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四大经典
(四) 母亲拒绝教我“绝招”
母亲的医术的确让人找不到攻击她的口实，就是在她身边的我和父亲也不得不佩服她常能把被西医宣判死刑的病人救过来。
于是，我产生了一个投机取巧的想法。我想，西医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学了就能会，中医有点神乎其神，不好学，如果母亲能把她的“绝活”传给我，我不就可以在医学上走捷径了吗？
我把这想法跟母亲说了，我想她会抓住我想学中医这一机会，把她的毕生所学传给我。可母亲说：中医无“绝活”，她宁可把本事带进棺材，也不传给我。
母亲拿出一叠书，都是《伤寒论》等中医经典，差不多与我等身高，说让我先将这些书都背下来，然后才教我本事。
母亲太不讲究教学方法了，怎么也得循循善诱才是呀。那时我正对现代科学有兴趣，还牵挂着共产主义，如何接受得了阴阳五行呢？我想，现代科学一定能提供比阴阳五行更好的理论。阴阳五行，是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是古人在没有探测手段时所做的无奈的比拟方法，朴素是简单的代名词，现代科学完全可以替代旧理论。
我想，任谁也不会在X光片上看到肺的空洞时，还用阴阳五行去推演问题的所在。也不会在已确认了结核菌的情况下，不去用抗生素治疗，而去平衡什么阴阳。当时我坚信，随着科学的飞速发展，中医占据的地盘最终会完全让位给西医，如果我用背下一叠古书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科学的话，将会有更大收获。再说，我绝无在不研究透科学之前去搞阴阳五行之理。
那时虽然还没有“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说，但我觉得科学的发展能解决所有问题，应该全力推进科学发展。
这叠书我也背了几本，药性、汤头和辩证，我认为这就足够了。可母亲却说我仅仅知道这些比什么都不知道更糟糕。母亲说，学中医必须打下坚实的基础，那就是背经典，而一知半解就会成为庸医，将害人不浅。
我之所以没学中医可能与我过于理性有关，因为我看不到从医途径。
文革前，有个年轻人病的要死，是母亲救活了他，他觉得中医很神奇，就跟着我母亲学中医。他是真听话，把那一叠子书全背下来了。他聪明、能干、要强，可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从医之路。他后来做到一个大型国营厂的厂长。晚上回家，家中就坐满等他诊病的人。可他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曾听他倾诉这一痛苦。我可不想做有医生的本事，却没有医生权利的人，不想与那个厂长同一个下场。这可不像学个修电器什么的，会修就可以开个修理铺。当医生光有本事不行，还要有官方认可的途径，我当时看不到这一途径。
我有一个能够成为医生的机会，我抓住了，可母亲迫使我放弃了。
我十七岁中学毕业，在我们城东边有一个不为人知的荒凉湿地。有一年冬天，湖心岛上的一个老太太得了急病，方圆百里没有一个医生，只得骑马到几十里外的军马场向兽医求救。年轻的兽医赶去，用给马治病的药和注射器给老太太救了急。事后，这个年轻人到母亲这来讨教，母亲给他拿药治好了老太太的病，又给村里好多人治好了病。
当时这个村就要求我下乡到他们村里去做赤脚医生，我考虑了一番，就答应了。可母亲坚决不同意。那个地方很偏僻，不通车，没有电。可我看中那个世外桃源，仙鹤飞舞，荷花飘香，真是个神仙待的地方。
这是一次很好的成为医生的机会，由于母亲拖住了我，失去了。虽然母亲是医生，可她自己的身体极弱，离开我的照顾她也真是难以活下去。
在那个年代，作为个人，没有现今的生活之忧，不用考虑谋饭碗的问题，如果那时有生存之忧的话可能我也就学中医了。当时只听毛主席的话，想做个有用的人，像对待其它技能一样，我掌握了一些医学技能，除了针灸之外，西医的测血压，注射，听诊什么的，也学了一些。
母亲不善言谈，她不能说服我学中医，又坚决反对我从技能层面上接受中医。当时我不理解她反对的真正含义是什么，正好我又不想学，与其背一叠旧书，不如读一叠子新书。背旧书不一定有学问，读新书却会有知识。
面对强大的科学攻势，母亲便是想拉自己的女儿学中医也是不可能，由此可以看出，学习不能是强迫的，人们首先要受社会环境影响，母亲如果十七岁时处于我那个时代，她也不会投到中医门下，而会去学西医，真正的学习是出于自然。
