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2-29 11:44:08作者：
2007年1月，《中国贸易报》山西记者站聘用人员兰成长在大同被矿主组织人员殴打致死。与此同时，当地发文打击“假记者”，一时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据悉，在这个个仅为地级市的大同，各种名目的记者站、办事处林立，还有上千名自称是“记者”的人不断地出现在煤矿事故等现场，手持矿主送的钱物离开。
一个“记者”的生涯
第一次到小煤窑采访，薛飞才发现在这里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记者”没有正式的记者证，只有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采访证”。
薛飞，大同市大同县人，曾有100多天的“记者站记者”生涯，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煤矿的出纳。
2005年7月大专毕业后，薛飞在太原一家超市里当过管理员，同年年底，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分类广告里，看到一条臭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事，“国家权威媒体招聘采编人员若干”。
简单的面试，拿到盖有“××日报山西记者站”公章的工作证，薛飞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派驻大同，号称采编、排版、发行、邮寄为一体。
“没有工资，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奖励。”薛飞苦笑，他们一年要完成的上缴任务量，至少是8万。
2005年12月，他跟同事在大同新建北路上租了套一居的房子，月租500元，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到大同的第23天，一家媒体记者站的同行约薛飞到天镇县一个刚刚出了事故的黑煤窑采访。
这是薛飞的第一次采访。没钱买西服的他特意向同事借了一套，“那是浅色的，有些不合节气”。
七转八弯的到了小煤窑，看到眼前黑压压聚了一堆“记者”，薛飞发现自己事先的打扮完全多余了。
有穿得挺鲜艳时尚的，但是大多穿得跟暴发户似的，衬衣外面套件秋衣、裹件西服，再配条便宜裤子，几乎是比较流行的装扮。
“有个爷们手里拿着个记者证，一身蓝色工作服，裤腿上还都是油漆点子。”薛飞说。
后来，薛飞问同行知道这个自称是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实际上是个刚上岗的发行员，他的主业是个装修工。
那天，大家排着队到矿上的办公室里领钱，“大约是两三千吧，也有讨价还价的，听说要是有真的记者站站长来了，矿主就要放点血了，少说也要一两万。”薛飞说。
经历此类事情多了，薛飞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渐渐明白，去矿上搞收入，是个“技术活”。不在于你的真实来头，甚至目的是否是采访都不重要，因为大多的矿主不懂，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送你走人。
“看你怎么说，要根据矿主的个性，谁能说到点子上，可能就能搞到更多的收入，买个几百份报纸之类的赞助更是不在话下。”薛飞说，他从来没有张嘴要过钱，那样他觉得脸热。
薛飞开始感觉到，当初看来遥不可及的创收任务并不难完成。“你只要有个证件，再有个本地人陪同，最好跟政府沾点边的，下去随便找几个煤矿扫一圈，一两万就有了。”到大同的第二个月，他创收了一万多元。
当月，薛飞因“表现不错”，被领导委以“新闻主任”的高帽，并授意薛飞，冒充北京总部来的记者，到大同下面县里吓唬人，捞广告赞助。
“我当时就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出了事，领导全然不负责任。”薛飞说，可当时他还是一口应承了下来。“在连哄带骗的拉到8万的广告赞助后，薛飞被人告发。
最后，他花掉了所有的创收上下打点，最终平息了此事。
2006年3月，度过了一个连回家的车票钱都凑不齐的春节以后，薛飞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
记者风潮的引领者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多次对媒体说。
“正常情况下，真的假的，应该不会少于1000号人。”干了十多年记者站工作的李治军说，这还仅仅是“常规人口”，不算偶尔趁乱浑水摸鱼的“流动性人口”。
在李治军的记忆里，大同的假记者风潮，开始于2000年前后，而天镇县的一个农民贺文生，成为了这场风潮的引导者。
贺文生，最初只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后来当过村支书。2000年，他开始以《雁门关》杂志驻大同通联站站长的名义，从事“新闻曝光”活动。
那时，大多数矿主还不像今天一样知道“看一下记者证”，贺文生很轻松就达到了获取钱财的目的。
然后，贺文生的家人，几乎都开始从事“新闻行业”。
贺文生在大同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自己还培养出了不少“线人”，哪儿煤矿手续不全、煤窑出现事故，他都能得到线索。
“贺文生哪儿弄到的线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两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记者排着队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线索。”李治军说。
6年多，贺文生的身份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他至少有5、6个各种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新闻采访证，但干的活却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是到下面矿上要钱。
