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仲维光：从西藏事件看当代中国的极权统治(上)（图）

发表：2008-04-12 00:36

【看中国特约记者Andreas Opfermann/洪峰德国采访报道】3月14日突发的西藏流血事件引发全球关注，北京宣称这是达赖集团精心策划的动乱，是西方别有用心的人以图分裂中国的行为，但达赖喇嘛发表声明呼吁组成具有公信力的独立调查团，对事件进行彻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并重申支持北京奥运，愿意在在中国宪法的框架范围内寻求解决西藏问题的中间道路。

相对达赖喇嘛的开明大度，北京在处理西藏问题时的不透明手法，尤其对外地传媒的封锁及强迫离境等措施引来国际社会一片唏嘘，目前除俄罗斯表示谅解外，几乎都是负面评价。继美国著名电影导演和制片人斯蒂芬·斯皮尔伯格宣布，不担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和闭幕式的艺术顾问后，德国总理梅克尔、外长史坦麦尔与德国总统柯勒、波兰总理图斯克、捷克总统克劳斯和斯洛伐克总理费科、爱沙尼亚总统易维斯均陆续发表表明，拒绝出席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针对此热点事件，记者采访了旅德著名学者，“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专家仲维光先生，以下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成文。

仲维光简介：

仲维光先生是旅居德国的自由学者、当代研究极权主义专家，“中国自由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曾在中国科学院从事近代物理学思想研究，八八年到德国后在鲁尔大学研究当代中国思想文化问题，九十年代中期后作为自由思想工作者，继续研究当代极权主义思想问题、波普和他的批判理性主义以及其它当代科学思想和文化问题。

记者：仲先生您好，能简短的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下您现在主要做什么吗？

仲维光：我现在主要是一个自由作家，主要研究的方向是极权主义问题。在关于中国当代的极权主义问题上，我现在在中国人当中，在海外华人当中，应该说在这些方面占有的资料是最多的，大概我收集了几百本书。因为我终生的努力和工作方向都是为了中国，都是研究中国问题，所以很希望在未来的几年内，甚至在更长的时间里，一旦能回到中国，能够帮助中国建立一个极权主义问题研究所，也就是说能把集权主义问题的研究，把对共产党这一百年的研究带回中国去，而且我也觉得中国目前在这方面还很缺乏，这就是我在现在十年将要工作的重点。

记者：对于最近突发的西藏流血事件您有什么看法？

仲维光：我觉得西藏现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和独立的事件，而是一个在共产党社会里常规发生的事情，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在西藏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对于德国人和欧洲人来说不是一件陌生的事情，在过去的东欧国家如苏联、南斯拉夫和其它东欧国家，这样的民众问题也经常发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没有自由，没有信仰自由，归其根本来说也就是在共产党社会中生活的人，他们没有基本的人权，所以今天西藏发生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而是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必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今天西藏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大家还可以看到，它和九九年发生的对于法轮功的镇压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对法轮功的镇压发生在汉人当中，发生在中国人中，但是实际上它也是对于信仰的一种镇压，因此今天西藏发生的问题一方面表现好象是一种民族问题，一种对于佛教信仰的问题，但实际上归根结底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是一个在共产党社会中没有自由的问题。

我们大家从这件事情还可以看到，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首要领导人，包括温家宝在内，他们对媒体的做法实际上和五、六十年代冷战时期共产党的做法完全是一样的，这点我觉得德国的一些媒体和德国的一些政界人物都已经看到了。举个例子，比如说德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负责人诺克先生就讲过，温家宝继续使用的是文化大革命的语言来对待达赖喇嘛，这一点是国际社会决不能接受的。这可以使大家再次看到中国的共产党政府没有任何改变，因此要了解中国共产党政府今天为什么对媒体、对藏民还采取这样的办法，只要回顾历史就能够知道，中国共产党政府还采用的是冷战时期的共产党政府的那种教条的、专制的和专断的方法。

