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纽省高院法院 对法轮功学员潘宇控告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一案进行了缺席审判，法院裁决原告潘宇胜诉。薄熙来是目前所有中共官员在海外遭起诉中被判有罪的最高官员。
为此，本台记者专访了目前居住在澳洲的原贵州省法学院院长,着名法学家袁红冰教授。
袁红冰教授首先对此案以酷刑罪起诉薄熙来,从法律角度上讲述了酷刑罪。他认为能够实施酷刑的主体都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所以必须把酷刑罪归纳到反人类的范畴之内,才能足以说明酷刑罪的严重性。
袁红冰：「按照大陆法系的犯罪构成理论，一个犯罪的构成要有一些要件。就酷刑罪而言，它至少有几个基本条件才能成酷刑罪。首先，实行酷刑的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也就是掌握国家权力的人。当然它既包括实施刑罚的人，也包括决定实施刑罚的人。
第二，一般来说在民主国家，酷刑罪是违背法律的，而在中国实施酷刑…由於中国是专制的法律，它公开宣布的法律和实际执行的法律是两回事。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虽然也规定要禁止刑讯逼供；但是在实际执行的法律中，刑讯逼供是一个极其普遍的现象。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实行的酷刑实际上是符合专制法律的基本要求的，实际执行着专制法律。尽管专制的法律在表面上讲，它也有禁止刑讯逼供的规定。
第三点，必须具有实施酷刑的行为。也就是通过被滥用的国家权力，对被害人实施身体的伤害，而且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当然构成酷刑罪还有其他一些要件，但是主要的是这些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认为现在的酷刑罪，都应该纳入反人类罪的范畴。因为酷刑罪的构成本身，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犯罪，是利用国家权力所实施的犯罪。这个特点在中国目前这种状态下，显现得尤其明显；特别是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政治大迫害的过程中，中共的各级官员经常使用酷刑，来体现他们的政治迫害的意圗。也就是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酷刑性的迫害，已经明确的体现出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这种暴力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了个人暴力，因此只有把它归入反人类罪的范畴之内，才能足以体现它的犯罪严重性。」
袁红冰认为,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当今最大的人权灾难,这也是中共暴政的官员们-薄熙来等不敢出席法庭的最大原因。
袁红冰：「首先要明确的是，他们对法轮功的这种政治大迫害，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主义灾难丶最大的人权灾难，是一种当今世界上最严重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对於这一点，我想中共暴政的官员们，特别是直接实施犯罪行为的人，例如薄熙来这样的人，他是很清楚的。
但是这种情况，使他们不敢在一个公正的法庭上来为自己辩解，他们只敢躲在中共暴政的专制铁幕後面，利用专制的国家权力丶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国家暴力丶利用警察统治和特务统治，来镇压人民，来迫害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但是他们没有勇气把自己的这些行为，拿到一个公正公开的法庭上，让整个世界了解事件的真相。这正是一句中国的古话叫『做贼心虚』，他们犯下反人类的罪行，他们当然怕被整个人类世界丶国际社会所了解；而一旦他出席法庭来进行应诉的话，那麽他们所实施的全部罪行，都会在法庭辩论中曝光。我想这是他们不出席法庭的原因。
一般的情况下，原告起诉，被告应诉并答辩，这本身是最高的权利。那麽放弃自己答辩权的被告，他肯定要承担对他不利的法律後果，因为他放弃了为自己进行答辩的权利。」
袁红冰分析到,对犯下反人类罪的独裁者进行实质性的法律追究,已经成为整个人类法的精神,现代法的一个趋势,他列举了目前国际上一些国家对独裁者的审判。
袁红冰：「首先第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反人类罪行是整个人类法律所确认的刑事犯罪中的最严重的犯罪行为。它是一种刑事犯罪，而且是最严重的刑事犯罪。从现在初步了解的各种各样情况来看，中共暴政和它的官员，和那些具体的责任官员，在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实施的政治大迫害中，已经构成了反人类罪，至少触犯了两项具体的罪名。
一个就是『群体灭绝罪』；一个就是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酷刑罪』，这两个罪名都应当归於反人类罪的范畴。而中共暴政及其官员，也包括薄熙来在内，他们都是反人类罪的刑事犯罪的罪犯，他们的刑事犯罪责任，一定会受到法律的追究的。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看到人类社会和法律的发展有一个趋势，那就是对於那些利用独裁专制的国家权力，对本国人民犯下反人类罪行这样的独裁者，进行刑事性质的法律追究，已经成为整个人类法的精神，现代法的精神发展的一个趋势。
从现在看来，最近的一个例子就是萨达姆，由於他利用专制的国家权力所犯下的反人类的刑事罪行，已经被伊拉克人民的正义法庭判处了死刑，并执行了死刑。据我所知，现在对红色高棉的刑事追诉也在进行着。
