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诺贝尔奖也象人类的所有事务一样，不可能尽善尽美，在诺奖评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些问题，有些甚至是严重的错误，这是正常的也是必然的。纵观一百多年诺贝尔奖的颁发过程，即有遗珠之撼，也有张冠李戴奖错了内容和奖错人的，还有的奖励了对人类有害的发明，同时也出现了贿买诺贝尔奖和把诺奖作政治交易的现象。
科学家朱克曼曾对诺贝尔科学奖的颁奖作过一种评价，认为诺贝尔奖金只是授予那些收获者，而不是那些播种者；只给予那些继承者，而不是创始者。朱克曼这样评价诺奖虽然不免有些偏激，但也是事出有因。
根据诺贝尔奖的创立人的意图，它应该奖给那些三四十岁的有研究能力的天才青年，类似于一种奖学金，使一些有天分的年轻人不至于因贫困中断他们的研究。而实际情况是诺贝尔奖等于高岗上填土，大多奖给了五十岁以上的人，这些人在科学上已经有了些成就，并不贫困，诺奖对他们是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当然，所有受诺奖的人中也有真正急需这笔奖金继续科研工作的，但那是极少数。这只是诺奖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可以不论，本文只就诺奖颁奖上的失误发表评论。
2006年12月，诺贝尔奖得主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理查德·罗伯茨教授访问南开大学，并受聘为南开大学名誉教授。1993年他与菲利浦.夏普同获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他们获奖是因为发现断裂基因。但是，华人科学家周芷则是最先发现断裂基因的，在周芷同罗伯茨合作发表的发现断裂基因的论文上，周芷是第一作者。最早发现的却没有获奖，有人为此愤愤不平，提出质询，而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却以"有权保持沉默"而不予回答。
1923年加拿大的班廷（又译巴丁）和英国的麦克劳德，因为发现了胰岛素而获得该年度的诺贝尔医学奖。但是，世界医学、生物和化学界普遍认为，麦克劳德几乎与胰岛素的发现没有关系，因为在进行胰岛素实验时，时任所长的迈克劳德根本就不在现场，他根本没有参加胰岛素分离工作。就是班廷，虽然和发现胰岛素有关，但他的真正合作者贝斯却被排除在外。另外，早在他之前6个月，罗马尼亚的科学家N·帕包列斯库就已经发现了胰岛素，而且是自己独立发现的。诺贝尔奖张冠李戴地奖给了不该得奖的人而把真正的发现者撇在了一边。也许有人会说，当时诺奖评委会对帕包列斯库的工作一无所知。就算真的如此，难道以表彰重大科学发现为已任的诺贝尔奖评委会不是一种失职吗？
1921年伟大的科学家爱因斯坦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爱因斯坦获奖应该是没什么问题，问题是诺奖评委会奖错了内容。诺贝尔评委会在公告中说，由于爱因斯坦发现了光电效应，所以为他颁奖，根本没有提一下伟大的相对论。科学家们一致认为，如果仅仅光电效应的发现就受予爱因斯坦物理学奖，这未免太过于勉强。1905年，爱因斯坦提出光量子假说，并根据狭义相对论推导出了光电效应公式。光电效应的科学意义远不能同相对论相比。科学家们认为，爱因斯坦获奖当之无愧，问题是诺贝尔奖委会选错了奖励项目。
选错奖励的决不只爱因斯坦一件，因此科学家们对选择奖励项目不准确提出批评性建议，期望奖委会准确选择受奖项目，改善同科学界貌合神离的关系。
诺奖评选中的不公现象屡有发生，1952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只授予了瓦克斯曼，这是违法的，他还有一个合作者也应该得奖。早在两年前，美国法院就判决夏芝是瓦克斯曼的全面合作者，是他们共同发现了链霉素。对这件事，美国的报刊进行了连篇累牍的报道。然而，诺贝尔奖委员会居然说不知道。这本身也成了轰动世界的新闻，许多国家把它登在报纸头版头条。
有人说，诺奖评比中虽然有遗珠之憾，但对人类没有益处的得奖项目闻所未闻。好，我们就说一说诺奖中对人类没有益处甚至是有害的发明。
现在几乎没有人不知道二战时那个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几百万犹太人在那里神不知鬼不觉地被杀害。
成批成批的犹太人被火车运往集中营，那里有婉转悠扬音乐在迎接他们，集中营周围盛开着鲜花。犹太人被欺骗说，他们就要参加工作了，为了防止他们彼此之间传染疾病，他们要在集中营洗澡予以消毒。为了使骗局编得真象那么回事，纳粹党给他们每人一块肥皂，让他们脱掉衣服，甚至对他们说应该把衣服摆放整齐，作好标记，以便出来时辨认。受害者进的浴室实际上是致命的毒气室，这样的毒气室大约有16平方米大，一次可以杀死250人。纳粹党就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把几百万犹太人杀掉，外面听不到枪炮声和厮杀声，只有美丽动听的音乐和盛开的鲜花。
这一切都得益于毒气，是毒气使纳粹党对犹太人的屠杀在让人不知不觉中地进行，犹太人很温顺地走向死亡。
毒气的发明者弗里茨·哈伯因发明毒气而获诺贝尔奖。毒气发明于第一次世界战争期间，战争中死于毒气的人不计其数。哈伯自己在战后都感到罪孽深重，为了怕人把他认出来而故意蓄起了胡子，并逃到外国去避风头。1919年颁发诺贝尔奖时，获奖的法国科学家因不愿与哈伯为伍而拒绝领奖，他们说："从道德上讲，哈伯根本不配获得诺贝尔奖的荣誉和奖金。"
这是一宗典型的把诺奖奖给对人类有害的发明，但因对人类无益的发明而获诺贝尔奖的绝不只此一宗。
