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经济发展；人口少，反而可能限制经济发展。比如，当年的西德与东德（人口：前者为后者3、5倍），如今的南韩与北韩（人口：前者为后者2、5倍），经济差距悬殊，不仅在于西德和南韩的制度优越，也在于他们的人口优势。美国与加拿大（人口：前者为后者10倍），香港与澳门（人口：前者为后者15倍）等，在同等的环境条件下，反而都因人口多寡，形成经济强弱的对比。世界经济的前三甲，都不是人口稀少之国：美国人口密度适中，日本和德国则均属人口稠密（稠密度超过中国）。
近十几年来，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经济有所起色。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人口。人口多，劳动力廉价，成为这两个人口大国"经济崛起"的关键。
在中国，东部比较发达，西部相对落后，形成东西部差距，其实也源于人口的差距。东部人口多而稠密，西部人口少而稀薄（四川省例外，故为西部最发达的身份）。西藏人口极少和极稀薄，也是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所有这些，都证明，人口多，并非不利于经济发展。以人口多作为"难以发展"和"慢慢来"的理由，是无能的或腐败的当权者推卸责任的藉口。
2、中国人口多，就不适合搞民主吗？
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都是人口多而稠密的，如印度、日本、德国、韩国、印尼、巴西，等等。仅以印度和中国对比：印度人口10亿，中国人口13亿；印度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其人口稠密度远远大于中国。
印度人口众多而稠密，宗教流派林林总总，社会极为复杂，如果没有民主制度，多少矛盾与冲突都难以想像，也难以化解。虽然印度经济曾经发展稍慢，但社会相对和谐。正是在政治民主和社会和谐的基础上，今天的印度，经济开始起飞，前景不可估量。
二次大战前，严格说来，世界上以公开选举和新闻自由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国家，只有两个：美国和英国。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民主国家发展到102个，占全球国家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在这些民主国家中，既有人口多的，也有人口少的。事实证明，人口多寡，从未构成是否适合"搞民主"的标准。
3、中国人素质差吗？
中国拥有五千年文明史，在这个历史长河的大多数时期，无论在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等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华民族智慧、勤劳、善良，坚韧，创造了独特而灿烂的东方文化，傲于世界。以这样巨大的创造力和文化影响力，中华民族不可能是一个劣等民族，中国人民的素质也不可能低于任何其他民族。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共执政，作恶多端，倒行逆施，每每与世界文明潮流背道而驰。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文物、环境等，为之遭受毁灭性破坏，中国与文明世界差距急剧拉大。与此同时，因为中共蓄意贬低纲常伦理，践踏传统美德，导致中国人道德水准严重滑坡。由此造成"中国人素质差"的错觉。而每当国内外有民主改革的呼声，中共及其御用文人就暗示：中国人素质太差，不适合"搞民主"。
纵观全世界，除了中国大陆，华人集中的国家和地区还包括台湾、香港、澳门、新加坡。这些地区，经济均高度发达；台湾拥有高度民主；香港享有高度自由；澳门和新加坡，也具有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自由。没有人怀疑，在这些地区，华人的素质会逊色于任何其他民族。
指责或暗示中国人素质差，并由此推论中国人不配享受民主，是对中国人民的最大侮辱和歧视。当印度、泰国、菲律宾、印尼、柬埔寨、阿富汗、格鲁吉亚、海地、尼日利亚等各大洲各国的人民，都能够心情舒畅地享受自由和有序展现民主程式的今天，中国人民没有理由沦为例外。
4、西方民主是否适用于中国？
有人习惯于区分"自由主义"和"共产主义"，习惯于比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其实，在这个世界上，最鲜明、最有意义的区分和比较，还是民主与专制。有人又把民主与专制，区分为西方的和东方的。中共就以"西方民主不适用中国"为由，拒绝民主。尽管中共本身就从西方抄来"马克思主义"。