所以对中共暴政包括它的官员，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全部反人类罪行，也一定要实行法律的追究；特别是现在对法轮功精神修炼者仍然实施的这种政治大迫害所构成的反人类罪行，也必须受到刑事的追究。」
袁红冰认为，目前法庭允许原告潘宇对薄熙来进行经济上的索赔，只是进行严肃法律追究的第一步,并分析了法律依据。
袁红冰：「所以现在像潘宇先生还有其他一些受害者，在海外对薄熙来这些反人类罪行的实际执行者，提出民事赔偿的要求，只是对他们进行严肃的法律追究的第一步。提出这种民事赔偿的要求，有什麽法律根据呢？
根据法学理论，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被害人也有权利提出要求犯罪实施者赔偿他们由於他的犯罪行为给自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这样的一种对於刑事罪犯要求经济赔偿的诉讼制度，就叫做『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
所以潘宇先生现在所提出的这个要求，对薄熙来对他进行民事赔偿，主要有两点需要指出：第一点，薄熙来是一个反人类罪行的犯罪嫌疑人，对他的追诉本质是应当是刑事诉讼；第二点，潘宇先生要求他赔偿经济损失，也是有充分法律根据的。这个法律根据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制度。
那麽『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要求，原则上它的赔偿的范围，主要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的犯罪行为，直接的给被害人所造成的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所以赔偿的具体金额，那要由具体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袁红冰教授分析到，从中共夺取政权以後的五十多年中，中国有八千多万人非正常死亡，但是很少人用法律的武器来争取自己的权利，他相信从法轮功学员的起诉案中会有更多的人得到启示，这是他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之一。
袁红冰：「我想起诉薄熙来丶江泽民这些反人类罪行的犯罪者，是有重大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的。它的社会意义和历史价值可以从几个角度来分析，第一个角度就是在中共暴政建政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们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国家暴力，对中国人民实施了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大迫害，犯下了一次又一次的反人类罪行。
像上个世纪50年代末，中共暴政为了建立人民公社这个当代最大的农奴集中营，而在3年的时间里，使几千万中国农民由於饥饿而死。像上个世纪的60年代，发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又有数百万人死於非命；而在此之前的1957年反右运动，又有几十万的知识份子在政治大迫害中含冤死去。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的六四的血腥屠城事件。
从我们的回顾中可以看到，至今人们很少发现事件的受害者，真正拿起法律的武器来，以控诉犯罪人的方式去进行维护自己的权利丶抗争暴政的行为，我们看到很少有人这样做；而事实上在整个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这半个世纪以来，据统计已经有将近8千万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面对这样巨大的死亡数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中共暴政它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是多麽的严重，可以说是空前绝後。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运用法律的武器，来和共产党的官僚集团丶来和这些反人类罪的犯罪份子进行真正的抗争。
而现在法轮功精神修炼者对江泽民丶薄熙来等人的起诉，恰恰表现出中国人人权意识的觉醒，和中国人法律意识的觉醒。也就是中国人已经决心要用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基本人权，抗争暴政，控诉犯罪份子。
我想这种行为对於中国人的启蒙意义和价值是怎麽估计都不为过的，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特别是那些由於其他原因受到中共暴政的政治迫害和摧残的人们，会从法轮功学员起诉江泽民和薄熙来这些反人类罪的犯罪份子的行为中得到启示，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拿起法律的武器控诉罪犯，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这是第一个意义。」
袁红冰接着说到，起诉案的另一个意义就是，国际社会和现代法的精神越来越认同，任何一个正义的国家和正义的司法体系对於发生在任何国家的反人类罪行都有普遍的管辖权，也就是任何独裁者都不再有特权躲在国家主权的幌子後面任意残害本国的人民。(录音)
袁红冰：「我想第二个意义，就是他们的起诉代表了整个人类现在法的精神发展的一种趋势，那麽这个趋势是什麽呢？就是国际社会和现在法的精神越来越认同这样一种法的意识。那就是任何一种独裁者丶专制者利用他们所窃取和垄断真正国家权力，对本国人民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都应当受到国际法普遍的管辖。也就是任何一个正义的国家和正义司法体系，对於这种发生在任何国家的反人类罪行都有普遍的管辖权，都有权运用法律的司法审判的方式维护人权否定犯罪，作为整个人类世界发展的趋势。
