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10-31 07:21:48作者：
10月中旬，香港立法委员、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访问欧美。期间，李柱铭向欧美政界呼吁，利用明年北京举办奥运会之机，促使中国政府改善中国人权。李柱铭同时在《华尔街时报》撰文，表达类似观点。李先生的作为，基于他一贯的民主和人权理念，也基于他对香港和中国始终不渝的责任感。信念执著，言行如一，是真正的爱港爱国人士。
然而，待李先生回到香港，竟遭到左派和亲共人士的围剿。亲共的党派、立法委员、媒体、甚至一些左倾的“普通市民” （未知是否假冒？），一律大做文章，直指李先生为“卖国贼”、“叛徒”、“汉奸”，帽子满天，唾沫横空，狂轰滥炸，气势汹汹，大有要置李先生于死地的架势。其面红耳赤和青面獠牙的愤恨状，仿佛李先生刨了他们的祖坟！
李柱铭在《华尔街时报》撰文，是10月17日，香港左派和亲共人士、连同中共当局，在一个星期里，并无反应。却突然于10月25日开始发难，群起围攻。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更是口诛笔伐，铺天盖地。显然，这是一波具有中共特色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其幕后主使，只能来自北京。据说，目的是要影响香港立法院的补选。
论爱港爱国，民主派以是非为标准：善恶对错，不分国界。那些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的政权，不仅是与本国人民作对，也是与世界人民作对，也即反人类。对这种反人类的政权，唤起和联合人类共讨之，合情合理。
而在左派或亲共人士那里，爱港爱国，以国界为标准：拥护本国政权的，就是“爱国”，而不论这个政权好坏；批评本国政权的，就是“卖国”，而不论是否在理。依照这一标准，当年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人，都属于“爱国者”；今日批评美国政府的美国人，则都属于“卖国者”。
在左派或亲共人士的舆论下，国界以内，不论对错，是不容国界以外过问的。就如，一户人家，对邻居的家庭暴力，不得表示愤慨和批评，更不得干涉和报警。另外，家庭中受压的弱者，如果求助于外人，就成了“奸细”。左派或亲共人士定义：如果中国人与外国人谈论本国事务，或要求关注中国事务，就属于“汉奸”。果真如此？那么，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共历155年，这些左派或者亲共人士，或其父辈，都曾奉英国人为主子，都曾与英国人共商港事，岂非一律都是“汉奸”？
什么是“汉奸”？直接说来，就是“汉人中的奸细”，就行为而论，就是“损害中华民族”的人。说到这一层，恐怕没有任何团体与个人堪比中共合格的了。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共割据一方，消极抗日或拒不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合谋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行为。
中共篡政后，大规模残害残杀汉人或中国人，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七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对同胞的加害、监禁和杀戮，至今没有停止。即便把历史上所有针对中华民族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共一家。换言之，中共，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欠下的斑斑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汉奸”。
中共是“汉奸”，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汉奸”，碍难推卸。自己是“汉奸”，却骂别人是“汉奸”，岂不是“贼喊捉贼”？
什么是“卖国贼”？说到“卖国”，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贼，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绝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团体或个人，才有可能“胜任”。
今日中国，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垄断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向外商廉价批发，谋取私利，是为卖国；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任由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一群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中共是“卖国贼”，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卖国贼”，碍难推卸。自己是“卖国贼”，却骂别人是“卖国贼”，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左派人士、香港工联会发言人王国兴，把李柱铭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明显缺乏历史常识。需知，吴三桂本人，并非平头百姓，也非只是动口动笔的“议员”，却是明朝政府中的高官，手握重权，有国可卖；他引满人入关，灭掉汉人政权，留下千古骂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汉奸”。