2007年初，山西省各地市纠风办、市新闻出版局发出公告，曝光36名涉嫌仿制和假冒记者证的假记者。
在距离大同不到100公里的朔州，贺文生在敲诈勒索矿主时被人揭穿，也是这36个被曝光假记者之一。
大同“圈里”的传言，这些年贺文生至少挣了500多万。
“现在还没有抓到他，听说现在他不敢到朔州那边去了，但是还是经常在大同附近的煤矿活动。”李治军说。
假记者风潮
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在多名当地媒体记者印象中，假记者从贺文生开始，已换了好几茬了。但这些年，假记者捞钱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般是一个听说哪个煤矿有问题，约俩人，包个车直接到矿上，一亮证件，矿主就看着办吧。”李治军说，一般矿主知道自己矿上手续不全什么的，直接给钱打发走了事。
然后，得手的假记者就会马上通知同伙或者是同行，让大家一起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免费发布的。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矿主不知道情况，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会给钱的。”李治军说，一般一个人从两三千到两三万的价码都有，全由矿主自己看着给。
当地几名矿主均称有以钱财“打发记者”的经历。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给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时候花上一百万的也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主说。
这样，只要一次得手了，发布消息的假记者，至少能弄到1万多块钱，碰上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一次能搞到10万以上。
“有些派头很大的，开着本田越野，挂北京的牌照，相机、手提电脑设备齐全，自称是某某主任，还带着秘书，一般秘书就是自己的亲属。”这样一年下来，就能挣够买车、买房的钱。
因为各种名目的假记者太多，真记者采访也遭遇“名誉危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曾说，他在山西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被采访单位反覆核对身份的尴尬场面，当一切都核实清楚后，被采访者多会很无奈地对他说：“实在没办法，是让假记者给闹的啊！”
风潮背后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记者是真的假的，只要来了破财消灾就是。”“‘窑主’们根本不在乎几个钱，而当时煤矿事故报导产生的影响，确实吓到了他们。”李治军说，采煤业的不规范，尤其是黑煤窑和黑煤检站的泛滥，提供了滋生假记者的土壤。
根据大同市官方的说法，这两年大同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间的观点，黑煤窑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官商勾结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
“刚开始的时候，矿主们也不懂这个，他们大多是经过政府里的熟人指点，才开始这么做的。”李治军说，假记者成风、出钱摆平记者的风气形成，跟一些颇有媒体交道经验的官员有关。
据李治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矿难报导刚刚出现的时候，政府方面已经和媒体大量接触，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导，有些所谓大腕记者吃两头，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份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窑主’们遇到问题，向政府熟人请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钱摆平的办法。”李治军说，也有官员或者矿主找相熟的“大记者”支招，包括什么样的媒体怎么接待、给多少钱，都是由记者策划的。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一个“记者”的生涯
第一次到小煤窑采访，薛飞才发现在这里有这么多和自己一样的“记者”没有正式的记者证，只有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采访证”。
薛飞，大同市大同县人，曾有100多天的“记者站记者”生涯，现在的身份是一个煤矿的出纳。
2005年7月大专毕业后，薛飞在太原一家超市里当过管理员，同年年底，在当地一家报纸的分类广告里，看到一条臭豆腐块大小的招聘启事，“国家权威媒体招聘采编人员若干”。
简单的面试，拿到盖有“××日报山西记者站”公章的工作证，薛飞跟另外一名同事一起派驻大同，号称采编、排版、发行、邮寄为一体。
“没有工资，只有20%的提成，完成得多，有奖励。”薛飞苦笑，他们一年要完成的上缴任务量，至少是8万。
2005年12月，他跟同事在大同新建北路上租了套一居的房子，月租500元，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到大同的第23天，一家媒体记者站的同行约薛飞到天镇县一个刚刚出了事故的黑煤窑采访。
这是薛飞的第一次采访。没钱买西服的他特意向同事借了一套，“那是浅色的，有些不合节气”。
七转八弯的到了小煤窑，看到眼前黑压压聚了一堆“记者”，薛飞发现自己事先的打扮完全多余了。
有穿得挺鲜艳时尚的，但是大多穿得跟暴发户似的，衬衣外面套件秋衣、裹件西服，再配条便宜裤子，几乎是比较流行的装扮。
“有个爷们手里拿着个记者证，一身蓝色工作服，裤腿上还都是油漆点子。”薛飞说。
后来，薛飞问同行知道这个自称是一家省级媒体的记者，实际上是个刚上岗的发行员，他的主业是个装修工。
