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后期，黑人在政治与学术圈子发出了反对实施收养的声音。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被遗留下来、失去家庭的黑人孩童，不管存在什么理由，应该只能由黑人家庭认养，这样才能与他们的根源与文化保持连结。否则那样珍贵的连结将受到限制，最后消失殆尽。有一部份的人，包括明白个中道理的这些人，他们咒骂这项跨种族认养行动就像是一项由欧美白人庞大策动的种族阴谋，打算将此用作消灭所有原始南非文化的足迹。
压抑与压迫的历史最后是这么写着，欧洲人已经试着在殖民地上用各种方式消减或摧毁非洲传统，这些观点或许是可以被理解的。很少南非家庭有能力在经济上多负担一名孩子的开销，事实上很少人能够做到，与跨种族认养行动对立可是一场灾难。
在少数南非黑人菁英的耳里，种族与文化纯粹的呼唤是很刺耳的，就像它总是在倡导种族隔离政策的白人耳里回荡般，一样使人不悦。尽管那里从来没有对跨种族认养予以任何明文禁止或法律限制，几位口头反对者在新政府中跃升至具有影响力的地位。
很快地，黑人孤儿被任何白人或黑人收养的数目逐渐减少，儿童收养所与孤儿院人数却达爆满。即使在平常时候，那些地方已是如此地充满着不幸，更加不幸的是出现了几乎以指数倍增的爱滋孤儿，而新政府对于病毒或是对于国家政策所造成的问题不发一语，这简直是双重悲剧！
然而在国家改革的背景中，这不过是南非那些数不尽而恼人的适应方式的一环。非官方的抑制跨种族认养没有达到公正民主国家的最低标准，也就是为最多数人谋得最大的利益。这与新南非政府的内涵目标－－－建立一个多元文化、多种族的社会是对立的。不管结果是什么，它对许多人看来可以为窒息已久的迫切渴望解释出一份属于种族的骄傲与身份。
对诺西来说，种族与根源看来是个被过度简化的结构，被建立在摇晃不安的基础上，用作了解自己病情的一种方式，就像我们一起坐在诺西收容所一间卧室里，他到达那里之后，轻轻地碰触我的手臂，平淡地说"听我说，吉姆，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我希望上帝把我生成白人，原因是我相信白人孩子不会得到HIV，只有黑人孩子才会得到HIV"。
当然，他是对的。在南非以及其它大陆地区，病毒很少找上白人婴儿，但我没说什么。
在其它地方，他跟我说了同样的愿望，虽然用了不同的理由。他说如果他是白人，他的肤色就能与收养家庭的人相配。我想起一些事，对他说了些有点拙劣的话，一些发自内心真诚但有些愚蠢不过的话。"你知道的啊！伙伴！每个人都应该以他生来的肤色感到骄傲，不管是像我一样的白人，或是像你一样的黑人，或是棕色、或是红的、或是白的、或是黄的、或甚至是绿色的"
他听到最后一个比喻就笑了出来，"你指的绿色像是我流出的所有鼻涕吧？"，他问道。
我也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