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令我无法理解甚至难以忍受的是，原本简单而明确的通胀概念，居然在国内大众传播当中变得混乱不堪。一种说法是，6.5％的CPI涨幅算不上通胀，因为核心通胀率仅为1.1%；另一种说法是，目前中国出现的通胀仅仅是结构性通胀，鉴于服装等消费品价格仍在下降，因此，还不到全面通胀的程度……

实际上，持续的物价上涨就是通胀。这一概念在经济学当中是非常明确的。受此指引，不要说6.5%的CPI月度涨幅，也不要说4.5%的CPI年度涨幅，即使CPI连续3个月上涨，并有可能继续上涨，就足以认定为通胀，而不论涨幅究竟有多大。经济学家早已证明，价格是颇具粘性的东西，尤其是在由一揽子商品及服务构成的价格体系当中。这决定了CPI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出尔反尔地上涨或下跌，以至于通胀往往表现为一个周期。

所谓核心通涨率是一个很美国的概念，通常指扣除食品及能源后的物价上涨水平。但是，考虑到通胀的危害性在于导致居民货币收入购买力下降，考虑到中美两国之间居民消费支出的恩格尔系数差距巨大，以上一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高达35.8%、农村居民消费支出恩格尔系数为更高的43%衡量，两位数以上的食品价格涨幅，对于广大中低收入家庭来说，无论如何都是相当核心的。

关于结构性通胀的辩解似乎毫无意义。人们显然不能由于衣着类消费品价格下降而无视食品价格上涨对整体的生活质量所构成的实质性影响，毕竟衣着支出仅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合计的10.37%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合计的5.94%，而且对于广大城乡中低收入家庭来说，实际的比重恐怕不到该等水平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一。情理之中，如果一个人连饭都吃不好，哪里会想到去买新衣裳。

在我看来，与其在通胀概念上玩花头，不如实实在在地去探索国内通胀的根源。

一周前，在与香港中文大学的何佳教 授一起喝酒时，他的学生曾问我：如何看待油价上涨对国内粮食价格的影响？据说，目前国内农田灌溉大多采用柴油机，而不是像当年集体经济时期主要采用电泵， 原因是分布在农田的公共电力设施许多因盗窃而受到毁坏。在这种情况下，每当国际市场原油价格上涨，无论政府是否出台成品油涨价措施，都会形成柴油供应紧 张，而且较边缘化的农村柴油供应往往首当其冲，以至于柴油价格上涨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并成为国内粮食涨价的主要原因。

我意识到他似乎相信国内粮食价格、食品价格以至CPI上涨主要是外部因素导致的。沿着这一思路，可以得出所谓输入型通胀的结论。

然而，自2005年以后，我已不在坚持以往持有的国内通胀具有输入型通胀特征的观点，而是渐渐相信导致现阶段国内通胀的主要原因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

我最初关注到的，是1994年进行的分税制改革以及随后不断加剧的地方财政亏空现象。数据显示，1994年以前，虽然中央财政长期处于亏空状态，但地方财政除个别年份外总体上保持节余。随后出现的情况是，一方面是中央财政节余突飞猛进，由1994年当年扭亏节余1152.1亿元，累计增长到2006年节余10458.2亿元；另一方面是地方财政不仅在1994年立即陷入亏空状态，而且亏空金额由最初的1726.6亿元累计增长到2006年的11940.8亿元。2006年，国内所有省级地区的财政支出都大于同期财政收入，19个地区的财政支出为同期财政收入的2倍以上，5个地区为3倍以上。

作为中国国情与发展研究所的经济学研究员，近年来我多次考察农村经济情况，知道受地方财政亏空影响，农村基层组织出现了重大变化。首先是许多地区的乡级基层组织发生了合并及裁撤，导致数量由1995年的29854个减少到2006年的16621个，扣除乡转镇的1606个，净减少14839个，减幅近一半。其次是原本广泛分布在县、乡、村的公共农业生产服务机构，如农机站、化肥站、种子站、牲畜防疫站等，受到大范围的裁撤或转变为私人经营。三是许多地方由政府资助的农村医疗机构也受到裁撤，使不少农民失去了公共医疗服务。