今天我们在分析、在看待西藏事件的时候不要忘了，中国政府是个共产党政府。今后西藏事态的发展将会如五三年的东德、五六年的匈牙利、六八年的捷克等等这些国家那时的事件发展，中国的西藏事件今后的发展方向肯定是如此。

记者：我们现在谈到西藏冲突，也谈到了中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您如何看待在西藏甚至在中国各地不断发生的抗暴事件，因为中国经济的年增长率达到8％，在经济如此高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生活应该有很大的改善，他们应该对政府感到满意？

仲维光：大家可能会看到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发展呢，实际上如果人们有记忆的话，也可以回想一下，在历史上也有。比如在五十年代，当时苏联经济发展的速度也很快，因此当时美国人有一种危机感，认为在二十年内苏联就会赶过美国，但是后来大家看到了苏联的经济并没有象五十年代中期那样持续的发展，而是很快的走到了一个僵化、停滞的时期，所以对于今天中国经济的这种发展，第一，它是一个虚假的假象；第二，任何的专制，包括我们今天在西方谈到的Despotie，这个词意味的专制就是奴隶主对奴隶的一种统治权，奴隶主在统治奴隶的时候，它要管奴隶的吃喝，管奴隶的生活，要保证奴隶能够生存下去，实际上在中国今天的现象也是这样。共产党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不得不给民众一些个福利和物质的好处，但是福利和物质好处所要求他们放弃的是自己的信仰和自己对于其它一些人权的放弃，所以中国今天的这种物质的提高，并没有使中国的民众获得更大的自由度和更大的自由空间。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在德国，在第三帝国的时候物质生活当时也有了很大的改善，但是大家都知道第三帝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极权主义社会。第二个例子，昨天我和北京的两个朋友通了电话，他们都是现代所谓的中产阶级。欧洲的媒体上好像说到中国的中产阶级正在兴起，他们也在参与政治。但是我和这两个朋友通电话的时候，他们当时就笑了，一个在出版社的朋友说在出版社他们没有任何自由，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可能参与政治，一切都和五十年代的时候一样，上面说了算，一切都是党说了算。但是现在和五十年代的情况不一样在哪呢？是党想把手伸到一些地方，但是由于存在私有经济，有一些地方它已经力不从心，就是说有一些地方它们够不着了，但是当这些地方出现反抗的时候，它们就会竭尽全力的把手伸到那儿，结果就像今天西藏所发生的。

记者：您提到和北京朋友的通话，我很想知道中国人现在是如何评价他们的前辈的？因为中国领导人在谈到过去时口径一致，或者说他们非常念旧，怀念共产主义联盟和自由社会体系两大阵营对立时期。在所谓的“宣传”造势下，中国人对他们的前辈、对西藏和对曾爆发起义的四川究竟了解多少？

仲维光：为什么刚才讲了今天中国没有任何变化，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垄断了一切媒体，实际上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整个的精神思想，所用的方法完全和冷战时期，五、六十年代一样。在中国所有的媒体、所有的所谓宣传机关、所有的出版物都是共产党控制的，因此对于中国的民众来说，它们对西藏的了解只限于广播、电视上的那些东西。尽管某些人可以通过网路，可以通过一些方法得到一些信息，但是就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每天所接触的铺天盖地而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共产党的宣传，所以对于西藏所发生的事情，一般的民众是了解得很少的，而且所了解到的是共产党所给予的，是西藏普通民众的那种“暴力事件”，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政府的坦克上街、开枪这些个事实。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政府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在西藏他们也开枪了，也射杀了，但是为什么这样在西方和在中国内地引起的反应不一样呢？比如在西方来说，就是象欧洲议会西藏小组主席托马斯.曼所讲的，哪怕你开枪射杀一个人也是太多了，也是不允许的，但是对于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民众来说，好像开枪射杀，如果死一个两个的话并没有引起那么大的震动，这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宣传下人权和人命，这些现在在中国人的心里已经不象在西方这样的重要了。所以这两个因素就造成了内地人对于西藏事件了解的不是很多，而且了解的情况被扭曲了。

