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道德表彰是中共的一贯做法。中共以前长期自我标榜"伟光正"，如今又自封"三个代表"。官方控制的媒体总是把党中央的领导说成"英明领导"，中央出台的各项政策都是"好政策"，"惠民政策"。GDP增长，内企出口创汇，卫星上天，"嫦娥"奔月，国产飞机，"南海一号"打捞出水，甚至养活十三亿人口，这一切成绩都是在党的领导下取得的。打开CCTV新闻联播，总会看到党的高层领导为了国计民生或会见外宾，或外出视察，或开会发表重要讲话的忙碌身影，总会听到基层党组织或地方政府为民众办多少件诸如盖廉租房，提供冬季供暖，建环保项目等实事的报道。党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简直成为高尚道德的化身。除了歌颂党和党的高层以外，中共还大力塑造，宣传道德楷模，搜罗，夸大和表彰日常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好人好事"。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把张思德，刘胡兰等树为英雄模范人物供人学习效仿。中共建政后，更大树特树雷锋，焦裕禄，铁人王进喜等道德模范和先进人物，开展大规模学雷锋运动。改革开放以后，中共重提学雷锋，新塑张海迪，蒋筑英，孔繁森等新道德楷模供人顶礼膜拜。此外，中共还经常表彰转瞬即逝，各领风骚没几天的各种"好人好事"。打开 CCTV新闻类节目，经常可以看到诸如某服务员拾金不昧，某民工抢救落水者，某市民勇斗入室窃贼之类的"好人好事"。
与中共奉行道德表彰相反，西方社会一向奉行道德批评原则，打开西方的平面媒体，看到的全是凶杀抢劫，天灾人祸，政治丑闻和名人绯闻的负面报道。道德批评就是个人或群体（包括社会组织，集团，阶层等）自发地揭露和批判不道德甚至丑恶的社会现象，所谓不道德或丑恶的社会现象不仅包括个人或群体的不道德行为，做法，而且包括不公正不道德的制度，法规，政策及其维护者。开展道德批评的主体往往来自民间社会，如民众，独立媒体，非政府组织等，但也可以是国家权力机关（如议会），或社会政治团体（如在野党）。道德批评虽然不排除自上而下的批评，但自下而上的批评，即普通公民或社会底层对公众人物或上流社会的监督批评，才是道德批评的实质和常态。自下而上的道德批评主要表现为民众对统治集团的监督批评，而且统治集团中官衔越高，社会影响力越大的人，所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监督批评也越多，越严厉。由于一国的中央政府及其领导人处于国家统治集团的最高层，并且最容易产生滥用公权，独裁专制和腐败现象，所以民众对国家政府及其领导人的监督批评是道德批评的最重要环节。在民主国家，民众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的批评往往十分严厉，苛刻，这种批评常常是小题大做，无限上纲，甚至是捕风捉影，凭空推测，而政府及其领导人往往表现得宽宏大度，对毫无根据的攻击言论或明显的造谣中伤不予追究。
中国式的道德表彰针对的是统治集团（即中共）和统治集团所欣赏的人，而西方式的道德批评主要也是针对统治集团及其领导层，前者是同体的自我表彰，而后者是异体（与政府对立的民间社会）的批评监督，中式的道德表彰与西式的道德批评到底孰轻孰重？很显然，中国式的道德表彰无关紧要，可有可无，甚至弊大于利，而西方式的道德批评却甚为重要，必不可少，这种道德批评要比道德表彰重要得多。
首先，道德批评使被批评的掌权者或公众人物谦虚谨慎，节制沉稳，循规蹈矩，甚至诚惶诚恐，兢兢业业，尽职尽责。而注重道德表彰，缺乏道德批评的社会氛围却容易使掌权者，执法者自以为是，唯我独尊，骄横放纵，飞扬跋扈，甚至目无法纪，滥用公权，一手遮天，为所欲为。西方媒体一向以揭露和批判社会阴暗面为己任，对政客，社会名流以及公权力的掌握者往往不讲优点，而专挑缺点和毛病，甚至到了吹毛求疵"鸡蛋里面挑骨头"的地步。这种对公众人物动辄严厉批评的社会舆论氛围，使西方国家领导人和社会精英人物对透过媒体批评他们的民众常怀敬畏之心，不是有"美国政府怕人民"一说吗？所以掌权者和"公仆"们只好奉公守法，廉洁自律，而不敢为所欲为，放荡不羁，鲜有我们这里随处可见的吃喝嫖赌贪五毒俱全的"公仆"。反观奉道德表彰为法宝的中共，各级领导干部每天所听到的都是阿谀奉承，歌功颂德之辞，党政权力从来不受公众批评监督的挑战和制约，结果导致某些基层领导干部骄横跋扈，公权私用，无法无天，成为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土皇帝，那怕听到一星半点的批评非议也会暴跳如雷，立马野蛮打压批评者。最近发生的因报道县委书记负面，辽西西丰警察进京抓记者一事不就充分说明这一点？而且批评县委书记招来横祸已经成为一种现象，在全国各个省都有发生，有人或上访举报，或发手机短信，或上网发言批评县委书记，尽管这些批评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却都遭到县委书记调动手下公检法机关暴力执法，野蛮抓捕！这些县委书记只是九品芝麻官却这么猖狂，人家布什贵为美国总统，却对纯粹捏造事实，造谣污蔑诽谤他的《华氏九一一》一书及其作者听之任之，不予计较和追究。
