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区在汶川大地震受损极小，成为各家媒体驻扎大本营，然地图距离虽近，但每个灾区却很远、远到令人感受人力之卑微。前往周边如都江堰市、德阳、绵阳等大城镇，最近者一小时车程、远者三小时，这还只到了城镇，想深入山区灾区采访，根本难以当天往返。
一位同业在汶川映秀镇道路抢通后，先从成都搭计程车到都江堰市，在检查哨前转搭当地摩托车进入山区，再转水坝的解放军冲锋舟往上游，到了抢通山路徒步走两个多小时才看到映秀，拍个十多分钟照片，赶忙折返以免受困山区，回到成都发稿时已接近午夜。
汶川大地震造成的不是一个“九二一”地震，而是遍布在成都周边数十个、乃至三、四十个“九二一”，灾区现场采访多是靠判断、运气与人民币，灾区实在太多，选定一个就往前冲，欠缺交通工具改用人民币买通，真无法深入土石滑坡现场，侥幸逃出的灾民则是最佳目击见证者。
以记者十四日所在绵阳九洲体育馆为例，北川灾民口中的县城沈了、两侧山体滑坡以及偃塞湖可能溃堤、乃至死亡人数恐高达数万人等，在地震后均被官方逐一证实；在北川山脚下城镇安县，灾民们围着记者抱怨非重灾区无人问闻困境，事隔七日官方才发现灾区资源分配不均后遗症。
新闻工作据说有伦理学，但在灾区并不适用。以台湾红十字会搜救队所在的汉旺为例，地震过后幸存者已在官方与部队的组织下，为全镇进行过一次地毯搜索，当地灾民指出，“能发出声音的先救，没听到就算了！”你无法批评幸存者冷血，当眼前的现代化城镇被震成一片废墟，这是唯一能做的事。
正如同记者需要帮忙救难吗？答案是想救也救不了，能做的只有通知现场部队救援，在倾倒的钢筋建筑物前，人类的双手力量是微小的，一位支援法鼓山的台湾医师回忆感受指出，“看前十个伤患觉得很惨，当看到第一百个时，每个都一样、人就麻木了！”
灾区现场有着外界难以理解的运作逻辑，一位台湾搜救队员对灾区混乱的看法说道，“每个地震灾区都很乱，唯一差别是有的‘乱中有序’、有的真的乱，但都是乱！”面对百万受伤者，生命的存续更多是机率，“救难与医疗确实是科学问题，但面对这么大的天灾，能否救活、其实是个哲学问题！”一位台湾医疗队医师叹道。
汶川地震的新闻采访被外界誉为是最开放的一次，然开放不代表“真实”，大陆记者前线所见所闻仍须后方编辑“政治判断”后，方能见报，“开放”评价来自有幸遇到中央级官员在现场，原本难以采访的官员现在愿意开金口回答提问，但事后证明“九虚一实”空话太多，更多灾区实情是借耳语般的“出口转内销”，迂回由境外媒体传进中国再跟进报导。
地震震出人性，灾区人性光辉面报导不胜枚举，然对比上百万伤亡又显渺小；每位灾民都是一段故事，但面对上百万条悲惨故事、灾区发物资灾难财、募款电话讹诈、自愿者灾区一日游等灰暗面，又怎么报导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