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本质是科学家为政治家做注释

为了平息国内外媒体对于三峡工程的质疑，中国官员总是把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拿来做救命稻草，言必“三峡工程的上马是经过工程可行性论证的”。１９８６年开始１９８９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本质是什么？它到底有多少“科学”含量？

一、三峡水库蓄水后，三峡工程问题渐显

１９９２年４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了国务院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提案，１９９４年１２月三峡工程正式开工，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长江截流，２００３年６月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之后三峡船闸试航成功，三峡水电站第一台发电机开始发电。三峡工程进展得出奇的顺利，特别是没有出现资金不足的问题，似乎关于三峡工程争论的尘埃已落。此时，李鹏的心情也特别好，让人把他的“众志绘宏图”的诗刻在石碑上，竖立在三峡大坝坝区的公园里，流芳千古。

但是，三峡水库正式蓄水一个半月之后，２００７年７月１３日零时二十分三峡大坝上游５６公里处的秭归县千将坪发生特大山体滑坡。滑坡体前沿涌入长江支流青干河后，形成的淤坝导致青干河堵塞断流。淤坝长１２８至４００米，厚１４５至４００米，淤坝坝面最高处高程达１７８米，最低处１４９米，淤坝前水位不断抬高使一些民房面临淹没危险。千将坪滑坡造成十二人死亡，另外十二人的尸体的没有找到，一共是二十四条人命。千将坪滑坡是一老滑坡，受三峡水库一期蓄水和降雨的影响发生复活下滑。

千将坪滑坡是三峡工程建设上的一个转折点。接踵而来的三峡工程问题是白帝城的安全问题；三峡水库的水质问题；三峡船闸的通过能力问题；三峡库区消落带的可能发生瘟疫问题；三峡水库水位调节带来的诱发地震、滑坡问题；水位调节带来下游航道水位过低、航运困难；长江口海水倒灌时间提前、强度加大；水库清水下泄所造成的长江中下游江堤被冲溃；入海物质发生变化；移民新址将被水库库水淹没；重庆洪水水位抬高，部分城区被淹没；三峡库区移民缺乏之前所许可的土地或者是工作位置，移民补偿费支付不足，移民面临无地可种，无工可做，生活无出路的状态……

二、可行性论证六个方案无论哪个胜出，都是建设三峡工程

三峡工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二个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的大型工程项目（另外一个是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是文化大革命之后第一个通过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建设项目，被赞誉为“民主、科学”决策的典范，是中国崛起的象征。

为什么一个通过“民主、科学”决策的工程，会出现这么多“先前未曾预料到的”严重问题？如果一个工程可行性论证不能预见这么多严重问题，这个工程可行性论证还有多少“科学”分量在里面？

其实１９８６年开始、１９８９年结束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不是论证三峡工程可建还是不可建，而只是论证三峡工程的蓄水位应该是多少高？上马三峡工程，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事情。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２４日邓小平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时对三峡工程表态说∶“我赞成搞低坝方案。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邓小平终于为三峡工程开了绿灯。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遭到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反对，特别是全国政协委员们的反对。１９８６年３月，邓小平接见美国《中报》董事长傅朝枢时表示：对兴建三峡工程这样关系千秋万代的大事，中国政府一定会周密考虑，有了一个好处最大、坏处最小的方案时，才会决定开工，是决不会草率从事的。仔细读读邓小平的讲话，就可以体会到中国政府只是在等待水库大坝的建设方案，而不是考虑是否建设的问题。１９８６年赵紫阳向邓小平汇报：“看了三峡后认为有三个问题：技术、经济、政治。技术经济问题都可以解决，难办的是政治问题。一些反对的同志，并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有的主要是对共产党有意见。如果将来人大审议时，有１／３弃权或反对，就成了政治问题。”邓小平的回答说：“上有政治问题，不上也有政治问题，不上的政治问题更大。”可见邓小平决心已下。１９８６年４月３日，李鹏在六届人大四次会议第二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三峡工程是具有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的一项伟大工程，中国政府对这个工程的态度，总的讲，第一是积极的，第二是非常慎重的。现在还没有就这项工程是不是正式开工作出决定。李鹏在回答记者问时，强调了三峡工程的防洪、发电、航运等的综合效益，是一项伟大工程。１９８６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进行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的１５号文件说得更加清楚∶“决定由水利电力部负责广泛组织各方面的专家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请注意，是进一步论证修改原来的三峡工程可行性报告，是在１９８４年国务院原则批准三峡工程的文件上的加深。