母亲自己接受中医的过程就非常自然。母亲体质极弱，属于先天不足后天亏损那类的，十几岁时，连一条横道都跨不过去，走几步就要昏倒，还曾一度失明。家有后娘，无立锥之地。可能是出于求生的本能，她摸到当地一位著名的老中医处，跪倒在地，嗑了三个响头，誓死学医，就此拜师。是中医救了她的命，也赋予她生存的本领。
(五)中医的师传
母亲学医时，每天早晨三点钟起床，做师傅全家十一口人的饭，烧火时还背着书，她可真是把师傅指定的书全背下来了。那时她接受不到科学技术，也没有别的哲学思想分她的心。一对一的师承教育为她打下了坚实的中医基础。这条件是后来的我和现在的我女儿所不具备的。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现如今已不具备学中医的条件了。今天的人要想走到中医的领域，中间隔着科学技术、哲学思想等众多的西式山峰，要走的弯路很可能是要付出一代人的代价，如同我这样。
中医师传的育人方法使其不能像西医那样广泛培养人才。在医学院校培养中医，浪费和摧毁的人才比培养出的人才多得多。
如今学中医不用背医古文了。
我们现在的语言环境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文，不同的语言环境有着思维方式的差别，这个差别对生活的影响还可以被吸纳，可在中医的学习上这个影响就是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
现代人读古文必须借助注释和翻译，难以直接用古汉语思维。古人不用现代汉语说话这不是古人的错，所以在读古文时感到烦躁而指责古人是没有道理的，否认古汉语思维方式的存在和一笔抹杀古汉语思维的方式也是不科学的。
我看了一下现今出的医古文书，好多注解和翻译就抹杀中医思维并向西医思维靠拢。
不用背医古文，借助翻译和注释看医古文，甚至用直接读翻译的“白话文”代替医古文的学习，这一表面看来只是形式的一点点不同，却悄悄地改变了中医的性质。
何况还有大量的西医课程和西式的授课方法冲洗着中医院校学生的头脑，“科学化”和现代化的中医教材已经把中医学生与中医隔开了。
母亲背了医古文书，得了老师的言传身教，形成了坚定的中医信念，此后她的一生就是她老师精神财富的传承者。虽然我不认识她的老师，不善言谈的母亲也不会过多地向我描述她的老师，可从母亲的行医方式上，我不仅看到了她老师的影子，还隐约看到了那条千百年来中医人走过来的历史道路。
母亲受老师的影响是不自觉的，内在的。我曾觉得母亲不太了解她的老师，因为我提出的关于她老师的许多个为什么，她都回答不出。她老师不贪财，凭他的医术，想要发财不是难事，他全家十一口人，生活俭朴，粗茶淡饭。母亲受她老师这一影响很深，她说，医生因给人看病而发了财就是不对的。所以，母亲挣了钱就用于备药，然后再舍药给穷人，这正是她老师的做法。
每当有流行病或瘟疫发生，母亲的老师就当街舍药，分文不取。母亲说，有一年闹霍乱，老师当街支口大锅，里面煮着药，排出几张木床，看到有人打晃着过来，就扶倒在床上刮砂，然后往人身上浇瓢热药汤，再给喝一碗热药，这就救活一个。全家上阵，累得要死要活。
乘人之危，发国难财，对母亲的老师这样一个医生来讲是不可想像的。我想，她老师也是从自己老师处学来的吧，这也应该是中医的一个传统吧？从母亲的叙述中，我没看到当瘟疫暴发时政府有什么做为。都是那些扎根在民间的中医自发地行动起来履行一个医生救死扶伤的天职。
旧社会医生的行医资格好象不是政府给予的，国家也没有什么象样的医疗卫生体系。按我女儿的观点，她认为中医在历史上没有获得政府和国家支持是其没有发展壮大的一个原因。我想，没有获得政府支持的中医却自觉地担负起维护国民健康的职责，除了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实用价值何以解释呢？
我觉得母亲的老师很了不起，在旧社会，能收女孩做徒弟，他死时，把他的医书、药柜等物均分成两份，给他学医的大儿子一份，给我母亲一份。母亲把这些东西一直保存着。我小时就总是用她老师留下来的药碾子压药。
受过师传的母亲，二十四岁就走村串户地行医了。解放后，又进了医学院校进行了西医培训。所以，我母亲的文凭是西医院校的。母亲干起西医来，也挺像那么回事，脖子上挂着听诊器，也会用西药，也会注射，也会看片子……但她骨子里却是老师铸就的中医。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一般工人月工资只挣三十几元钱，八级工匠才挣六十几元钱时，母亲是大医院里拿九十几元月工资的医生。母亲性格温顺，待人亲切，同事关系和医患关系都好，医术又高，着实说在医院工作应该是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六) 母亲的中医作坊
