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自救常识（第二章）：文化传统

第二章 文化传统

七、道家归真法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之道，源远流长。早自炎帝、黄帝、尧、舜、禹等，即以治理天下的途径成就大道。他们的修习历程与“黄帝四经”等元典，为老子及《老子》的更大使命奠定基础，以至东土随处焕发道家的奇光异彩。

老子如龙如凤，尘世并不知其高远的来由，亦不知其壮观的去处。《老子》不过五千言，却能指引生命入道得法，却至今不能为常人破译。当然，老子的天然使命，并不在于留下真道与真法，而在开启道的文化，折射道的内涵，一面使俗世的道德不至过快滑落，一面为宇宙大法的洪传再作铺垫。

宇宙大法将以“真、善、忍”为根本，在末劫时期法正乾坤，救度众生。所以，道家以其丰富的典籍与神奇的故事，将宇宙特性之“真”，演绎得淋漓尽致。“真”在说真话，做真事，返本归真，最后修成真人；“真”亦神通大显，智慧超卓，似天地不老，与日月同辉。

道家风流，如黄帝出行，上达九天，畅通无碍；舜为父兄所迫，却泰然自若，以德报怨；老子无意尘世，骑牛西行，伴随紫气东来；庄周看轻相位，甘守贫困，一切逍遥自在。此外如列子，可以御风而行；如彭祖，享寿八百春；如鬼谷子，教徒孙膑、庞涓、苏秦、张仪，俱能翻覆天下；如韩湘子，早知韩愈有贬谪之祸，故语“雪拥蓝关马不前”。

无论他们能否修到奇高境界，他们都使尘世众生，多少晓知天必有道，人必重德，生命的要义不在做人，而在归真；倘若一意修习，必能看破红尘，超越生死，失之须臾，臻于永恒。众生有此一念，即易于今之乱世，领悟“真、善、忍”宇宙大法，寻获最快、最好、最正的修炼法门。

因此，今日道教中人，如果并不明白道家文化的初衷与归宿，固守一隅而不闻真道，实属执迷；如果连道教协会也受中共邪党掌控，连道观、道长也受邪党文化笼罩，那就不啻修炼无门，而且必作邪党邪教之牺牲。今日尘世中人，如果连神传道家文化也不承认，甚至跟随邪党污蔑它为精神鸦片，救度的难度可想而知。

八、佛家修善出慈悲

佛法无所不包，无所遗漏，释迦法理只是佛法在如来层面及其以下的表述，佛教的修炼法门只是佛家修炼法门中的少数几种。释迦之前，尚有原始六佛；印度的婆罗门教，最初也是修佛；西藏密勒日巴之法，与释迦亦无关联；释迦之后，还会有未来佛弥勒洪传佛法。

释迦佛也讲法无定法，意谓其所传佛法，并非宇宙的最高真理，而且必在五百年后進入不灵、不能度人的末法时期；倘要听闻至高法理，且不脱离世俗而修成圆满，必待转轮圣王下世之后；当三千年一开的优昙婆罗花显现人间，即是圣王洪传大法之时。

释迦佛在世时并无佛教，只有实修。后来人不重实修，只重形式，遂有种种流派产生。佛教之所以進入末法，原因有三：释迦佛并未亲手留下文字，后世所传只是耳闻，与其本来言语颇有差异；许多僧人开悟的层次极低，却乐于阐释经书，大肆篡乱释迦佛本意；寺庙亦成小社会，彼此勾心斗角，往往招来各种低灵附体。

然而，释迦之法的传扬，以“善”为本，以慈悲为怀，以普度众生为使命，毕竟已使不少高僧修到较高境界，并使大众由此而知佛与修炼的基本内涵。因此，佛教的根本意义，在于开创佛之修炼文化，维持人类的道德标准，为“真、善、忍”宇宙大法的洪传奠定基础。

时至今日，佛教已進入末期的末期，其法已不能使修者自度，更何况度人。尤其是在中国，佛教同道教一样，早被共产邪党严厉控制与严重扭曲。所谓宗教领袖，其实与政客类似；所谓寺庙住持，其实与官吏等同；所谓僧尼修持，其实与上班无异。