第三个就是共产党把信仰的矛盾，把基本的人权问题给扭曲成一种汉藏两族的对立问题，这样煽动起民族情绪，也在大陆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记者：中国人现在在多大程度上还相信报纸和电视？

仲维光：今天在中国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有中国的电视和中国的报纸，尽管他们也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了，但是他们是生活在谎言当中的人，对谎言在很多时候就会失去一种敏感的反抗和突破它的能力了，所以今天中国大多数的人，对于共产党的宣传可能是比较麻木的，比较默然的，但是也不是那么反感。

另外对于极少数的民众来说，他们虽然知道一些情况，由于共产党它利用一种民族情绪，还利用了一般的老百姓他们害怕动乱的情绪，这样就使得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西藏事件的了解很少，而且是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来看西藏。

这点我想通过我自身的例子来说明这个现象。80年代末期以后，我一直觉得西藏是非常非常落后的，共产党虽然在西藏实行了一些专制统治，但是还是把物资和其他的东西运到了西藏，还是给西藏带来了好处。直到现在，很多留学生可能还有类似我这样的想法。这实际上是使我们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镜看西藏，而不知道西藏本来的情况，西藏民众本来他们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需要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从这点来说，我认为共产党的宣传给大家戴上的眼镜，使得今天绝大多数大陆的民众，甚至于99%的人对西藏事件很难有一个非常清楚的看法。

这点和当年东德的情况，就是东德的民众是类似的，当年共产党的那种文化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西方、和西德，就是和一般社会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在中国社会中的人对于西藏事件的反应，一方面是和以前不一样了，更多的人表示同情，更多的人能够理解，但是绝大多数人还是由于媒体的这种宣传，媒体的不开放和由于共产党的宣传，绝大多数人对西藏事件是不理解的。

在中国也会有一部分人理解西藏民众，比如过去的维权人士，在过去受到镇压的人，比如因为自己的信仰受到镇压的法轮功学员，还有就是在八九年以后由于推动民主运动在中国形成的一部分异议人士，对于这批人，我觉得西藏问题会促使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更能推动民主化和人权的进程。

所以实际我认为，西藏民众的这次努力，这次对于中国共产党专制的反抗，在中国的内地和在中国民众中产生的影响现在正在慢慢的扩大，如果持续下去，这种扩大的势头是中国共产党今天难以阻挡的，所以我在这里愿意说，就是奥运会以及伴随奥运会中国所开始的这种追求人权的努力，和今天西藏这种利用奥运会来追求自己的信仰和自由的努力已经真正的敲响了中国共产党政府灭亡的丧钟，我觉得从现在开始中国共产党政府已经坐到了这个滑梯上面去了。

记者:您认为中国为什么在7年前能获得奥运举办权?

仲维光：七年以前中国得到奥林匹亚的举办权是因为在冷战结束后,很多的西方人对来自共产党社会的整体威胁已经解除了，所以他们对于中国共产党有所麻痹,导致了西方同意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一个,中国当时的经济带来的这种商机导致了中国能够获得举办奥运会的权利。但是在奥运会的历史上, 曾经举办过奥运会的专制国家只有过两个：一个是希特勒德国,一个是苏联。所以实际上真正的举办奥运会,人权问题、自由问题、和平问题和民主问题是饶不过去的。这也就是说，七年以前人们所曾经产生的自欺欺人的那种幻想在真正面临这些问题的时候自然的破灭了。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90年代以后德国的媒体上多次讨论过中国还是不是一个共产党国家，在这些讨论里答案多次都是：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国家了。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错误的，是一个造成今天这种假象的，而且是造成今天共产党中国政府还敢于不顾世界舆论去屠杀西藏民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讲的更具体的有两点：

