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后，又传，邓小平长子邓朴方，也将升任“政协副主席”。而在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太子党”人物，也为数不少。在军队中，大批中共元老之后获授少将、中将、乃至上将军衔。
在“太子党”的升迁浪潮中，尤以习近平的跃升为奇观，半年内实现三级跳：浙江省委书记，上海市委书记，政治局常委、名列首位的书记处书记，成为中共最高领导职务的第一顺位接班人，即所谓“第五代核心”。换言之，中共进入“第五代”之时，最高权力将落到“太子党”手上。
“太子党”大批接位，是中共“十七大”的最大看点。而促成这一结果的，是擅长权谋、长年负责组织工作的曾庆红，他本身也是“太子党”人物。曾庆红在“十七大”上引退，但他精心布局的“太子党”接班格局，却大功告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曾庆红是“功成身退”。
江不信任胡
当然，比曾庆红更关键的人物，是江泽民。谁都知道，习近平突然出线，是江泽民直接干政的结果。
江泽民退休之后，从未停止干政，其干政的力度，屡屡让外界惊异。这种惊异，已然经历了三层递进。第一层，2002至2003年，当海内外媒体广泛报道“中共最高权力将首次实现有序和平稳移交”时，却惊讶地发现，在交出了“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后，江泽民居然效法邓小平，继续留任“军委主席”；2004年，当江泽民被迫交出“军委主席”一职、外界普遍以为胡锦涛“大权在握”之时，却又惊讶地发现，江泽民继续通过遍布党政军的“上海帮”或江系人马，有效牵制胡锦涛。
最大的惊讶，恐怕还是2007年，当外界普遍以为在陈良宇下狱、黄菊暴亡之后，江系受到沉重打击，胡锦涛将成为“十七大”的大赢家，岂料，江泽民竟能插手“第五代”人事安排，硬是将“李克强接班”的原案，变成“习近平李克强同时出线、习近平后来居上”的新版。在这个回合中，江泽民大胜，胡锦涛大败。
江泽民的强力介入，势必不利于胡锦涛。江胡之间，与其说是“权力斗争”，不如说是信任危机。说穿了：江泽民不信任胡锦涛。
江泽民有理由不信任胡锦涛。“胡温新政”的传说，“科学发展观”代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论代替“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等等，都可能使江感受到，胡在颠覆自己。去年，胡与曾联手，干掉了江的爱将陈良宇，更使江耿耿于怀，坐卧不安，伺机报复。
“十七大”之前，甚至还有一段“谈民主”的试探。2007年1月，胡的“智囊”、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公开撰写《民主是个好东西》；3月，在胡的理论阵地，中央党校副校长李君如又补充说“民主是个不坏的东西”；9月，同样是在胡的理论阵地，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发表文章，题为《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不可割裂》。所有这些“谈民主”的文章和言论，都引发外界猜测，自然也引起老江的警觉。
于是，终于，老江决定在“十七大”时出手，利用自己在党政军系统和各地方布局的人脉和人马，与胡决一死战。主要目标：要按照江的意志，安排和左右“第五代”。会后，情况明了，江达到了他的大部分目的。江泽民是“十七大”的真正赢家。
中共“十七大”表明，在中共党内，老人政治还有生命，还在延续。就进化和成熟度而言，中共还不如越共。
老人不相信“外人”
汉朝初期，吕后一党遭铲除之后，汉朝廷立了一条规矩：“非刘氏不得封王”；并从此对“外戚干政”严加防范。今日中共，“太子党”以外，都属“外戚”，为中共老人所疑虑和不信任。中共元老陈云曾经有言在先：“我们的子弟接班，至少不会反对我们。”此言不虚，到1989年“6．4”时期就有证明：在中共高层中，唯有“太子党”人物李鹏，最听邓小平和元老的话，力主镇压。从此之后，陈云的遗训，相信更为中共老人所铭记。
可怜大大小小的中共官吏，投身中共，为中共效力，不可不为卖命，却竟不知道，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不被中共老人所信任，而视为“外戚”、“远亲”、乃至“外人”。
胡锦涛和温家宝，均出生平民，经长期洗磨、隐忍，偶然得据大位。但胡温两人，本身不被江泽民和中共老人信任，这是他们作为中共最高当权者的莫大尴尬。
说到胡锦涛，谨慎有余，开创不足。以其性格来看，如果某种改革没有风险，他自然乐得推进，赢得名声；但一旦发现某种改革有风险，可能危及自己的大位和前途时，他则宁可无所作为。
如果任内稳稳当当，退休后，还有巨大的利益，足可安度晚年。众所周知，中共政治局常委级高官离休，每年耗费公款近亿元，别墅、行宫、专机、专列、高级轿车、专家医疗组、专职厨师、专职警卫、专职工作人员，等等，应有尽有，可任意享用和支配。反之，如果任内翻船，如赵紫阳，不仅落得个终身软禁，相关福利也大幅缩水，生活水准几乎下降到中下层干部待遇。（丁子霖前往吊唁赵紫阳时，曾为赵抱屈：没想到院子那么小，与普通老百姓住的没区别，我真替他感到难过。）
有巨大的诱惑，有深刻的教训，对平庸之辈如胡锦涛而言，怎能不掂量再三？当有人幻想胡将在第二个任期开启政改时，却不知道，胡恐怕已经开始盘算如何平稳打发第二个任期，如何安稳退休，保障未来的超高待遇。所以民间把政改的希望寄托于胡锦涛，实在是勉为其难，难免尝尽“恨铁不成钢”的苦涩滋味！
权为党所用
胡锦涛掌权伊始，曾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被捧为“新三民主义”。如今看来，这个“新三民主义”，就如“为人民服务”的口号一样，有名无实。