其次，道德表彰对树立道德底线和道德戒侓意识并无明显好处，而道德批评却能够强化被批评者和公众的道德底线和道德规范意识。道德表彰所针对的是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行为，在实际的表彰过程中，往往还要把这些需要加以表彰的高尚的东西夸大拔高，所树立的道德楷模多半是人为塑造的带有高大全特色的崇高形象，造成道德楷模的思想品质和事迹如日中天，高不可攀，离道德底线和最起码的道德戒律甚远。光知道这些高高在上的思想品质，事迹行为并不能透彻了解现实中道德底线何在，最基本的道德戒律，规范又是什么？也不能担保举止言行不超越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不违背最基本的道德戒律。如妇孺皆知的雷锋事迹就无力抵挡道德底线屡屡被冲破，社会道德大面积沦丧。而道德批评本来就是根据人们掌握的道德底线道德戒律所作出的判断，所以道德批评往往直接揭示道德底线和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戒律究竟是什么，如我们批评公款吃喝现象，这种批评直接而明显地揭示"不能乱花公家一分钱"这一道德底线，而这也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戒律。因此，通过道德批评，争论，特别是对政治领导人和公众人物的舆论监督，媒体批评，可以使人明辨道德上的是非界线，强化道德底线和道德规范意识。再拿西丰警察进京抓《法制日报》记者来讲，当时报社老总心虚胆怯，对抓记者警察不敢怠慢，当事记者更吓得东躲西藏。此事一经另一家报社披露，"举网哗然"，是非曲直立判，人们一下子醒悟，西丰警方赶紧道歉认错，报社与当事记者立马高调维权，反告对方，而广大读者，网民亦充分认识到西丰县委，警方此举不仅早已超越道德底线，违背基本道德戒律，而且还是公权私用，打击报复，严重违法乱纪的野蛮行径。由此可见，公开自发的道德批评对强化人们法律观念和道德底线，道德戒律意识，提高明辨是非的能力是何等重要！
第三，法律与道德虽然分属不同的领域，但二者有相同之处；就是都需要制裁和惩罚立威。法律的制裁包括剥夺财产，限制自由，终身监禁等。而道德的制裁主要包括揭露，批判，谴责，甚至还包括行政记过（如做诚信记录）或货币赔偿等。如果没有一系列相关的制裁和惩罚措施相配套，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就得不到树立和维护，所有法律条文都将变成一纸空文。如果法律只规定如何奖励舍己救人的壮举，而不谈怎样惩罚谋财害命的罪行，杀人越货不受相应的严厉惩罚，那么偷盗抢劫，杀人越货的恶行就会越来越多，而舍已救人的壮举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绝迹，整个社会将变成窃贼，强盗和杀人犯的乐园！同样道理，如果道德没有一系列相关的制裁和惩罚措施相配套，而只是热衷于道德表彰，歌颂，奖励，塑造道德楷模，一味歌功颂德，对损人利己，见义不为，见利忘义，不讲诚信等不道德行为没有及时有力地揭露，批判，谴责，制裁和惩罚，特别是对政府及其领导人缺乏有效的批评监督，滥用公权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没有受到强烈批判，公开谴责，甚至示威抗议，那么道德的权威和尊严同样不能树立和维护，所有道德规范都会变成一纸空文，整个社会将变成寡廉鲜耻，利欲薰心，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巧取豪夺的缺德者的乐园！
第四，不断加强的道德表彰无法阻止道德危机的产生，积累和加剧，而道德批评却能有效消除和缓解伴随道德表彰的过程产生的社会道德危机。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发起一轮又一轮道德净化运动，不断加强道德表彰力度，塑造越来越多新道德楷模（如方永刚，孔祥瑞，洪战辉等），前不久还在开展评选和表彰全国道德模范活动。然而社会道德却每况愈下，呈现加速败坏的趋势。改革开放初期所没有的癌症村，卖淫村，小偷村，造假村，拐卖村，以及黑砖窑，血汗工厂等现在都出现了，至于偷盗抢劫，卖淫嫖娼，吸毒贩毒，坑蒙拐骗等更是随处可见，并且随着道德表彰的不断加强而猛增疯长。多亏有了互联网，民间社会力量可以透过网络开展道德批评，正是依靠这种自发的网络批评，才使哈尔宾宝马案，孙志刚案以及萨斯事件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使厦门PX污染化工项目得以缓建，停建，直至很可能迁址，而山西黑砖窑一经网上披露，立马受到亿万民众的愤怒声讨，被迅速追究，处理和关闭。这些网络批评虽然还受到诸多人为限制，但却已经显示出强大的威力，可以设想，如果把对网上或其他媒体上的批评性言论的种种人为限制通通解除，让舆论监督和社会批判完全自由的展开，那么道德批评就能发挥出更加强大的威力，类似孙志刚萨斯等案件和事件以及黑砖窑之类也许早就被消灭在萌芽状态中。
总而言之，无论是对纠正某些公仆仗势欺人的霸道作风和巧进取豪夺的贪婪习性，还是对强化公民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戒律意识，通过大力揭露批判，制裁和惩罚的手段消除不道德和丑恶的社会现象，从而有效缓解社会道德危机，净化社会生活环境来说，道德批评都会发挥积极的卓有成效的建设性作用，而道德表彰对此不但不能发挥多大作用，而且还会产生障碍和弊端。当然，这种道德批评必须是真正来自异体（民间社会）和完全自发的，而绝不是政府操纵的作秀式的隔靴搔痒的监督批评，更不是文革那种口诛笔伐的大批判和目无法纪的抄家揪斗。而要真正建立这种西方式的道德批评的长效机制，就必须积极推动政治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