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新锐导演李玉以最新的剧情片《苹果》（Lost in Beijing）来展现新旧北京的互相碰撞和冲突，捕捉了老百姓在经济起飞的漩涡中作出比戏剧更荒诞的抉择。
《苹果》因为没有向大陆当局报备而参加国际影展，引起连串波澜。在二零零七年十月中共十七大开过后，才获得解禁，十一月三十日起在大陆公映被删剪过的版本，上映一个月票房突破一千七百万元人民币（约二百三十万美元），是近年来中国大陆文艺片票房成绩不错的一部。但今年一月六日，有消息指中国国家广电总局以违规制作涉色情内容并在互联网上传播等三项理由，吊销放映许可证，禁止公映和传播，成为广电总局去年底发布的"重申禁止制作和播映色情电影的通知"后的第一个祭品。谈到电影被禁、制片人方励被罚两年内不得从事电影业务，导演李玉觉得很无奈。她说，将影片部分内容上载上网，并非制片人和导演做的，而是一些网友的盗版侵权行为；"这是盗版侵权问题，应当惩罚盗版者而不是制片人"。她担心当局会以同样的理由和方式对待她的下一部片。
《苹果》以一宗强奸案来剖析在经济腾飞之下，北京城里的新贵和民工阶级的对立。影片讽刺了在"金钱至上"的大潮流下，中国大陆的道德失落和社会失序。由梁家辉饰演的港商林东在北京开设足浴店，一天他强奸了由范冰冰饰演的洗脚妹刘苹果，刚巧刘当建筑工人的老公坤，悬在摩天大楼外擦窗户时看到这幕情景，坤与刘想状告林东，但苦无门路。不久，刘苹果发现有孕，坤便趁机敲诈林东。林东的老婆王梅不育，他也高兴接纳新生儿；但王梅却勾引坤，两对夫妇发展出一段欲断难断、爱恨交缠的畸恋。最后刘觉悟并抱走了小孩，展开自己的人生路。
以下是导演李玉在电影被禁前接受专访的摘要：
你以前是中央电视台新闻主持，为什么改行去拍电影？
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闻，我只是像一个木偶一样，人家讲什么我就讲什么，我觉得很苦恼。拍纪录片以后才知道我可以用另一种方法表达我要表达的东西，自由得多。拍纪录片久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会更多的接触别人的隐私。我就想，那么我写成故事就不构成伤害了。哪怕是写真实的故事，人家还是觉得是虚构的，但那些故事还是有真实的力量在里面的。
作为一个女性导演，在中国大陆拍片会特别困难吗？
我第一次去拉投资的时候是二十五岁，那时没有人相信我会拍电影。我很苦恼，到最后很绝望，不得不把自己的房子卖掉了。首部电影在威尼斯获得一个小奖以后，人家才觉得我有导演的才华。第一次拍电影就特别难，尤其是女导演，人家会说："一个女孩长的不丑，去当导演拍电影干什么？"行内会觉得拍电影是一个男性世界的事情。
你是怎样构思《苹果》这个故事的？
我是从报纸上看到一个报道取得灵感的。我觉得中国现在的变化是让人震惊的。但在这个经济超高速发展的时候，人的心灵跟不上经济的发展，出现很多新的人际关系，而性关系也是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想以这个出发。
为什么你这次选择以性爱为电影题材，挑战大陆当局的审查规定？
中国大陆版本的性爱部分全被删掉，剪了约十五分钟。大陆有明文规定不能露屁股、不能有暴露镜头，做爱的镜头不能超过三秒。电检当局删掉了片中老女人与年轻男人的床戏，他们说觉得很不舒服。但相反的就可以，老男人可以找小女孩，这是很可笑的理由。
遮住眼睛不看阴暗面