王国兴似乎又不知道，明朝政权中，还出了另一个“吴三桂”，也是有名的叛徒，叫做“施琅”，他身为明朝将军，却做了满清的降臣，并充当满清的马前卒，前往攻打台湾，捣毁盘踞那里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郑明王朝。近年，中共专门拍了电视剧，号称《施琅大将军》，公然为其歌功颂德。
王国兴拿吴三桂来造句，不仅引喻失当，还犯了中共大忌：依仗苏军后援、也从东北叩关、最后入主中原的中共本身，就是“满清”的翻版；侍奉马列洋教、屠戮华夏儿女的中共人物，都是“吴三桂”和“施琅”的化身。
谁是真汉奸？让我们一一检视香港左派或亲共人士堂而皇之的“批李”言论：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李柱铭议员跑到外国，藉此机会引入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奥运，我感到好气愤。”但谭某对中共欺压弱势群体、为办奥运驱逐饥寒交迫的访民同胞，却从不“感到气愤”。谭耀宗是真汉奸。工联会会长、并身兼中共“人大”代表的郑耀棠，炮轰：“有人钟意做汉奸，我唔会阻止人！但我必须谴责这些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 但郑某对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种种行为，从未予以谴责。郑耀棠是真汉奸。
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说：“李柱铭的言论，对国家不利，影响了香港民主派与北京的沟通，不利香港的民主发展。”在这里，周梁某将中共混淆为中国，将“与北京的沟通”置为首要，指望民主派变为亲共派，意图削弱香港民主，取消港人治港。周梁淑怡是真汉奸。民建联前任主席曾钰成说：“李柱铭发表演讲及文章，呼吁外国直接介入，来迫使中国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在这里，曾某敌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政改，反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曾钰成是真汉奸。
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对此声称：“北京主办奥运是国家大事，不应将奥运政治化。”但唐某没有指出，中共为办奥运，加强监控维权人士，加紧封锁网络，才是“将奥运政治化”。唐英年是真汉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中方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保护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依法保护及发展人权，并会继续取得成果。”事实是，中共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践踏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侵犯和践踏人权，并会继续制造恶果。刘某颠倒黑白、戏弄国人。刘建超是真汉奸。
据了解，李柱铭先生走访欧美时，言辞极尽温和，针对北京奥运，甚至连“施压”、“抵制”、“杯葛”等词汇，都没有用上。面对亲共分子围攻，部份民主派还拿这一点为李先生辩护。其实，即便说到“施压”、“抵制”、“杯葛”，又如何？
难道在汉城奥运会时（1988年），国际社会向韩国当局“施压”，迫其实现民主转型，是大错特错？难道在莫斯科奥运会时（1980年），半数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展开“抵制”，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大错特错？难道在柏林奥运会时（1936年），国际和平人士动议“杯葛”（未能成功），以唤醒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警觉，是大错特错？
凭什么，中国标准，就要有别于世界标准？凭什么，中华民族，就要自外于国际主流？说到底，将中国与文明世界相割裂的言论，就是汉奸言论！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隔绝、认定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是真汉奸！
然而，待李先生回到香港，竟遭到左派和亲共人士的围剿。亲共的党派、立法委员、媒体、甚至一些左倾的“普通市民” （未知是否假冒？），一律大做文章，直指李先生为“卖国贼”、“叛徒”、“汉奸”，帽子满天，唾沫横空，狂轰滥炸，气势汹汹，大有要置李先生于死地的架势。其面红耳赤和青面獠牙的愤恨状，仿佛李先生刨了他们的祖坟！
李柱铭在《华尔街时报》撰文，是10月17日，香港左派和亲共人士、连同中共当局，在一个星期里，并无反应。却突然于10月25日开始发难，群起围攻。中共在港喉舌《文汇报》和《大公报》，更是口诛笔伐，铺天盖地。显然，这是一波具有中共特色的“有组织有计划”的进攻，其幕后主使，只能来自北京。据说，目的是要影响香港立法院的补选。
论爱港爱国，民主派以是非为标准：善恶对错，不分国界。那些反民主、反人权、反文明的政权，不仅是与本国人民作对，也是与世界人民作对，也即反人类。对这种反人类的政权，唤起和联合人类共讨之，合情合理。
而在左派或亲共人士那里，爱港爱国，以国界为标准：拥护本国政权的，就是“爱国”，而不论这个政权好坏；批评本国政权的，就是“卖国”，而不论是否在理。依照这一标准，当年支持纳粹政权的德国人，都属于“爱国者”；今日批评美国政府的美国人，则都属于“卖国者”。