那麽具体的讲就是，任何独裁者都不再有特权躲在所谓国家主权这个幌子後面，利用他们所掌握的专制国家权力，任意残害自己本国的人民而不受法律的惩罚的这种现象不会再继续下去了。
也就是说，只要你实施反人类罪犯罪行为，尽管你现在还掌握着独裁专制国家的权力，但是你已经不能逃脱法律对你的追溯和惩罚了。这对於那些迫使独裁者，在今後实施反人类罪行犯罪的时候，去思考他们自己必须承担的法律後果是很有意义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法轮功学员这些起诉，代表了一种现代法的精神发展的趋势。
当然这些起诉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了都还属於刑事诉讼和附带民事诉讼的范畴，很少有人直接对江泽民丶薄熙来这类的犯罪份子进行刑事指控。当然我们知道在2005年，悉尼特别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受理了当时的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一个对江泽民丶罗干丶周永康丶刘京等四个人的刑事犯罪的指控。
而且当时的悉尼特别国际刑事法庭也作出了判决，确认江泽民等人是有罪的，是反人罪罪行犯罪的实施者，并判处了他们的刑罚，就是终身监禁，不得保释。所以所有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对独裁者的控诉，我们想都会逐步的得到越来越多国际社会的承认。」
袁红冰教授从法律的角度回答了，谁有权利对法论功的价值做出判断，他并且认为法轮功学员利用公开的合法的诉讼行为，将有利於世界更深刻的更真实的理解法轮功。(录音)
袁红冰：「当然大家都有个是非的判断，中共暴政利用国家恐怖主义来镇压法轮功的精神信仰，那本身就毫无疑问是一种国家犯罪。那麽我们从法律的角度讲，那些关键在於谁能够对法轮功他的价值做出判断。那麽中共暴政一直自己以这个真理的掌握者自居，它们不知道它们没有资格判断别人信仰的对与错。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说法轮功的对与错，不是由中共暴政的这些官员们来判断的；他实际上由法轮功学员自己来判断的，他自己来判断信仰是对的还是错的，我自己认为对的，我就去坚持，我就要去信仰，这是信仰自由，我又没有强迫任何人接受我的信仰，所以我信仰什麽，任何人也没有资格来干预，国家就更没有权力利用重大国家机器来对我的信仰来迫害我。
所以在这个问题，基本上还是以一个对信仰自由中的理解问题，而不是什麽一般的常识等等这些问题。就是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信仰，只要这个信仰没有伤害其他人的利益，对於任何精神信仰都是应该受到尊敬的。所以这种起诉本身是合法的行为，而这个合法的行为，又是在法律的程序又必须公开的，一种公开的合法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法轮功学员对自己的权利的维护这样的一种过程，他当然有利於让整个世界更深刻的，更真实的理解法轮功。」
袁红冰认为法轮功学员的这些起诉还只是一个初步的法律追究，但他已经是个明确的标志，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对所有实行反人类罪行的人的法律追诉将成为下一个历史时代的重大的进程。(录音)
袁红冰：「法轮功精神修炼者的起诉，对这个反人类罪行的犯罪者是一个初步的法律追究，他还是属於刑事诉讼附带民事诉讼的民事赔偿的这个范畴之内的起诉。但是他又是一个明确的标志，一个明显的信号，那就是对所有的中共暴政统治下的那些中国人所受到的政治迫害，所受到的反人类罪行的荼毒，所有实行这些反人类罪行的人，对他们的法律追诉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了。
而且我相信中国人一旦觉醒了以後，通过法律的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惩治邪恶，将成为下一个历史时代重大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对中共暴政所有这些实施过这些反人类罪行的中共暴政官员的法律审判，将成为下一个历史时代实践社会正义的一种基本的方式。
而且这次审判，将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对独裁者的审判，都更加深刻的体现出人类对於基本人权的追求，人类对於自由民主的向往。那麽这些起诉，我相信很多人都看到了，这种起诉现在已经在全世界各地都展开了。
而且我相信法轮功学员的这种起诉，他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他对整个中国人都会有一种启蒙式的影响，会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从中意识到，他们自己也可以通过法律方式，起诉那些丶控诉那些对他们犯下反人类罪行的中共官员；并通过这种控诉，来把他们所遭受的苦难来告诉世界；通过这种控诉，来表达他们对於伸张正义的要求。
那麽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旦产生这种广泛的社会效应，我相信对於那些现在仍然在替中共暴政卖命的各级官员，会有极大的觉醒作用；他们要想逃脱历史的审判，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幡然悔悟，尽快的和中共暴政划清界线，并且用实际行动来赎自己过去的罪恶，只有如此他们将来才有可能得到法律的宽恕。」
今年九月四日薄熙来以中国商务部长的身份随胡锦涛到澳洲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抵澳首日就在自己下榻的宾馆被法轮功面递诉状。
据悉，中共官员因迫害法轮功在全球遭到起诉，目前已有近60个诉讼，除了薄熙来在澳洲被判有罪外，前北京市长刘淇丶辽宁省副省长夏德仁丶湖北省公安厅副厅长赵志飞等在美国被判有罪，中共驻加拿大前副总领事潘新春在加拿大因诽谤法轮功被送上法庭，被判有罪後潜逃回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