而片中小妹那个角色，在足浴店被开除以后，从一个纯真的女孩慢慢变成一个妓女，这一个过程，他们也接受不了，也全被剪掉。此外，电影里林东开轿车去苹果家里的时候，在高速公路上溅到地上的脏水也被剪掉。他们觉得北京有这样的情况吗？他们会把自己眼睛遮住，不承认北京有妓女、有脏水、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很多人问我："你为什么不出国外拍电影？"我说中国现在是出故事的地方。作为一个中国的导演，有责任来表达这个时代。其实大陆的导演很苦，一接近现实主义的东西就会被禁或有麻烦。因为离生活太近了，所以大家都会有一种身在其中看不清的感觉。但是我觉得现这个时代应该拍这样新的时代的电影，这尤其能引起中国人的反思。
你觉得二零零八年北京奥运之后，当局会贯彻开放新闻和言论自由的承诺吗？
这得看气候，中国喜欢用"政治气候"这个词。零七年气候不好是因为十七大，零八年可能不好是因为奥运。这两年连在一起，可能大家就会形容为"白色恐怖"。最近电影审查特别严，可能过一阵子会松一点。只要有电影审查就会有松松紧紧的过程。如果全部取消的话，让你放开的拍，中国导演也未必全做好了准备。你看韩国导演去好莱坞学习技术，你不要瞧不起人家的商业片，类型片是很难拍的。你要学习才能提高，才能超越。中国导演特别沉迷艺术电影或者是自说自话的。我觉得观众是很重要的，他们能替你传播你的思想、你的不安、你的观察和社会感觉。我一直希望我的电影能做到艺术跟商业结合。
《苹果》的英文名是"Lost in Beijing"（迷失北京），为什么不用？
我以前采访过很多卡拉OK的小姐，有一个就叫刘苹果。我觉得这名字很吸引人，有扑面而来的气息，让你觉得以前没有人会叫那样的名字。我觉得很幽默，就直接用了。
其实"迷失北京"更有力量。片子里面的四个角色都不是地道的北京人，跟我的角度一样，我也是一个外来人，从山东来到北京定居。我们大家都一起拥护、观察这一个城市，被这个城市排斥或者接纳。所以电影里才会出现那些空镜，以那样的方式来看北京。
你的电影由一个"戴绿帽子"的故事来探索扭曲的人性，可以谈一下你如何塑造这些角色吗？
现在北京的人特别有意思，他们总是会比电影更戏剧化。《苹果》是一个真实的例子，新闻里有播过。每个人都活得理直气壮，他们超自信，认为"任何的一种事情都有一种解决的方法"，这就是片中的王梅喜欢讲的，自认为凡事都有一种平衡的方式。现在的中国人觉得他们比以前的中国人更理性和觉得聪明，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实际上有很多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譬如片中的坤要报复林东，而去干他的老婆。其实这会令他们两个人更苦恼，更空虚。很多事情是平衡不了。
贴近生活不提供答案
好像坤，他一直在错误的道路上理直气壮，因为他觉得是对的。他要好的生活，这是没有错的。片中每一个角色的动机都是可以理解的，电影会刺激我们思考为什么我们所处的社会会变成这样。如果政府不是很脆弱的话，看到这样的电影应该是很高兴，它没有去颠覆所谓的国家政策、政治机器，它只是给大家提出一些问题，没有特定的答案。用开放的方式来观看社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窗口。
你希望你的电影向西方观众表现怎么样的中国？
欧洲有文化强势，他们比较能接受像《红高粱》、《秋菊打官司》那样描述比较落后、阴暗和较传统的生活方式的中国电影，因为他们觉得那就是中国。但我的电影要他们跟我们一齐来感受中国这个时代，看我们每天如何应付突如其来的变化。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电影跟他们十分贴近。我坚持做这样的电影，就是让他们看到中国不仅是有《菊豆》，不只有《秋菊打官司》，而是有一种新的表达中国的电影。我是在表达脱离了生存困境、精神困境的城市人的状况，不是在讲小县城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