医院不适合母亲，或者说，西医院的模式不适合中医。母亲的工作方式是她老师那种作坊式的。像我前面说的，她是根据气候的运行，在流行病暴发前备好药。可医院不可能允许她这么做，她用药又活又广，但医院进药有限。母亲的许多常用药是毒药、禁药，正常配给医院，医院都不敢要。母亲又总是抑制不住自己制药的冲动，这在医院是不可能的实现的。医院的分科更是限制了她，因为她是综合性治疗。总之，因为她有过独立行医的体验，在医院里工作就感到捆住了手脚。于是，母亲毅然放弃了在大医院的工作，辞职回家，又干起了家庭作坊式的诊所。
在母亲的作坊里，我在她的指挥下制药。制汤剂、散剂、丸药、膏药、药酒……
那时，我不喜欢自己一身的药味，时常为自己一身的药味而难过。因为人们普遍不喜欢药味。我没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到中医院或路过中药店我都要做深呼吸，就像现代人到氧吧吸氧一样。中药味能打开我全身的细胞，可能就是那时候被毒化了，至今留有毒瘾。
母亲看病过于活泛，真是不适合在医院工作。当有中年妇女领着病恹恹的女儿来看病，诊过脉后，母亲就把中年妇女拉到一边说：“你这当妈的糊涂，该给姑娘找婆家了，不要等出了事……”
着实说，母亲的性格不适合做媒婆，但母亲却为此没少给人撮合婚姻。后来我继承了母亲这一传统，也给人做媒，因为我知道，好多好姑娘在青春期把控不好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与道德品质无关，适当地帮她们一把，有益她们一生。我看《西厢记》，看张艺谋的《我的父亲母亲》，看到的就不是爱情，而是发情。因为与我在母亲诊所里看到的情况是一模一样的。在很小的时候我就从医学角度看待人们所说的爱情了，后来又从哲学角度、心理学角度看……
有一位叫小珍的姑娘，反应强烈得让母亲和帮助母亲的我没少费心。她妈妈除了暴打她没有别的办法。她反应强烈到已不能好好地处对象了。曾有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与她相处，她不敢让自己妈知道，就把男朋友领到我家。母亲为了促成他们缔结婚姻，留这小伙子吃饭。我陪这个小伙子下棋。小珍不去帮我母亲做饭，老是过来往这小伙子身上贴。当时我才十二三岁，把我恨了个牙根疼。从我家吃完饭出去，两人到城外散步，她往玉米地里拉这小子，把人家吓跑了，再也不见她。越是遭到拒绝她越疯狂，除了母亲极力安抚她，人们全嘲笑她。最后只有一个病歪歪的、做过大手术、无爹无娘、身无分文的小子没跑，被她拉上了床，这个床在她上班的纺织厂女工宿舍。女工们故意等到时候，领着保安，砸开房门，把他们堵在屋里。这个让老天做了生物试验的女人在疯狂半生之后，削发为尼，出家了。
也有一些中年妇女，轻佻，放荡，看到男人眼睛就发绿。有一个妇女来看病，说她夜夜梦与鬼交。母亲这边正给她开方呢，她看到我父亲在里屋躺着看书，就蹭过去要躺在我父亲身边。我大怒，可母亲只是琢磨方子，并不理睬她在干什么。
母亲不从道德角度看待女人作风问题的态度影响了我。男人和女人的“发情”永无休止，中医没有心理学这一科，但母亲在她行医生涯中，一直没有把这心理的、精神的疾病从她的医疗范围内剔除出去。她没学过心理学，也不懂哲学，她仅靠她所学的中医理论去医治和处理问题。
母亲对精神类疾病的态度和看法与西医有很大不同。我一直关注西医对精神疾病的研究。母亲去逝近三十年了，这期间心理学发展是极为迅速的，可我发现，其科研成果并没有超越母亲所在的中医认识范畴。
对小珍，母亲知道是怎么回事，对其它的女人，母亲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母亲治不孕症很出名，很多人来找她治。有一次，她给一个女人诊过脉后并不开药，只聊天。我那时对母亲看病不感兴趣，坐在一边看我的《十万个为什么》。那年代还没有心理医生一说，更没见过心理疗法。病人是位中学老师，很高雅的。谈着谈着，突然那老师大惊小怪地一喊吓我一跳，她拍手叫道：“天，我明白了。这么说，那些犯作风问题的女人是因为有生理方面的要求？”那时还没有“性冷淡”这一说法。母亲诊脉摸出来了，正在启发，诱导她，她这是刚开了窍。
我在工厂时的一位女同事患有不孕症，丈夫嫌她不生育，要与她离婚，她不肯，被丈夫打折了三根肋骨，她悲痛欲绝，哭天抢地。我们女工们团结一致同她丈夫斗争。回家时我很气愤地向母亲叙述这件事。母亲平静地说，这么打就好，年底就能生儿子了。我听了，觉得母亲这话真是毫无道理，两口子往死了打架还能打出儿子来？太荒唐了。
果然，到年底同事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两口子抱着乐得合不拢嘴。我也惊奇得合不拢嘴。可此时我却无法问母亲是怎么回事了，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