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调查的人群，主要是生活在最底层的普通民众；调查的年龄，主要是50岁以上的人；调查的内容，主要是几十年来社会生活的变化，以及他们现在的生活现状；调查的方式，是以朋友闲谈的方法，不预设选题，也不以调查者的面目出现。
我以为，这样交谈的双方会更随便，了解的情况也会更真实。在目前的状况下，我在文章中所涉及的人还只能以化名出现，但事情是真实的，这不仅由于新闻必须坚持的客观公正、自由独立的原则，还由于从事新闻写作的人所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良知。
民众依然贫困
公交汽车在有四趟跑道的公路上急速行驶，由于正处于交通的淡季，车上的人很少，坐在车上，可以很方便地看到马路两边的情况。28年前，路边满目田野，入冬季节必是一片荒凉，地里零散可见在冷风中拾柴和拣菜叶的妇女儿童。
现在不同了，路旁厂房林立，随处可见。轧钢厂、带钢厂、钢管厂、喷涂厂、味精厂、化肥厂......每个厂都占有好大一片土地，厂房修建得都很漂亮，人造理石装饰门面，两边栽种着风景树，大门里高高挂起五星红旗。
除厂房外，还有各式各样的废品收购站、粮棉收购站和国营的供电、管水等机关，路边的地差不多被占得严严实实。这个情况，对于我这个28年没有回来的人，确实感到耳目一新，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情绪在心里激荡，眼睛一刻也不肯离开窗口。
一进村口，路边是政府白色的办公大楼，这个大楼是十几年前盖的，可现在看来仍不显落伍。据说，刚盖上这个楼时，它成了故乡的一景，美丽的大楼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痛斥腐败的声音不绝于耳，成了政府孤立于民众的实物见证。
村镇里不象外边变化那么大，但可以看出，贫富已经拉开。镇里开辟出了大片土地成为村镇新区，那里有些房子盖得很漂亮，但在旧区，许许多多28年前的老房子依然存在，它们现在大多已经成了危房，低矮破旧，阴暗潮湿。这里住的大多是年过50的老年人，他们为儿女们在新开辟出来的村子里盖了新房，娶妻生子，自己在这旧地方平静地安度余生。
旧街区也有年轻人居住，他们有些已经在旧地基上翻盖了新房，有的因为没有条件翻盖，依然住着父辈留下来的旧房，这里是故乡的贫民区。前后村的两条护村河已经不见了，旧河床地带成了一片片的空地，人们在那里堆放粪堆和柴草，间或也能看到几间不住人的破房。
从感情上说，我对旧街区最怀念，这次回家乡，我在这里从村东到村西，从前街到后街又重新走了两遍，这里的每条胡同，每间房屋，每个门面都引起我无限的怀念。今天，我再次站在了这条街道上，依然能够体会到当年这里留给我的感觉，中心街道上低矮的土屋里在炸油条，烤烧饼，依然有许多年轻的、年老的人钻进这土屋里买早点吃。
这个情况很象当年，那时我们钻进低矮的土屋里喝豆浆，在同样的土屋子里买一角钱一个的油饼。村中的小学已经显得很破旧 ，但那是当年人们经常聚会的地方----男男女女上百人挤在院子里看17吋的黑白电视，《大西洋海底来的人》在人们心中形成抹不掉忆。
初冬的太阳暖暖的，没有风，老人们站在向阳的墙根聊天。这是一生都在干活的人们，50岁就已经显得很老，粗糙的脸上印有很深的皱纹，有着善良而温顺的眼睛。我走访的第一个对象叫杨学孟，改革之前，他和我同在一个文艺宣传队。他是队长，我是队里的编导，有时也出演一些节目。他不会表演，也不懂乐器，在演出时他敲梆子，人们都和他叫"敲梆子的"。杨学孟性情直爽，大嗓门儿说话，直来直去，对人诚恳热情，有些文化，也有抱负，我们关系一直很好。
我走的时候，这里的改革还没有正式展开。改革三十年了，他的生活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经常听到官方这样的宣传："中国模式"创造了备受世人瞩目的持续平均9％的GDP增长率的发展神话，用有限的耕地解决了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中国人民彻底摆脱了贫困
状态，大步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新阶段。那么，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不是也给杨学孟带来了富裕呢？这也是我最关心的。
在他28年前居住的老地方，我找到了他的家。他的家没有变化，还是二十多年前的老屋，院子前边的那个水坑还在，只不过由于几十年人们往里倒垃圾，使水坑变得小了许多，也脏了许多。顺着水坑有一条只能一个人单行的小路直通他的家门口，门口前边是一个狭窄的小胡同，可以从另一方向直通外面。但无论从哪一面，要想进一个大一点的车是绝对不行的。
低矮的院墙，小小的门口，两扇斑驳脱漆的绿色小铁门掩闭着。
我轻轻推开门走了进去，看到院子的另一边的墙已经坍塌了一半，院子里静静的，只有冬季的微风吹着院子里柴草叶的声音。我在院子里喊了几声，没有人应答，我就径直走进了屋子。屋子里炕上蒙着被子躺着一个人，正是我要找的杨学孟。