在左派或亲共人士的舆论下，国界以内，不论对错，是不容国界以外过问的。就如，一户人家，对邻居的家庭暴力，不得表示愤慨和批评，更不得干涉和报警。另外，家庭中受压的弱者，如果求助于外人，就成了“奸细”。左派或亲共人士定义：如果中国人与外国人谈论本国事务，或要求关注中国事务，就属于“汉奸”。果真如此？那么，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共历155年，这些左派或者亲共人士，或其父辈，都曾奉英国人为主子，都曾与英国人共商港事，岂非一律都是“汉奸”？
什么是“汉奸”？直接说来，就是“汉人中的奸细”，就行为而论，就是“损害中华民族”的人。说到这一层，恐怕没有任何团体与个人堪比中共合格的了。半个多世纪前，日军侵华，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中共割据一方，消极抗日或拒不抗日，甚至与日寇、汪伪、满伪集团暗相勾结，互通情报，彼此配合，遥相呼应，合谋削弱和颠覆浴血抗战的国民政府，就是铁板钉钉的汉奸行为。
中共篡政后，大规模残害残杀汉人或中国人，数千万人被饿死，数千万人被屠杀或迫害致死，总计七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中共对同胞的加害、监禁和杀戮，至今没有停止。即便把历史上所有针对中华民族的暴行和罪行加在一起，也不及中共一家。换言之，中共，以其对中华民族犯下的累累罪行、欠下的斑斑血债，铁证如山地，成为最大的“汉奸”。
中共是“汉奸”，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汉奸”，碍难推卸。自己是“汉奸”，却骂别人是“汉奸”，岂不是“贼喊捉贼”？
什么是“卖国贼”？说到“卖国”，首先有一个“卖”字，手上有货，才能言卖。卖国贼，手上需有“国”。显然，卖国贼的角色，绝非普通老百姓所能担当，只有那些掌握了国家权力和国家资源的团体或个人，才有可能“胜任”。
今日中国，官商勾结，低价变卖国营企业，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是为卖国；垄断国家土地和矿产资源，向外商廉价批发，谋取私利，是为卖国；出于一己之私或一党之私，拒绝民主改革，导致监督无效、腐败泛滥、贪官外逃、资金外逃，任由国家蒙受巨大损失，是为卖国。这一切，都是中共及其大小官吏的所作所为，一群不折不扣的“卖国贼”！
中共是“卖国贼”，支持和庇护中共的亲共人士，自然也是“卖国贼”，碍难推卸。自己是“卖国贼”，却骂别人是“卖国贼”，岂非“此地无银三百两”？
左派人士、香港工联会发言人王国兴，把李柱铭比喻为“引清兵入关的吴三桂”，明显缺乏历史常识。需知，吴三桂本人，并非平头百姓，也非只是动口动笔的“议员”，却是明朝政府中的高官，手握重权，有国可卖；他引满人入关，灭掉汉人政权，留下千古骂名，堪称名副其实的“汉奸”。
王国兴似乎又不知道，明朝政权中，还出了另一个“吴三桂”，也是有名的叛徒，叫做“施琅”，他身为明朝将军，却做了满清的降臣，并充当满清的马前卒，前往攻打台湾，捣毁盘踞那里的最后一个汉人政权----郑明王朝。近年，中共专门拍了电视剧，号称《施琅大将军》，公然为其歌功颂德。
王国兴拿吴三桂来造句，不仅引喻失当，还犯了中共大忌：依仗苏军后援、也从东北叩关、最后入主中原的中共本身，就是“满清”的翻版；侍奉马列洋教、屠戮华夏儿女的中共人物，都是“吴三桂”和“施琅”的化身。
谁是真汉奸？让我们一一检视香港左派或亲共人士堂而皇之的“批李”言论：民建联主席谭耀宗说：“李柱铭议员跑到外国，藉此机会引入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奥运，我感到好气愤。”但谭某对中共欺压弱势群体、为办奥运驱逐饥寒交迫的访民同胞，却从不“感到气愤”。谭耀宗是真汉奸。工联会会长、并身兼中共“人大”代表的郑耀棠，炮轰：“有人钟意做汉奸，我唔会阻止人！但我必须谴责这些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行为。” 但郑某对中共“出卖国家利益及背叛国家民族的”种种行为，从未予以谴责。郑耀棠是真汉奸。
自由党副主席周梁淑怡说：“李柱铭的言论，对国家不利，影响了香港民主派与北京的沟通，不利香港的民主发展。”在这里，周梁某将中共混淆为中国，将“与北京的沟通”置为首要，指望民主派变为亲共派，意图削弱香港民主，取消港人治港。周梁淑怡是真汉奸。民建联前任主席曾钰成说：“李柱铭发表演讲及文章，呼吁外国直接介入，来迫使中国进行一些政治改革。”在这里，曾某敌视有利于中华民族的政改，反对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交流。曾钰成是真汉奸。
香港政务司长唐英年对此声称：“北京主办奥运是国家大事，不应将奥运政治化。”但唐某没有指出，中共为办奥运，加强监控维权人士，加紧封锁网络，才是“将奥运政治化”。唐英年是真汉奸。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中方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保护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依法保护及发展人权，并会继续取得成果。”事实是，中共不单在举办奥运时才践踏人权，在任何时候都侵犯和践踏人权，并会继续制造恶果。刘某颠倒黑白、戏弄国人。刘建超是真汉奸。
据了解，李柱铭先生走访欧美时，言辞极尽温和，针对北京奥运，甚至连“施压”、“抵制”、“杯葛”等词汇，都没有用上。面对亲共分子围攻，部份民主派还拿这一点为李先生辩护。其实，即便说到“施压”、“抵制”、“杯葛”，又如何？
难道在汉城奥运会时（1988年），国际社会向韩国当局“施压”，迫其实现民主转型，是大错特错？难道在莫斯科奥运会时（1980年），半数国家（包括美国和中国）展开“抵制”，抗议苏联入侵阿富汗，是大错特错？难道在柏林奥运会时（1936年），国际和平人士动议“杯葛”（未能成功），以唤醒国际社会对纳粹德国的警觉，是大错特错？
凭什么，中国标准，就要有别于世界标准？凭什么，中华民族，就要自外于国际主流？说到底，将中国与文明世界相割裂的言论，就是汉奸言论！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相隔绝、认定中国人不配享有自由的人，就是真汉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