第一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完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政府。例如：在61年到62年我自己曾和胡锦涛在一个食堂吃过两年饭，也在清华园生活过9年，在那里上过9年学。我清楚的知道，今天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胡锦涛完全接受共产党的教条，是那一套教育底下成长的，而且胡锦涛根本就没有看过几本书，因为他所看到的书都是在中国封锁下出版的很少的共产党的教条读物，因此胡锦涛和温家宝这一代人，他们所有的思想和方法都是一种教条的，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创新的能力，所以实际上到今天为止中国共产党完全还是在五十年代，六十年意义上的传统意义上的共产党，所不同的是他们比第一代共产党领导人更没有才气、更保守、更教条。

第二点，如果全世界一直在警惕这个共产党政府，一边在不断地说一边和它打交道，一边要警告民众：这个共产党政府为了政权、为了政治和历史上一切共产党一样，它们是随时可能使用暴力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共产党政府它今天就不敢这样随便开枪射杀西藏的民众。这里有一个例子，就是在八九年中国共产党制造了天安门屠杀以后，当时世界上大家一起反应，结果在八九年到九五年左右的时间共产党政府就非常老实，非常的谨慎而不敢轻举妄动，但是从九五年以后这个共产党政府觉得世界放松了警惕，觉得世界已经不再关心它对国内民众的镇压了，所以它就在九九年的时候肆无忌惮的镇压了法轮功学员。今天在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了任何一点动乱它还敢立刻把坦克派上街头，把军队派到这个地区去，这一切我觉得是这个世界的纵容所造成的。

我还想讲一个历史的例子，就是在六十年代的德国，在第二代共产党领导人上台以后，大家曾讨论过东德和当时的东欧国家是否还是极权主义国家。有很多的人，很多的知识分子认为当时东欧国家已经不再是极权主义国家了，已经变成是威权的了，这种国家已经能够显示出一种转化，就是转变的能力了，但是六十年代以后到八九年的历史，经验性的结论已经做出了：共产党社会在六十年代到八九年以前它丝毫没有任何的变化，一直到共产党社会的崩溃。

这里还有一个现象可以使我们看到，柏林墙的倒塌不是靠西方的领导人歌颂东方领导人如何开明，歌颂东方社会共产党的领导人如何采取了改革措施而把柏林墙冲垮的，是靠西方和东方的不断接触，不断的在接触中施加压力，东方民众不断的抗衡共产党的统治才得来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民众、政治家，政治人物，各国显示出自己对于人权和民主追求的这种决心和对抗的时候，共产党的政府才会有所收敛。而柏林墙的例子和刚才我举的东德的例子更进一步使我们看到这个共产党社会它自身改变自己的能力至少到现在没有显示出来过，改变它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共产党政府必须得倒台，必须得把它给推翻。推翻的方法：我们现在提倡一种和平的，非暴力的，一种对于自己信仰和人权的孜孜不倦的追求的这种手法。

我还想说一下，西藏事件使我们看到共产党社会、共产党政府、共产党集团实际上是人类社会的一个魔鬼。如果在这个魔鬼要吃人的时候我们大家首先说：我们不会制裁它，只要它有所收敛，那么这个魔鬼就一定会去吃人，一定会去作恶。如果这个魔鬼要露出自己的这种凶恶面目的时候，我们大家立刻就讲：如果它这样的话我们就要制裁它，我们就会采取一切行动的制裁它，那么它就会有所收敛，这个就是今天在欧洲社会面临的中国的情况。我认为很多政治家采取的方法是对的，就是说抵制不抵制奥运会，制裁不制裁中国政府这一切都还是个问号，都是open的，如果再这样的话，再这样对西藏的话，那么它就会面临制裁。这样的态度我觉得是明智的、负责的。还有一些人物马上急忙跳出来说我们不会制裁，我们要帮助中国政府怎么样去开放，这样的方法我觉得只会助长今天的中国政府在西藏问题上所采取的暴力行动。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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