亦有佛门中人，真心实意念经、求法、出家，却因中共的邪恶祸乱与宗教的变异识见，苦修多年而无成，执迷一生而不悟。殊不知，倘不得正法，倘不遇明师，倘不破除邪党思维，决无可能成就。殊不知，释迦佛圆寂之后，至今还待在三界高处的娑婆世界，时刻点悟他曾授记的弟子，赶快進入大法之门，唯此才是真正的天梯。

九、儒家忠恕见大忍

儒与道其实是一个体系。只是前者指向入世，后者指向出世；前者面对大众，后者面对自我。而其根本，都在使人从修身养性开始，或做君子或做真人，一面不使道德败坏，一面可往超凡入圣的境界升华。

孔子曾向老子问礼与问道。老子劝导孔子，不过是从觉悟者的眼光，嘱他不必执著尘世的名份。其时，孔子虽然学识渊博，却尚未大彻大悟，所以他看老子，如龙在天，难以捉摸。当其五十学《易》，六十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之时，即已渐入大道门径，最终明白天意与使命。

天赋使命于孔子，即在佛家普度众生、道家清修自我之外，针对入世之芸芸大众，确立做人的基本标准，指引修齐治平的途径。标准即仁、义、礼、智、信等等，而其核心，则是忠恕，则是大“忍”，则是“真、善、忍 ”宇宙大法的又一心法。因此，孔子之讲做人，绝非只在衣食住行、建功立业的世俗层面，而在悟道、明德、归真的终极目标。

当然，孔子亦与释迦、老子一样，要么述而不作，要么语焉不详，以致《论语》仅留片言只语，并无系统论述。何也？他们来在世间，开启东土神传文化脉络，都只为大法洪传作铺垫，决不可自成一体而干扰大局。他们都能洞察天机，预知未来，所以一切以宇宙大计为重，一切都要遵从主佛的整体安排。

正因如此，中华文化才辉煌壮观，绵延不绝；华夏子孙才浩气长在，道德犹存。至于今日，无论我们曾被邪党文化如何清洗，曾被邪党谎言如何欺骗，曾被邪党暴力如何威胁，只要心头还有儒、释、道文化的烙印，只要现实还有神传文化的影像，我们就有可能找回区分真假、善恶、正邪的标准。

十、天人合一证易经

《论语》而前，可从《老子》发现源头；《老子》而前，可从《易经》发现源头；《易经》而前，可从“黄帝四经”发现源头。孔子校订“六经”，“六经”以《易》为首。

或说《易》自文王，又说《易》之八卦出自伏羲，河图、洛书出自龙马与神龟。其实，它们都远远超越华夏五千年历史，来自史前文化，来自天赋神授，来自浩瀚宇宙的整体安排，来自万王之王的正法一念。

尽管今日之国人，多被无神、唯物之论桎梏，却谁也无法否认，《易》神奇莫测，绝不在现代科学与马列邪说所能解释的范围。其一是易理，博大精深，似已囊括层层宇宙与万物。其二是易数，出神入化，无事不可以预卜。

显然，易理即天道在某一层面的体现，即此一层面及其以下的宇宙真理。易数通过阴阳、八卦、五行、河图、洛书等等演绎，实质是在天人合一的状态，或者直接与神灵沟通，或者间接受神灵启迪，或者深入真相所在的别样时空，或者遵循天体规则而推测，故算无虚算，言无虚言。

天人合一，该是怎样一种境界？人无尘世俗念与执著，人心即与宇宙特性相通，人体即能多出天眼或慧目，另外时空的天地、万物与生命也便次第展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一切细节也能历历在目，人所百思不解的任何命题或困惑，此时再也不能构成障碍。这是东土高人的真正状态，也是东土民众内心深处的久远期待。

《易》却不是为人预测而来，而是承上启下，不啻拉开东土神传文化的大幕，且使这种文化内涵外化为种种符号与图谱，径直以天机、神意及祸福等等启迪众生。众生即使迷茫，即使被邪党文化清洗，也期待从《易》之支流风水、命相、八字、谶讳等等方面捕捉命运或改变命运。

因此，我亲爱的中国同胞，只要你还能记起《易》书，还能记起《易》之“天人合一”的理念，你就还保有中华神传文化的根本，还能突破中共邪党文化的束缚，進而与“真、善、忍”宇宙法理结下大缘。