其实，专制的意义很单纯，就是当权者独断独行，镇压和迫害异己。民主的意义也很单纯，就是人人享有自由与平等，公众对当权者构成监督和制衡。所以，无论专制还是民主，都无所谓东西方之分。
以公开议政、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为主要标志的民主形式，尽管近代首先诞生于西方，但就民主思潮而论，在古老东方也自有其发源。大约两千年前，中国先贤孟子就立论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其实就是最原始的民主思想之一。
如今，民主不仅在西方成为现实，也在东方成为现实。甚至在一些宗教和文化极不相同的国度成为现实，比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近代世界历史证明，民主适用于西方，也适用于东方，适用于大多数民族与国家。必然地，也适用于中国。
5、民主意味着动乱吗？
恰恰相反。大量统计显示，经济成功和长治久安的国家，大多是民主国家；经济贫困和动乱不止的国家，大多是专制国家。政治民主，与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另一项统计显示：区域性冲突和世界大战，往往由专制国家挑起。可见，民主政治，不仅有利于本国稳定，也有利于世界和平。
道理很简单，民主国家重法治，专制国家重人治。民主与法制密不可分。在民主国家，公民权利受到高度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的尊重，也受到高度规范。在专制国家，公民权利不受保护，公民对他人和社会权利也没有尊重的习惯。人民权利轻易遭当权者践踏，人与人之间、人民与政府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很容易相互冒犯。动乱和冲突便容易发生。
比较中国和印度，最能说明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印度实行多党民主制度，中国保持一党专制体制。印度因而避免了那些发生在中国的种种惨祸：印度没有出现诸如中国"大跃进"似的胡搞瞎闹；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国因经济崩溃而饿死数千万人的惨剧；印度没有上演诸如中国"文革"大规模破坏文化文物、摧毁经济教育、彼此羞辱仇杀的丑剧；印度没有酿出诸如中国"六四"般的大屠杀；印度没有发生诸如中共当局对法轮功信众的群体灭绝......
这一切都是因为，印度拥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民主选举、和司法独立，及其所有对权力构成监督与制衡的社会机制。事实证明，正是这类透明的社会机制，能够有效缓解矛盾、化解冲突、平衡利益，从而保持社会稳定。
6、言论自由危害国家安全吗？
古人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说的就是，畅所欲言，对人有利。同样，公民议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利于国家。中国古人鉴定明君，有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样板；鉴定忠臣，则有"武死战，文死谏"的标准。一个"听"字，一个"谏"字，都体现言论的珍贵，及其对国家安全的重要。
历代独裁者为一己之私，才奉行"防民之口胜于防川。"还有一个成语：杀人灭口。换一个说法：灭口，是为了杀人。要么是肉体上的屠杀，要么是精神上的谋杀。所有阻碍言论、封锁新闻的独裁者，奉行的，都是杀人政治。杀人政治，使这个国家沦为危险之邦，绝无安全可言。
据统计，就杀人而言，凡共产党当政的政权，都创下该国历史最高记录。其中，中国共产党更是高居榜首，屠杀中国民众数千万！足可证明，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人民的安全，也没有国家的安全。有的只是当权者的安全罢了。当然，当权者的这种安全也只是暂时的。当独裁者最终遭到历史审判和清算的时候，他们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当初的所作所为，为他们凶险的结局埋下了伏笔。柬埔寨的红色高棉头目，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南斯拉夫的米洛舍维奇......都殷鉴不远。
当代文明国家的一个基本标志，就是言论自由。包括交谈自由、演说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等。言论自由，不仅保证了公民的说话权利，也保证了这个国家的公共安全。