开始他并没有立刻认出我来，稍一愣神，立刻又惊又喜地叫了起来。他把我拉在炕边坐下，我们就高高兴兴地聊了起来。
我关心地问他："这些年一直没机会来看你，日子过得怎么样啊？"他叹口气说："唉，完了。自打勉强盖了这三间房后，就一直没有缓过劲儿来。后来又得了两次病，半身不遂，就更不行了。没敢去医院，那哪是咱能去的地方呀，在家里打针吃药。刚好一点，又来了个二来来，吃着吃着饭，说不行就不行了，嘴也不管事了，手也不行了，紧治慢治，花了一千多块，这不吗？到现在这个程度。这就不错了，自己出来进去的还能行，说话也没什么问题，不用人服侍，也不能干活。"
我知道他有一个要的儿子，我走的时候他还在上学。就问他："孩子呢？他行吗？"
杨学孟说："行吗呀，他顾自个儿还顾不过来呢，我能忍心挤对他？你嫂子去他们家干活去了，一会儿她来了，给咱们做饭，你就在这儿吃，我们二十几年不见了，你一定要吃了饭走！我叫她上街去买鸡蛋，咱们吃烙饼炒鸡蛋，现在吃饭还有问题吗？"
我对他说："象你这种情况，政府一点扶贫救济也没有吗？"
他说："那哪有哇，你真是，政府不找你要钱就好家伙了，哪有救济给你？现在的政府呀，刮搜老百姓的事都想得全着哪，救助老百姓的事一样也想不到。"
我们也谈到了当局为农民免除农业税的问题，我想听一下他的看法。
他说："要说这一点是不错，种地不交粮了，大伙都愿意。可话说回来了，虽说不要了，物价年年上涨，那不还和要税一样吗？还不如要税呢，不要税反倒更穷了。"
我们在一起谈了好长时间，和他的谈话，我在后边的文章里还会提到，这里说到的只是关于生活方面的一点。
晚上，我住在了弟弟家里。弟弟在我的印象中，一直过的是贫困的日子。二十多年来，他好象一直是靠借债过生活。买房基地，他借钱；盖房子，他借钱；娶儿媳妇，他借钱；买木工机器，他也借钱。我和妻子还多次商量着不要他欠我们的钱了，如果不是我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他欠我们的钱，我们还真是一分也不想要了。
这次我到了家乡才更清楚地了解到，弟弟的生活虽然很难很苦，但他在这个镇子里，还是个比较富有的户。他家五口人 ，父子两个人干木工活，又都肯吃苦，自己盖了十间房子，还买了带锯给人们破木料，比种地来的钱快一些，在村子里，他大小也是个名人。
我来的这一天，他到天津打工去了，管饭吃每天可赚到80元，已经去了二十多天了，可以说，镇子里80%的人没有他能赚钱。
说来也巧，就在这天，他从天津回来了。夜里，大家睡得正香，一阵急促的砸门声把各个屋子里的人都吵醒了。弟弟满头尘土，破大褂子忽哒着从外面进来，边走边说："真冷呀，坐着个破柴油车，风呼呼的，两个人抢一个破褥子，满囤一个劲儿和我打，他说：'你净顾你自个儿，我这儿都冻成冰棍儿了。'我说：'我管你干吗呀，我不冷就行了。'"说着哈哈直笑。看我来了，喜出望外，和弟媳妇说："你快给我弄点吗吃，都饿死了。今个儿我和我哥哥住一块儿。"
这一夜，我们谈了好长时间。
弟弟很高兴，他说他找到的这个活，每个月能挣到两千多块。他还有两万多块钱的账，干好了用不了两年就可以还上，他就可以过没账一身轻的日子了，就可以想吃吗就吃点吗，鸡蛋、油条、烧饼、果子、橘子、香蕉想吃就去买，想花钱就花钱，不想花可以攒点钱养老。这种每天紧紧巴巴的日子真是过得够够的了。他还说："当初不买这块地，不盖这房子行吗？如果不那样做，现在还是什么也没有，没有账，也没有财产。现在这地和房子加在一起可以卖到20万，那几年土地每天都在往外放，谁抓到手里谁赚钱。咱不是没钱吗？不借钱行吗？就这样死活弄到手里半亩多地。怎么样，赚了吧？"弟弟是有名的傻实在，没想到他还有这份心计。
他还有一件高兴的事，今年春夏大旱，庄稼没能种上，到了暑季，有了雨水，他种了玉米，没想到竟然收了。他高兴地说： "种的时候，就有人和我说，什么季节了，还种棒子，白扔种子。我说能收，他们说，收什么呀，收棒秸(玉米秸杆儿)吧。我不听那一个，就种！怎么样，收了吧？两千多斤棒子，足够我们吃一年的，明年我种两季。"
我和他谈起了家乡的一些亲友，我问他七叔家的亮子怎么样了？他说："他完了，三个孩子因为没钱都没上到中学，现在日子过得别提多现世了。七叔家那弟兄四个，有两个媳妇因为家里穷都散了（离婚）。"
我问他老叔家的两个堂弟日子过得如何，他说："他们不行了，吃不象个吃，穿不象个穿，房子快住倒了也没钱盖。"我又问了大姑家的表弟，还有一些朋友，他不是说"他完了"，就是说他"不行了"，没有问出一个富裕人来。
我很伤感地说："这个不行了，那个完了，怎么都混成这样了？"弟弟说："唉，细说起来你说谁行啊，农民都是种那点地，谁能富得起来，可不都不行吗？我也就是仗着有这点手艺，要不也完了。当官的富，咱家没有。"
弟弟也算得是个有心的人，他说："当初人家把钱借给咱，我抢了这一亩多地，住棚子住了四年，这才盖上房。现在地升值了，我赚了，我要是把钱借给人家呢，那就是人家赚了。谁有钱谁才能赚钱，谁不知道抢到了地就是抢到了钱呀？谁比谁傻多少？那些把钱借给咱的人，咱一辈子不能忘了人家的好处。"
确实，谁有实力谁就能赚到钱，谁有权也能赚到钱，权和钱勾结得密不可分。上海周正毅空手套白狼，一夜暴富，靠得就是权力掠夺。当今时代，赚钱几乎不需要有什么超乎寻常的经济头脑和过人的聪明智慧。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