结果是什么？答案很清楚，农民原来不需要花钱便可以进行的经营项目如今必须自掏腰包，原来受政府资助的一些生活项目如今也变成了农民的消费支出。统计数据显示，近在1996～2006年，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支出由1887.49元增加到3931.8元，累计增幅108.31%（按当年价格计算，下同）。其中，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由523.97元增加到1104.1元，增幅为110.72%；生活消费支出由1076.22元增加到2415.5元，增幅为124.44%。然而，同期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累计增幅仅为86.23%（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累计增幅高达143.02%）。

足以涉及道德问题的是，最近10年，农民医疗支出增幅达到惊人的228.7%。顺便说一句，这也是为什么我个人愿尽绵薄之力去尝试开展乡村医疗援助项目的直接原因。

想想看，因地方财政持续亏空而改变的农村公共支出状况，如何不会透过增加农民负担的途径，转变为粮食价格、食品价格以至CPI上涨因素呢？

令人心痛的是，虽然统计数据显示自1978年以来农村贫困人口数量由最初的2.5亿人减少到如今的2148万人，但我注意到贫困标准仅仅由100元/人提升到693元/人，扣除物价上涨因素，该等标准28年来几乎维持不变。必须承认，贫困是一种相对的感觉，不仅相对于物价，而且相对于富人。

让我们回到何佳教 授的学生所提出的问题那里。中国的能源消耗结构原本侧重于煤炭以及以煤炭为一次能源的电力，这应当形成相对稳定的生产成本。但目前的情况是，受农村基层组 织公共支出不足以及农村公共服务逐渐真空影响，农业生产领域的能源消耗结构居然变得侧重于石油。于是，油价上涨这一看上去是外部的因素成了国内粮食涨价的 主要原因。说到底，这怨不到外人，倒是应当怨自己。

接 下来，如果连通胀的原因都搞不清楚，抑制通胀就一定是一句空话。更糟糕的是，以错误的判断形成的宏观调控政策很有可能导致更大的问题。在我看来，最大的问 题是不能尽快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以至于放任加大而不是努力减少国内矛盾，并最终失去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进而伤害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既 然没有充分证据证明通胀是由经济增长过快引发的，既然可以透过大举增加农村公共支出的途径从根本上缓解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并因此摆脱通胀对中国经济的困 扰，那么，为什么要坚持限制固定资产投资呢？难道中国的经济大厦不是依靠投资兴建的吗？为什么不利用流动性过剩这一十分重要的比较优势更快、更好地缩小贫 富差距，以至于整体地大幅度提高中国人民的幸福感或生活满意度呢？

我注意到，美国人已开始嘲笑我们：“一个生产力取得极大发展、有功于全球价格下降的国家，为何不能降低本国的物价”。

请 注意，千万不要去试图借鉴美国人的经验教训，中美之间的国情差距比太平洋还要巨大。重要的是，决策者应当亲自到基层开展调查研究，那种依靠别人或借助专业 普查掌握的情况往往不派用场。比如说，当年为了解决猪肉供应短缺问题，陈云同志曾把调研工作做到青浦农村的猪圈边，而且一去就是半个月。请容我再多说一 句，不要试图用科学发展观取代实事求是原则的地位，因为科学本身也必须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谁能证明“6.5%的CPI涨幅算不上通胀”不是伪科学呢？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对国内通胀的判断也足以影响到股票投资者对后市的看法。尽管过去一个多月来我一再提醒大家警惕中国石油A股发行赋予大盘的负面影响，但我并不怀疑，A股市场至少在未来一年内可继续获得出色的表现。

（本文转载自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