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血肉横飞的战争史，其中最残酷的场景不是英法联军，不是鸦片战争，不是甲午战争，不是八国联军，甚至不是八年抗战，而是国共之间的内战。
国 共之间从文斗到武斗，从民国十六年上海清共到西安事变之前的五次围剿，双方都伤亡惨重，抗战军与所谓国共合作，也只不过是表像，实质的斗争从未停止，因为 内斗无端消耗自己的力量，让抗战门得那麽辛苦，最後得到的是惨胜。假如没有内斗，抗战八年日本会付出十倍以上的代价，内斗的结果便宜了日本人。
国共斗争的原因至为复杂，除了少数领导人个人的野心丶权力欲，许多的知识份子投入的动机是良善的，都是为了中国救亡图存，争的是救国方法，是建国路线，而方法路线变成意识型态的时候就势不两立了。
抗战结束，内战开打，国府在很短时间之内土崩瓦解，一九四九年国府迁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
国 民党崩溃之快，简直是史无前例，国民党败亡的原因很多，史学家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归咎於国民党贪污腐败，而我认为这是见树不见木林的说法。我的认为蒋介石 本人在军事的成就远不如政治上的成就，而在政治上在大陆只不过没有机会发挥而已，西方学者无不认为蒋的十年建设（民国十六年到民国二十六年）成就非凡，十 年时间建立了一个西方民主法治政府，颁布了适用於现代社会的法律丶统一货币丶税收，使国库充实，而有力量致力教育丶农工发展，但是所谓黄金十年，其实没有 一天平静，除了五次剿共外，十九年的中原大战接着发生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松沪之役，内部又有闽变丶两广事件，国府几乎无一日安宁。而十年建设有此成绩诚属 难能可贵，连对蒋一向不友善的费正清都对蒋的成就大为肯定。
其实共产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逆流，共产思想就像泸过性病毒，经过空气传染，所到 之处，中国无所逃於天地之间，当时只有两种社会可以躲掉共产主义思潮的感染，一是西欧美国的真正资本主义社会，一定宗教国家，尤其是回教社会，用意识型态 对抗意识型态，而中国当时是处在中世纪的农业社会，抗战八年民穷财尽，战争结束後第一要务是整顿金融，恢复各项建设，但是整顿金融非先裁军不可，当时中国 根本无力养那麽多军队，但是内战爆发，裁军刚一执行就被迫叫停，国府并非没有财经人才，法币历经八年抗战都尚称稳定。但是胜利後内战问题丶军费问题，干扰 了金融改革，为军费及通货问题，蒋丶宋之间经常激烈争执。
宋说：「中共央银行不能再多印一毛钱，否则必然通货膨胀。」
蒋说：「我非要四千万不可，没有钱发军饷，明天就可能兵变，还谈什麽通货膨胀。」
裁 军决策迫於内战中途停止，抗战结束财政负担因内战反而加重。百姓渴望和平，士无斗志，政府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百废待兴，样样都要钱，但是政府已经一穷二 白，共产党乘机全面出击，共产主义的理想至为动听，共产党员充满自信，连国际友人都相信毛泽东是土地改革者，劳苦大众的救星，历史走到这一步，已经是一局 死棋，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国民党。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段历史国民党之败是非战之罪也，国民党处在一个变革中的农业社会，在思想上丶意识型 态上，根本无力对抗共产思想，何况战後千疮百孔的社会，疗伤止痛尚且无暇，那经得起共党火上加油。至於共产主义的可行性问题，以俄国为例，一直到哥巴契夫 时代才有结论，而当时俄国已实行共产主义八十多年，当时中国知识份子对共产主义充满激情与幻想，是非对错没经过实验，不会有答案。
国共问题其实是路线问题，「时间」澄清了丶印证了许多理论，时间也应该化解掉许多恩怨，所谓一笑泯恩仇，过去的武斗是多麽的无稽与不值。
回顾这段历史，双方都应该记取这页残酷的丶用鲜血记录的教训，中国人再也不要打内战，骨肉相残的悲剧到此为止，尤其是只是为了主张丶信仰。
假如大家都相信邓小平的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那麽国共的路线之争已经有了答案，剩下来的只是政权问题及面子问题，这从中共通过「物权法」已经得到证明。
问题已有答案，事实已经说明一切，台湾当局应该把问题拉回争执的起点，回归理性的思辩，座上谈判桌争里子而让出面子，争千秋而忍一时。
共产党更要有以大事小的胸襟，接受经验的勇气，任何对台湾的压迫，都有失大汉民族的大家风范，都无助於两岸的通一。
两岸的谈判，除了实务的经贸问题以外，我建议台湾当局更要大胆的丶主动的从务虚的学术辩论切入，如双方学者共同研究抗战史，在民族大义的基础上，对於殉国将士相互承认。又如从财经政策切入，以台湾经验提供大陆如何应付通货膨胀丶货币升值的优缺点等等。
历史走到国共内斗该结束的时候。
当大陆已经放弃共产主义的时候。
当大陆已经和平崛起以後。
当我们每年对大陆出超几百亿以後。
我们还像二百五一样，整天对大陆横眉竖目来表态自己爱台湾丶骗选票，这些人才是卖台集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