１９８６年开始的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研究一共进行了六个建设方案的研究，它们分别是∶

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５０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６０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０米，
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８０米，

一级开发分期建设，两级开发。

可以看出，无论可行性论证研究结果如何，不管中间哪个方案胜出，都是建设三峡工程。

三、三峡工程问题的本质是科学家做注释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本质，就是政治家画个圈，科学家做注释。这里可以拿几个实例来作证。

第一个实例是三峡水库防洪库容。

三峡水库防洪库容是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最重要的技术数据，因为它关系到三峡工程的第一目标——防洪能力的大小。简单地说，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高，防洪库容就大；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低，防洪库容就小。经过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三年的工作，得出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７５米，防洪限制水位海拔１４５米。按照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的定义，海拔１４５米至海拔１７５米之间的库容为防洪库容，防洪库容２２１．５亿立方米（按照国际定义，这库容为有效库容，有效库容再分防洪库容和发电的兴利库容。所以防洪库容比２２１．５亿立方米更小）。

早在１９８４年１１月，李鹏向中共中央递交的三峡地区和重庆考察报告中，就有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为２２０亿立方米的结论，而李鹏向中央建议的三峡水库的正常蓄水位为海拔１８０米，比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所建议的要高出整整５米，而且李鹏也没有定义防洪限制水位的高度。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８０米的防洪库容怎么能和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的防洪库容量真好一样呢？如果说这是一个巧合。那么事情还有下面的发展。三峡工程论证结束后，清华大学教授张光斗给国务院三峡建设委员会写信，说经过清华大学水利系师生的计算，防洪库容为２２１．５亿立方米是计算错误的结果，这个钱正英也知道，也经过长江水利委员会证实。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中的这个错误计算结果，怎么和李鹏向中央建议的数字就一样呢？

第二实例是三峡工程的两线五级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

早在１９８１年７月，长江流域办公室副主任魏廷铮在向邓小平汇报三峡工程时说，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５０００万吨。１９８１年魏廷铮尚不知道有三峡水库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的计划，更不知道三峡船闸的设计是两线五级船闸。１９８６年开始的论证，根本无法达这个数字。他们做了几个计算模型，通过一个比较接近实际的模型的计算，最大的单向通过能力约为每年３５００万吨。没有办法完成任务，他们只好为模型设计了一个最理想的条件，全部使用万吨船队，只有这样单向通过能力才能达到每年５０００万吨。但是长江上根本不可能全部使用万吨船队，而且按照三峡水库正常蓄水位海拔１７５米，汛期水位控制在海拔１４５米，每年起码有６个月时间不可能通行万吨船队，所以全年全部使用万吨船队是根本不可能的事。为了让政治家满意，科学家在论证报告中写道∶要想达到单向通过能力每年５０００万吨，就要多使用万吨船队。这是一个条件句，条件不成立，结果也不成立。为什么科学家要这样做？因为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５０００万吨的目标是政治家早已定下来的。科学家无法论证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只能想方设法给政治家一个满意的答复。科学家连说一个不字的勇气也没有。科学家的这个“要想达到单向通过能力每年５０００万吨，就要多使用万吨船队”的结论，到了国务院向全国人大的报告中，就成为“三峡工程的船闸的单向通过能力为每年５０００万吨”。

第三个实例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分为十四专业组，其中有一个生态环境组，专门研究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组长是中国科学院院士马世骏，顾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侯学煜，有一位副组长叫方子云。生态环境组对于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的结论是∶弊大于利。但是为了避免和上级领导的直接矛盾，马世骏建议在结论后面再补上一句话，即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马世骏的建议为绝大多数小组成员所接受，但是侯学煜先生不同意，所以也就没有在报告上面签字。１９８９年三峡工程可行性论证结束，生态环境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弊大于利，但是许多弊病是可以通过人为的措施加以限制的。马世骏和方子云都在这个结论上面签字。

１９９１年上半年，侯学煜先在北京解放军总医院去世，一个月后马世骏在河北一场车祸中丧生。１９９１年９月国务院三峡审查委员会任命方子云为生态环境组二组组长，重新编写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影响报告。经过改写，生态环境组二组的结论是∶三峡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利大于弊。现在中国政府引用的就是“利大于弊”的结论就是来自生态环境组二组。作为生态环境组二组组长的方子云既在“弊大于利”的结论上签字，又在“利大于弊”的结论上签字，这不是按照政治家的意愿作注释，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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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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