7、稳定能够压倒一切吗？
民主国家，新闻自由，信息高度曝光，所有不良现象和社会矛盾得以公开化、表面化，仅仅从视觉上感受，似乎"很乱"。然而，恰恰是这种曝光，这种由媒体呈现的"乱象"，使民怨得以宣泄，民意各获归宿，冲突得以避免。社会因而具有高度稳定性。
中共宣扬"稳定压倒一切"。它声言的"社会稳定"，其实是"政权稳定"。放眼中国社会，到处都是矛盾、冲突、与仇恨。贫富悬殊，仇富心态弥漫。更不用说，上访群众的冤屈，拆迁户的血泪，失地农民的愤怒，等等。人民抗争不断，烽烟四起。连中共当局自己的统计都显示："群体性抗争事件"急剧上升，最近三年，就分别达到每年6万多起、7万多起、和8万多起。况且，大量内幕被中共宣传机器严密遮盖。如果全面曝光，人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动乱之中，极不稳定。遍地干柴，随时可能燃起烈火。
民主国家，人手一张选票，定期选举。人民掂量自身利益，寻找自身利益代言人，官员被换来换去，看上去，政权很不稳定，然而，社会稳定；在专制国家，人民被剥夺选举权利，当权者乾坤独断，把持既得利益，看上去，政权稳定，但社会极不稳定。
政权稳定，不可能压倒一切。比如，它压不倒因官场腐败而酝酿的民怨；它压不倒因极权迫害而引发的民愤；它压不倒因渴望自由而汇集的民心。一句话，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
8、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吗？
"六四"屠城，震惊世界。每当人们提到这件影响中外历史的大事件，中共当局就辩解说：那是为了保持中国的稳定，没有"六四"屠杀，就没有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且不说这一"经济成就"的虚实，"六四"惨剧酿成，本身在于当时中国缺乏民主机制。"六四"屠杀，不仅葬送了中国民主改革的最佳时机，即便在经济上，也直接带来至少三大后果：
其一，官场腐败空前加剧。"六四"时期，示威学生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反腐败"，当局镇压，等于为贪官撑腰。贪官污吏愈加猖狂，加倍鲸吞中国经济成果，贪官外逃，资金外逃，国有资产被严重掏空。其二，旧的政治体制得以延续，不仅为大规模官场腐败提供了最佳气候和肥沃土壤，而且，长官意志继续凌驾于民主与科学决策之上，形成高成本、高消耗、高浪费、高污染的恶性循环。
其三，中共制造"六四"屠杀后，一直受到国际制裁。一些关键的经济制裁，至今没有解除。比如，美国、欧盟、和日本，世界最大的三个经济体，都限制向中国输出高精技术。与西方75%的生产力来自技术进步相反，中国75%的生产力仍然来自人力、原料、能源等原始资源。换言之，搞了三十年"改革开放"，中国仍然处于出卖资源、充当苦力、承办初级加工的原始阶段。
毫无疑问，"六四"屠杀，阻碍了中国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如果按照中共的逻辑，今日中国的经济成就，乃是建立在"六四"屠杀的基础上。推理下去，"六四" 不仅不能平反，一旦再现，还要再度屠杀；为了取得更大的经济成就，面对任何民主呼声，都要一直镇压和屠杀下去；即便有一天，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一，更要镇压和屠杀，因为，不那样，何以保持第一？
9、怎样看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经济建设，从来就是一个政府的基本职能。连秦始皇这样臭名昭著的暴君都懂。这就好像父母要送孩子上学、供养孩子吃饭一样，是为父为母者的起码责任。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共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迷惑了很多人，仿佛只有中共当局才搞经济。
原来，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对中国经济、环境、文化、道德等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的全面破坏。"反右"，开创大规模清洗与迫害；"大跃进"，导致经济崩溃，引发大饥荒，数千万中国人被活活饿死；"文革"，更使所有破坏登峰造极，文化、文物被毁灭殆尽。无数家庭遭受浩劫，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整个民族道德沦丧，礼仪尽弃。无论在哪方面，中国与世界差距都空前拉大。
回观历史，历朝建政，都首先注重发展经济，奖励农耕。政府修文堰武，让民众修生养息。中共建政，反其道而行。和平时期，居然大规模屠杀民众，全面摧毁经济。创下的纪录，史无前例，空前绝后。