其实，当权者为谁服务，取决于其权力的来源。在民主国家，领导人由人民选举产生，他自然对选民感恩，并服务于选民，不然，他还可能被选民淘汰。正所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
而在专制国家，接班人由“小圈子”指定，这个“小圈子”，就是上一代当权者。被指定的新当权者，必对这个“小圈子”负责，向这个“小圈子”效忠，维护“小圈子”的既得利益。否则，他还可能被“小圈子”拿下，就如胡耀邦和赵紫阳的下场。
具体到胡锦涛，他的权力来源，首先是邓小平。于是，首先，他要感恩于邓小平。“十七大”之后，即传出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将登高位，出任“政协副主席”。有关报道的题目是：“胡锦涛有情有义：邓朴方将荣升国家领导人”。说的很直白：胡锦涛要向邓小平报恩。
依照这一逻辑，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胡锦涛要开会纪念胡耀邦？因为后者于他，有知遇之恩，任职贵州和西藏，都得力于胡耀邦的破格重用。胡锦涛纪念胡耀邦，表明他不忘旧恩，作为观众，如果硬要联想到“政改”，恐怕是牵强附会，或曰：自作多情。
胡锦涛难以摆脱江泽民，甚至关系暧昧，原因也在于此：尽管江泽民对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个接班人百般看不顺眼，多次起意废除，但毕竟，江泽民没有废掉胡锦涛，最终还让他继承了大位。于是，即便胡锦涛大权在握，还需对江泽民毕恭毕敬。一旦江发作起来，胡还不得不忍让三分。这，恰恰也是老江能够在“十七大”人事安排上如愿以偿的原因之一。
感念老人，而不感念民众，是由中共的一党专制体制和权力私相授受的本质所决定的。在中共和胡锦涛那里，所谓“权为民所用”，是空话；“权为党所用”，才是实话。说是“立党为公”，实际是为“立公为党”。只有在民主社会，权力来自选民、来自人民，才有可能实现“权为民所用”。正如林肯所说：“that government of the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属于人民、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林肯能够大声道出这样的论断，原因无他，就是因为：他是民选总统。
中共的集体焦虑
中共“十七大”，布局大批“太子党”接班，实际上，泄露了中共的“集体焦虑”：唯恐有朝一日，有人变天，共产党前功尽弃。
怕变天，是怕被清算。从发动内战、拒不抗日，到流血土改、“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直至“6．4”大屠杀、镇压法轮功，中共之血债，厚积天地、罄竹难书。一旦变天、一旦受到清算，中共之下场，可想而知。
中共的“集体焦虑”，恰恰从反面折射出一个现实，那就是：历史愈是演进，世界愈是文明化，中共承受的压力，愈是巨大，变天的可能性，愈是不可避免。到了中共“第五代”，变天的气候，或如箭在弦，不得不发。
“太子党”未必可靠
为了防止变天，中共老人和保守派，层层设防。至少设防四层：防范“外国敌对势力”，防范“国内敌对势力”，防范民众，防范中共内部。
第一层，防范“外国敌对势力”。任何国家，只要批评中共政权，促使其弃恶扬善，就遭到中共的痛批和妖魔化，并视为“敌对势力”，诸如美国、欧盟等。反之，对于诸如俄罗斯和北朝鲜这些国家，尽管常常干出种种不利于中国的事情，但只要它们没有批评中共，没有施压中共改善人权，中共就从来不会对他们出一句恶言。
第二层，防范“国内敌对势力”。在13亿中国人中，任何批评、抗议和反对中共的个人和团体，都被中共视为国内“敌对势力”。在中共眼里，国内“敌对势力”的范围越来越大：民运人士、法轮功学员、宗教人士，以及台湾、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独立倾向的部分，都被划为“敌对势力”。甚至于，用中共自订的“法律”维护自身或民众权益的“维权人士”，也被划为“敌对势力”。最后，连饥寒交迫的上访民众，都成了中共眼中的“敌对势力”。
第三层，防范民众。比如，今次的“十七大”。中共居然动用80多万人搞“保卫”，水泄不通，滴水不漏，如临大敌，如惊弓之鸟，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被外界形容为“地下党开会”、“黑社会开会”。更有甚者，连北京出租车司机，都被下令禁止谈政治。真个是，“防民之口有如防川。”当权者内心的虚弱与恐惧，可见一斑。中共把政半个多世纪，仍然对自己没有信心。
第四层，防范中共内部。说到这一点，就是今天的题目，大批启用“太子党”，严防大权旁落。多数中共干部，从上至下，都被视为“外戚”、“外人”，而不被信任。
层层设防，未必就能防得住。道理很简单，“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的地方，就有思想，就有分歧，实在是防不胜防。比如习近平，本身就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中共元老之后，是“太子党”，可能全力维持现状、维护共产党江山；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习仲勋，却是中共党内少有的开明人物，力主“改革开放”；在胡耀邦落难时，敢于出头仗义执言；“6．4”时期，反对军队镇压学生；等等。如果习近平能够受到乃父影响、潜藏乃父之风，面临历史关头时，未必就不会弃一党之私，而就民族大义。
从这层意义上而言，江泽民选择习近平，大概也是为自己备一条后路。毕竟，习近平上位和李克强上位，对江来说，意义迥异。李克强上位，感恩的对象是胡锦涛，而习近平上位，感恩的对象则是江泽民。至少，江泽民希望如此。
（在“中共十七大后中国政局走向”研讨会上的演讲，2007年11月18日，于纽约）
来源: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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