那天，大家排着队到矿上的办公室里领钱，“大约是两三千吧，也有讨价还价的，听说要是有真的记者站站长来了，矿主就要放点血了，少说也要一两万。”薛飞说。
经历此类事情多了，薛飞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渐渐明白，去矿上搞收入，是个“技术活”。不在于你的真实来头，甚至目的是否是采访都不重要，因为大多的矿主不懂，而他们的主要目的就是送你走人。
“看你怎么说，要根据矿主的个性，谁能说到点子上，可能就能搞到更多的收入，买个几百份报纸之类的赞助更是不在话下。”薛飞说，他从来没有张嘴要过钱，那样他觉得脸热。
薛飞开始感觉到，当初看来遥不可及的创收任务并不难完成。“你只要有个证件，再有个本地人陪同，最好跟政府沾点边的，下去随便找几个煤矿扫一圈，一两万就有了。”到大同的第二个月，他创收了一万多元。
当月，薛飞因“表现不错”，被领导委以“新闻主任”的高帽，并授意薛飞，冒充北京总部来的记者，到大同下面县里吓唬人，捞广告赞助。
“我当时就知道，像我们这样的人出了事，领导全然不负责任。”薛飞说，可当时他还是一口应承了下来。“在连哄带骗的拉到8万的广告赞助后，薛飞被人告发。
最后，他花掉了所有的创收上下打点，最终平息了此事。
2006年3月，度过了一个连回家的车票钱都凑不齐的春节以后，薛飞结束了他的“记者”生涯。
记者风潮的引领者
“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曾多次对媒体说。
“正常情况下，真的假的，应该不会少于1000号人。”干了十多年记者站工作的李治军说，这还仅仅是“常规人口”，不算偶尔趁乱浑水摸鱼的“流动性人口”。
在李治军的记忆里，大同的假记者风潮，开始于2000年前后，而天镇县的一个农民贺文生，成为了这场风潮的引导者。
贺文生，最初只是个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后来当过村支书。2000年，他开始以《雁门关》杂志驻大同通联站站长的名义，从事“新闻曝光”活动。
那时，大多数矿主还不像今天一样知道“看一下记者证”，贺文生很轻松就达到了获取钱财的目的。
然后，贺文生的家人，几乎都开始从事“新闻行业”。
贺文生在大同的名声越来越大，他自己还培养出了不少“线人”，哪儿煤矿手续不全、煤窑出现事故，他都能得到线索。
“贺文生哪儿弄到的线索不知道，反正他鼎盛的那两年，每天早晨，一堆的假记者排着队到他租的地方去求线索。”李治军说。
6年多，贺文生的身份一直在不断地变化，他至少有5、6个各种记者站发的工作证或新闻采访证，但干的活却没有发生过什么变化，就是到下面矿上要钱。
2007年初，山西省各地市纠风办、市新闻出版局发出公告，曝光36名涉嫌仿制和假冒记者证的假记者。
在距离大同不到100公里的朔州，贺文生在敲诈勒索矿主时被人揭穿，也是这36个被曝光假记者之一。
大同“圈里”的传言，这些年贺文生至少挣了500多万。
“现在还没有抓到他，听说现在他不敢到朔州那边去了，但是还是经常在大同附近的煤矿活动。”李治军说。
假记者风潮
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在多名当地媒体记者印象中，假记者从贺文生开始，已换了好几茬了。但这些年，假记者捞钱的方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一般是一个听说哪个煤矿有问题，约俩人，包个车直接到矿上，一亮证件，矿主就看着办吧。”李治军说，一般矿主知道自己矿上手续不全什么的，直接给钱打发走了事。
然后，得手的假记者就会马上通知同伙或者是同行，让大家一起来发挥“舆论监督”作用。
当然，这个消息不是免费发布的。每个接到通知的人，一般会很快就赶到现场，这种“记者”能连续几天来十几拨，而这个消息的发布者就躲在离现场不远的地方，等着收取“消息费”。
“矿主不知道情况，又怕真被曝光出去因小失大，所以一般都会给钱的。”李治军说，一般一个人从两三千到两三万的价码都有，全由矿主自己看着给。
当地几名矿主均称有以钱财“打发记者”的经历。
“碰上一次出事就得给个十几万、几十万，多的时候花上一百万的也有。”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矿主说。
这样，只要一次得手了，发布消息的假记者，至少能弄到1万多块钱，碰上稀里糊涂的“冤大头”，一次能搞到10万以上。
“有些派头很大的，开着本田越野，挂北京的牌照，相机、手提电脑设备齐全，自称是某某主任，还带着秘书，一般秘书就是自己的亲属。”这样一年下来，就能挣够买车、买房的钱。
因为各种名目的假记者太多，真记者采访也遭遇“名誉危机”。中国青年报的一名记者曾说，他在山西采访时经常会遇到被采访单位反覆核对身份的尴尬场面，当一切都核实清楚后，被采访者多会很无奈地对他说：“实在没办法，是让假记者给闹的啊！”
风潮背后
“黑煤窑、煤检站，只要捅了娄子，被抓了把柄，一般不管记者是真的假的，只要来了破财消灾就是。”“‘窑主’们根本不在乎几个钱，而当时煤矿事故报导产生的影响，确实吓到了他们。”李治军说，采煤业的不规范，尤其是黑煤窑和黑煤检站的泛滥，提供了滋生假记者的土壤。
根据大同市官方的说法，这两年大同打击非法煤矿的力度是增大的。
但是大同民间的观点，黑煤窑并没有减少的迹象，官商勾结的各种版本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
“刚开始的时候，矿主们也不懂这个，他们大多是经过政府里的熟人指点，才开始这么做的。”李治军说，假记者成风、出钱摆平记者的风气形成，跟一些颇有媒体交道经验的官员有关。
据李治军介绍，上世纪90年代末，矿难报导刚刚出现的时候，政府方面已经和媒体大量接触，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
根据《中国经济时报》报导，有些所谓大腕记者吃两头，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份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窑主’们遇到问题，向政府熟人请教，很快就知道了拿钱摆平的办法。”李治军说，也有官员或者矿主找相熟的“大记者”支招，包括什么样的媒体怎么接待、给多少钱，都是由记者策划的。
2006年5月，太原市安监局腐败案中，有5名局长落马。一年内，山西境内7位安监局长深陷牢狱，其罪名大多为贪污、受贿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