罪孽深重，人神共愤。在高喊了三十年"政治挂帅"和"阶级斗争"的口号之后，中共突然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听起来完全多余而又极具欺骗性的口号。
很显然，中共发展经济，只是手段，而非目的。其真正目的，是为了保住政权，保住其高官厚禄等既得利益，继续愚弄人民。
"六四"屠杀前夕，武汉军区一名中共"老干部"曾直言不讳道：共产党绝不能在这个时候下台，如果现在下台，被载入历史的共产党，就只能是乱臣贼子。我们一定要抓住权力，搞几十年经济建设。只有那样，才能抵消过去的罪行。
这名"老干部"的"肺腑之言"，反映了中共高层的普遍心态。然而，他很天真，殊不知，任何罪行都是无法抵消的，何况是杀人。在韩国，主导该国经济起飞的两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因镇压民运和贪污腐化，下台后分别遭到清算，甚至被判处重刑，就是现成的例子。
10、怎样看待中国城市"翻天覆地的变化"？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邓小平急于弥补中共人为破坏国民经济三十年的罪孽，企图挽回中共执政的合法性，进而保住其既得利益，带领中共，从政治"大跃进"一步跨入经济"大跃进"，从政治狂热一步滑向经济狂热。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旗号下，全民皆商，金钱至上。为了提前尝一口"现代化"的洋荤，邓小平迫不及待地要立"橱窗"，搞"西洋镜"，集内外巨资搞了一个深圳"特区"，犹如一百多年前，慈禧太后促成的"十里洋场"上海。
之后，中共更是牺牲农村，装扮城市。中共高层倾举国资源于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对外"橱窗"，地方当局则群起仿效，也在各地城市大搞"政绩工程"、 "首长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无数工程，自有捞不尽的油水。中共官员们乐得利用手中权力，随意批发土地。低价批地，换取高额回扣。
大兴土木，大肆烧钱，的确制造了中国城市外观"日新月异"和"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因为在工程建设中，权钱交易，各方伸手，偷工减料，以次充好，层层吃水，制造出大批"豆腐渣工程"。桥跨路陷楼塌人亡，丑剧悲剧比比皆是。
大上海高楼林立，地面因之急剧下沉；北京城气派辉煌，却经不起一场暴雨的冲刷（2004年7月）。这已经证明，即便是表面光鲜的中国城市，也是纸糊的灯笼，一戳就穿。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进出中国、感叹中国"惊人变化"的人们，看到的，不过就是这类华而不实的"橱窗"。
同时，官商黑勾结，急于牟利，动辄上演"鬼子进村"，实施强行拆迁、暴力拆迁，强行征地、暴力征地。在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背后，血腥满目，哀鸿遍野，激起天怒人怨。拆迁户和失地农民抗争不断，成为中国特色的一大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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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为什么中国富豪大都锒铛入狱？
每当美国《福布斯》杂志公布中国富豪榜，人们不久就发现，这些树大招风的人物，纷纷从座上宾，变成了阶下囚。先富起来，等于先捕起来。在这个长长的囚犯榜上，挤满了名列前茅的富豪：牟其中，杨斌，袁宝璟，周正毅，禹作敏，刘晓庆，李经纬，胡志标，陈凯等等，还没有算上那些亡命天涯的，如仰融、赖昌星等。中国富豪榜，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囚犯榜。
1989年，中共血腥镇压民主运动。其间，一个鼎鼎大名的富豪，责备学生"太过份"，"耽误"了他"做生意"，因而"支持政府镇压"。此人就是当时的"中国首富"牟其中。1999年，牟其中以"诈骗罪"入狱，被判无期徒刑。正是他当年举双手支持的那个政府，10年后又把他送进了监狱。
人治的要害就在这里：政策变来变去，今天你是合法的，明天你就是非法的。自以为精明的牟其中，竟不明白一个极其简单而又浅显的道理：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就没有经济上的权利。没有健全的民主与法治，就没有发财致富的长远保障。