十一、千古艺文多神迹

除开儒释道等传统文化经典，中华神传文化的另一大系，在于文学、艺术、中医与科技。它们浩如烟海，是五千年文明的伟大结晶。催生它们的大家，犹如群星璀璨，令人目不睱接。然而，它们与他们的初衷与宗旨，都在体道与济世：前者是实质，借以教化人心；后者是功用，借以归正人心。

文以载道，是中华文人的一贯传统。“《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屈原开“楚辞”之风，《问天》而后殉国。相如好为大赋，却并不看重功名。司马迁写《史记》，意在“穷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等，无不与儒、释、道相关，无一不与真、善、忍相关。

画家名作，更是如此。画多神来之笔，即因他们心中有神佛，灵感自天外，下笔如神助。书画同源，都重写“意”，意在敬天畏命，超凡脱俗，堂堂正正。人类数千种文字，唯汉字有书法艺术，即因汉字也自神传，形、音、义都与天上的文字近似。古代中国建筑，多见天人合一的绝唱：上合天象，下应风水，中通人情，自成多维一体的神奇世界。

名医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李时珍等，俱通阴阳五行之学，俱怀神奇莫测之术，故能起死回生，药到病除。譬如华佗，一眼可以看清曹操脑袋里面的瘤子；譬如经络，古人早就画出图谱，今人却仍不能发现。今人将其特异的修养方式与表现手段视为迷信或糟粕，只是继承少许药方，所以中医已至消亡的绝境。

古代科技，真个是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譬如秦始皇陵，至今也不敢挖掘；东汉地动仪，至今也不能破解；赵州桥雄跨千年，绝非今日“豆腐渣”工程可以并论。何也？古人用“心”从事创造，注重每一环节的“天地大义”；今人用“术”从事创造，注重每一环节的“名利双收”。所以，前者精益求精，感天动地，宛若天成；后者急功近利，粗制滥造，毫无神韵。

中华文明如此，如此意味深长，欲使每一字、每一器、每一艺，都能体现天意、启迪神念、濡染人心，所以纯真、纯善、纯美，所以珍贵莫比，影响至深。

十二、历史大戏天注定

中华文明五千年，以神传文化为经，以历史演义为纬；前者将后者推动，后者将前者诠释；两者俱由上天一手导演，只为宇宙对天地、生命的最终安排。

道家清静独修，却以逍遥无为的文化内涵，塑造广大士人的心态与派作，并在道教形成之后，沉淀为民众精神的一大支柱。曹参以黄老思想行政，天下得以休养生息。大唐崇道，铸就天朝上国的自由、恢宏气度。全真派与成吉思汗结缘，必定影响后者对战争的姿态。明朝人家家设炉，重道修道的风气蔚为壮观。由此，“真”念深入中华人心底，成“神”即人之最高想望，“修炼”则被视为由人到神的必由途径。

佛家慈悲为怀，意在普度众生。释迦诞生、寂灭之期，早被周朝太史卜知，并且断定千年后其法东传。正好一千年，东汉皇帝梦见金甲天神，遂派人西向迎取，中途恰遇竺法兰等白马驮经西来。佛教并不显著影响中国历史，佛教却早已预言佛法大盛于东土的前景，以及变异之后的末劫表现。同时，善恶报应、因果循环、轮回转世等观念，无不烙上中华人的心坎，成为他们重善积德的动因。

儒家主张入世，从格物、致知开始，以正心、诚意为核心，以修、齐、治、平为己任，故与历史進程最关密切。为君者治国，多以内圣外王为则。为臣者报国，多以守节尽忠为则。为民者处国，多以孝悌、仁义为则。三国纷纭，其实是为演绎“义”的内涵；岳飞与文天祥罹难，其实是为演绎“忠”的内涵；《西游记》与《红楼梦》，其实是为演绎“修炼”的内涵。

东土历史的每一细节，都在上天的掌控之内。上天安排无数细节的目地，只在借神传文化而为宇宙大法铺垫道路，借人物关联而为天地众生广结善缘，借天灾人祸而为入道得法清除障碍。历史没有假设，没有偶然；人可以在十字路口选择，人却无力影响历史大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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