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这个利令智昏的馊主意害得最惨的还是中国的劳苦大众，1958年搞所谓"大兵团作战"的"全民炼钢"，让成熟的农作物没人收割烂在地里，紧接着第二年农业"放高产卫星"，吹嘘粮食亩产万斤甚至十几万斤，实际上违犯农业生产常规，胡作非为地移栽密植，几乎使粮食颗粒无收，最后造成震惊世界的大饥荒，全国饿死的平民百姓在四千万人以上。
那时，我早已是一名右派劳教分子了，四川省将右派劳教分子中的年轻力壮者约六千人，押送到一个名叫公安厅劳动教养筑路二支队的新单位，象这类能将右派分子改造得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地方，共产党无论如何也得把我弄去。就这样我到了内江至昆明的铁路工地，地点在与四川接壤的云南省盐津县。我所在的是一个隧道中队，具体的劳动就是在隧道里打炮眼、放炮和出渣。当时这个重体力工种的粮食标准也许是全国最高的，每人每月六十斤。可惜好景不长，自1959年开始，突然降为五十二斤，然后四十二斤，更可怕的是伴之而来的糖、油之类副食品从市场上消失，我们便开始接受饥饿的煎熬。某日，在我们下班后排队打饭时，我听见排在我身后的一位来自中江县的丁姓小学校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唉！活了四十岁才第一次闻到饭香！"这便是刚刚被共产党的铁蹄踩破了胆的知识分子在饥饿熬煎中的一声微弱的呻吟。
随着工程进展的需要，支队部办了一个安砌工培训班，其实只是从各中队抽调些劳动力去突击修建一个大型桥墩。在这里，我碰到一个和我一样也是来自南充的老熟人，他是驻军预备师的一个中尉军官，在南充时，我俩同为文学爱好者有点交往。见面时他一改以往那种玩世不恭的乐天作派，而是苦笑着说："这辈子我作过挨枪毙的准备，就没作过挨饿的准备"。我盯着他身高一米八三的大块头，只好用解嘲的口吻安慰他说："当了右派，你反倒连升两级，从中尉直接晋升到大胃（尉）了"，回答我这个苦涩的诙谐的依然是一脸苦笑。几天以后，安砌培训班结束，我俩便各自回到原来的中队。
突然间，内昆铁路下马停建，筑路支队将全部迁往大凉山去修成昆铁路。按中共对付被专政者的惯用手段，绝对不会宣布这类调动的来龙去脉，以防阶级敌人乘机逃跑或搞其他破坏。直到出发前夕，监管干部象骗幼儿园的小孩似的对我们这群"狡猾的敌人"说："我们将去的地方物资供应特别好，猪肉都不定量......"一年多的劳教生涯，特别是近年来吹得离谱的"高产卫星"，加上右派们刚刚领教过共产党在反右运动中搞阳谋的自我暴露，认清了他那副"骗你没商量"的蛮横嘴脸，付之一笑而已。
此前，炊事房忙了几天，烤制出一批特大型的烧饼，每个劳教分子发了六个并宣布说："这是你们途中三天的早餐和午餐。"按劳教队转移工地的常规，爬上大卡车以后，"分子"们用各自的背包充着坐椅，列成四排一个紧挨着一个拥挤在车上。最前面是一个手持冲锋枪的武警士兵，他虎视耽眈地注视着这一群饥肠辘辘的劳教分子，他们盯着前面那阴森的枪口纳闷："不是口口声声说我们还有公民权吗，枪口对准的公民还能叫公民吗？"能回答这个问题的只有"湖南痞子"的那一句无耻谰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无法无天"。
三天的旅途结束，我们便来到大凉山里的喜德县工地，等待着我的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坏消息，那位经常苦笑的（大胃）军官死了，他在旅途中一顿就吃完了六个大烧饼活活胀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四岁。