1949年，葡萄牙人埃加斯·莫尼兹获得该年度的生理医学奖，但对该奖诺奖评委同行家之间存有严重分歧：评委们认为莫尼茨用手术切除部分大脑额叶白质是对治疗精神病的特殊贡献；而行家却认为，莫尼茨在1936年出版的关于脑叶切除手术的小册子对手术效果有夸大不实之词。实际情况是，手术切除病人的部分大脑额叶白质的方法对病人是一种严重的摧残，很多人在接受手术后不是成为植物人，就是象幽灵一样四处游荡。
把奖颁发给有害发现的另一个案例是关于DDT的发现。DDT是二氯二苯基三氯乙烷的简称，这种化合物在1939年由瑞士化学家米勒发现。最初，人们把DDT看成是"人类的救星"，1948年，米勒因发现DDT及其化学衍生物对害虫有剧烈毒性而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与医学奖。可是渐渐地，人类获得了共识：决不能低估DDT对生物和人体的危害性，DDT在毒杀害虫的同时也让人类和对人类有益的生物同时中毒，它给人类和生态带来的是灾难，不能继续使用 DDT。有人幽默地称应该把它归入"科研失误诺贝尔奖"。
不管怎么说，以上所说奖项虽然有失误，也可能不存在什么主观故意。但诺贝尔奖既然在常人社会进行，就不可避免在存在被政治利用和被利益驱使，因而使诺贝尔奖蒙羞的问题。1994年10月14日，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巴解执委会主席阿拉法特、以色列外长佩雷斯和总理拉宾，以表彰他们为中东和平做出的贡献。但对这一次评奖，人们的普遍认为是一次政治交易。诺奖评委考勒愤愤地表示：他将在颁奖后辞去诺贝尔委员会委员职务。
1927年的9月25日，鲁迅给台静农去信表示坚决拒绝作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请你转致半农先生，我感谢他的好意，为我，为中国。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对此事知情的魏建功回忆说："这一件事情的发生是由于瑞典人斯文赫定的关系。斯文赫定名义上是个瑞典地理学家，实际上是在我国大西北做侦探工作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他为了笼络刘半农等人支持他的组织以更方便地从事间谍活动，就"拿瑞典诺贝尔奖金的华冕来取悦中国学者。"刘半农就是在同斯文赫定谈完话后向鲁迅提出这个动议的。魏建功认为鲁迅的这一作法是"严正而又坚决地拒绝了帝国主义阴谋分子斯赫文定的'诱惑'。"（见《回忆伟大的鲁迅》第55--56页）鲁迅够不够获诺贝尔奖的资格暂且不论，斯文赫定作没作间谍活动我们也不去讨论，在此事中把诺奖作私下交易却是个明显的事实。
1986年，意大利的生物学家蒙塔尔奇尼因发现神经生长因子而与另一名美国科学家史坦尼·科恩获得1986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这之后的1995年8 月，瑞典的《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长文，详细叙述了1986年的诺贝尔医学奖被受贿买走的内情，并认为意大利的生物学家蒙塔尔奇尼获奖名不副实。文章揭露，意大利一家制药公司对蒙塔尔奇尼进行包装，从开始运作到蒙塔尔奇尼1986年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该公司共支付给了瑞典卡罗林斯卡医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14亿里拉的巨款。顺情推理，同14亿里拉的巨款相比，诺贝尔奖也许微不足道，但作为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用14亿里拉贿买这个奖项并不算离奇。人们也许还记得，2002年，中共为使南美国家瑙鲁同台湾断交，曾用1.4亿美元贿赂这个坐飞机也要二十多小时才能到达的只有一万多人口的国家。瑙鲁在经济上主要靠出口鸟粪，而中国并不需要那里的鸟粪。
1925年，丹麦的病理学家菲茨格声称他发现了引起癌的致病菌，称之为"癌虫"。按以往的惯例，对菲茨格的发现，诺贝尔医学评奖委员会要用多年的时间来验证，可是这次却一反常态，迫不及待地把1926年的诺贝尔医学奖授予菲茨格。后来的结果是，根据菲茨格叙述的方法，没有一位科学家能重复出菲茨格的结果。事隔三年，美国科学家佩罗·罗斯发现了导致胃癌的三种病菌，菲茨格的谎言彻底暴露。原来菲茨格做实验时给大白鼠注射的线虫并不是原来的线虫，而是从动物肿瘤中提取的致病菌。这一案例因而也成为骗取诺贝尔奖最为典型的案例。
应该说，诺贝尔奖作为科学界的最高和最具权威性的奖项，所获得的成绩还是巨大的，所有失误加在一起也不会超过10%，但是我们不能因为90%的正确而忽略那10%的错误。在对诺贝尔奖进行评价时，有如下的问题是不容忽视的：首先，虽然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实践有他的历史性，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开始看来是正确的后来也许就是错误的，这不是让人陷入不可知论而是要人们不迷信诺贝尔奖。其次，诺贝尔奖只能说明获奖者的过去而不能说明他的将来，诺贝尔奖不是丹书铁券"免死"金牌，获诺贝尔奖不能作为拒绝批评的理由，一些人以曾获诺贝尔奖就招摇过市为独裁者利用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其三，诺奖评选过程中某些人或组织出于私利而作弊现象不可避免。其四，诺奖评委会再高明，也受到科学发展阶段和其认识能力限制，不可能不出错误。
正是基于以上原因，所以我才说："就算你获得过诺贝尔奖，又该怎样？！"确实是，又该怎样呢？诺贝尔奖应该成为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而不是相反。
原载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