行批斗，逼他交待动机和目的。他说：“陈燕很象他的小女张茜，所以爱她，并非有意干扰他们。”我说：“谁教你的妻子是当官的，不敢带女儿来看你呢？”经我一说，他第一次收起了笑容，陷入痛苦的，沉思之中。
春节过后的一个工休天，正是大家吃中午饭时，一辆黑色轿车，开进我们的住地，司机之外，别无他人，下车后通过队部，找到张仆本人，和他热情的交谈后，拿了几包食物给他，先后不到半个小时，又忽然开车走了。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我托人发了电报，叫妻子带女儿来此见面，她却不敢。这次她到宜宾开会，叫司机小刘送来些食物，就算尽情了。”我也对他同情了起来。晚上，他用脸盆在炉子上煮了一盆面条，请我们小组的人去吃。作好之后，大家一看，却是一盆浆糊。原来他一生未作过饭食，冷水时便将面条放了下去，就变成了一盆糊涂面。一阵笑声之后，免强分而食之，总算领了个情，不拂美意，地红着脸，不好意思地对大家说了好几个“对不起、对不起。”
宜珙铁路建成后，由于国家被毛皇折腾得一穷二白，到了经济彻底崩溃的境地，无钱再修铁路，“415”筑路支队被澈消。我们全部转移到永川新胜劳改茶场。
在与世隔绝，荒凉的东山上，愁云惨雾，冷雨凄风，春去冬来，几经寒暑，苦苦熬到1978年。毛皇死后，政局微开，劫后余生的右派们，全部“改正”安置了工作，从地狱回到人间。成立了20年的右派队宣布撤销，由于张仆系部级高干，须经北京原划右单位办理，剩下他一人未走，只好放在临近的劳改队管理。送去时亦未交待清楚他的特殊劳教身分。劳改干部自然以犯人的监规来对待他，强迫他和犯人一起劳动。张仆反抗不从，多次遭到犯人们的殴打，遍体鳞伤，精神崩溃，痛苦万分。当重庆市委用专车接他回去的途中，便精神失常，疯了起来。妻子知情后，表示坚决不能容许他进入家门。重庆市委只好决定把他安置在高干疗养所，进行长期疗养。他己身残心死，无缘享受天年，不久旧伤复犮，昏然死去。
他的一生是：清醒时糊涂受骗，糊涂时难得清醒。该醒时他却不醒，昏然后无时再醒。
时至反右50周年，余已过古稀，闭目思昔，他的音容笑貌，仍活鲜鲜的出现在我的眼前。故书此文，聊表吊念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