不到一年，成昆铁路又下马停建，再次扔下一个半成品，我们又被押解到旺苍县，去修建一条广元到旺苍的铁路支线。经过此番大饥荒的扫荡，农村里已是十室九空，饿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劳教分子们被安排住进那些十室九空的大四合院，它替代了以往自己搭建的简陋工棚。
邻居们便是熬过了饥荒的幸存者，在听过他们讲述的各种饿死人的往事里，一则胀死人的离奇更令我终生难忘：
住地的对面有一条公路，公路前方的拐弯处，有一段陡峭的上坡，汽车上行到这里都得气喘吁吁地爬坡，饥荒年代，汽车里装着的一袋袋大米更容易刺伤饥民的眼球。某夜，被饥饿逼上梁山的四个有心人协同配合弄了一袋回来，此刻他们最迫切的愿望是饱餐一顿，便七手八脚的用一口大沙锅煮了满满一锅，就在即将生米煮成熟饭的那一刻，传来了敲门声，敲门者在门外晃着电筒自称民兵前来查夜，这四个气急败坏的"有心人"只好从后门仓惶逃出。破门而入的两个民兵闻出屋内似有异味，而这股异味正是久违的饭香。那年头的凡夫俗子没人能抗拒饭香的诱惑，在炉火的引导下，他俩很快地找到了沙锅的所在。说时迟那时快，这锅夹生饭作为战利品把他俩胀得东倒西歪苦不堪言。上世纪所修的老式房屋，房门的下方都镶嵌有一块长形木板充作门槛，堂屋的大门下更嵌有一块高达三十多公分的木板，可能为防止鸡鸭等家禽窜入屋内影响卫生。其中一个民兵甚至俯卧在门槛上将胀得难受的腹部在上面压揉，直到他呼妈喊娘的叫声变成低声呻吟，到最后一声不吭了；另一个经过一番呕吐，捂着肚子哼了半个多小时似乎有了转机，他以为他的同伙已经睡着，一边叫他的名字一边向他走近，来到身边用电筒一照，那张瞪眼歪嘴的畸形面孔让他着实吓了一大跳，一摸他的鼻孔，断气了......
说完这则往事，讲述者硬拉着我去看那块俯卧过死者的门槛，距我们说话的地点还不到十米远。
两个月后，我从劳教队逃跑，抓回来便以叛国投敌罪判刑十八年，押解到地处大凉山的雷马屏劳改农场服刑，这是个关押了近万人的大型农场。1956年左右，凉山彝族人民曾抵抗共军的入侵而奋起自卫，遭到中共血腥镇压，战斗中的被俘者七百余人曾经被关押在这座监狱里，他们在这个暗无天日的地方度过了可怕的三年大饥荒年代。1962年这批彝族犯人迁往西昌监狱，离开这座监狱时只剩下七十多人，不足十分之一。我到这个农场后，老犯们也常常讲述前几年饿死人的惨状：
1960年冬，农场开始播种小麦，便派了犯人到场部去挑运麦种。饥荒年代的犯人，还能挑五十斤左右的绝对靠偷吃生产成品才保有这个体力，这个挑麦种的彝族犯人以往生包谷、生洋芋、生南瓜曾经吃过，这些麦粒似乎更为可口，加上他独自一人除却相互监督的压力，吃起来精神放松毫无后顾之忧，左一把右一把地大饱口福。回到中队以后，为避免嫌疑他照常吃下自己那份不多的口粮。睡觉以后，他口渴难忍，不断地喝水止渴，显然肚子里的麦种吸收水分以后膨胀，肚子明显鼓胀起来，他也痛得得呼妈喊娘满地打滚。犯人卫生员要求队部允许将他送进医院，但崎岖的山路和四肢无力的犯人阻止了这个抢救机会，次日凌晨就死了，死时他的肚子已大得象一个临盆的产妇。
我作为那场饥荒的见证人，知道那千千万万死难者，在临终前絮絮叨叨的呻吟着说的一句话是让我吃一顿饱饭，比起那些连吃顿饱饭再死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的不幸同胞，这些被胀死的人也许可算是"幸运儿"，但他们的这种幸运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