岂止是牟其中，那些目光短浅的中国富豪、商人们，都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热衷于权钱交易，官商勾结，黑白两道。他们急功近利，唯利是图，追求一夜暴富，枕于为富不仁。他们的致富模式，具有典型的"中国特色"：权力经济，外加假，大，空，骗。"我不关心政治，我只关心赚钱。"是他们的不二信条，对此，他们颇为自得，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实际的人"、"精明得了不得。"
的确，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将一干贪官与奸商培植成"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尤其"三个代表"理论出笼后，官商合谋，沆瀣一气，携手致富，更形登峰造极。然而，政策一变，权争一起，他们顿时沦为牺牲品。
今日座上宾，明日阶下囚。中国富豪们的下场，证明，在极权与人治的环境里，所有发家致富，都不过是黄梁一梦。所有荣华富贵，都不过是过眼云烟。搭载于一艘即将沉没的巨轮，覆灭的结局可想而知。
12、为什么中共官场腐败无可救药？
人人腐败，遍地贪官。这是当今中共官场特色。各省市或中基层官员的糜烂性腐败自不待言，根据中共审计局报告，所有49个中央部委，"全都有问题"，足见中共官场腐败的大规模、大面积、和高规格。所谓"反腐"，愈反愈腐。国内因此流行一个比方：让中共大小官员排队，如果朝他们每人开一枪，肯定有冤枉的；如果隔一个开一枪，肯定有漏网的。
有人说，即便民主国家，也还存在腐败，没错，但数量极少，比例极低。通常而言，在监督完善的民主国家，官场腐败率在5%以下；而在中共一党把持下的中国，官场腐败率却在95%以上。国际反腐组织"透明国际"2004年发布报告，中国清廉指数仅为3、4分，与叙利亚并列世界第71名，属于重度腐败国家。
哲学上有句话：量变带来质变。如果说，某种腐败，来自人性的贪欲，即便再过一万年，还可能存在。但在民主国家，人性的贪欲，受到制度的强力约束，残存的，仅仅是一点人性的腐败。但在中国，人性的贪欲，却得到制度性的张扬，变成制度性的腐败。这便是两者质的差别。
排斥透明与公开、拒绝监督与制衡的一党专制制度，为官场腐败大开了方便之门，有限的资源朝权力倾斜，不断为"强者"洗劫、瓜分。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或者，越靠近权力越富，越远离权力越穷。可以断言：只要制度不改，人治不废，中共官场的腐败就无可救药。
中共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和江西省副省长胡长清都不约而同道："共产党迟早会玩完，咱们得准备一条后路。"这类"大实话"，也恰当反映了中共贪官的深层心态，准确解释了他们飞蛾扑火般"将腐败进行到底"的行为心理。
13、中国人民负担有多重？
众所周知，教育昂贵，医疗昂贵，住房昂贵，成为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而在这"三座大山"之上，还有更大的"大山"，其重量，超过"三座大山"的总和。那便是：中国人民被迫养活的中共庞大官僚集团。
当今中国官民比例，达到史无前例的程度：1比26。同一数据，10多年前为1比40；二十多年前为1比67。目前的官民比例，比清末高出35倍；比西汉高出306倍！也就是说，被称为"封建剥削社会"的西汉，每8千个老百姓，才养活1个官；如今的"人民共和国"，每26个老百姓，就要养活1个官。谁是名副其实的"封建剥削社会"？一目了然。
官多如蚁，消费巨大。每年，中共各级官员车马费就达到3000亿（仅此一项，就超过中国教育和医疗经费总和）；招待费就达到2000亿；出国"培训考察"费就达到2500亿。官多如牛毛，丑闻满天。跑官、买官、卖官，明码实价，司空见惯，使中共官场腐败成为"绝症"。
"党领导一切"，"党指挥枪"，在这类口号下，中国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党国"。上到中央，下到基层，所有机构，都重叠设置党政两套班子，连军队、公检法、企业、以至于大中小学都不例外。比如，除了省长，还有省委书记；除了局长，还有局党委书记；除了法院院长，还有院党委书记；除了厂长，还有厂党委书记；除了校长，还有校党委书记；除了师长，还有政委；除了连长，还有指导员......至于团委、团委书记、团支书，等等，更是多如群虱。
仅为养活中共这党政"两套班子"，中国民众就要承受相当于他国民众两倍的负担！更何况，中共自己承认：不止"两套班子"，而是"五套班子"！韩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只有5名官员，而中国的乡一级机构，平均却有高达30至40名官员！
在"解决组织问题"的利益驱使下，中共党员人数继续膨胀，仅从1997到2002年，5年间，中共党员人数，就暴涨了近600万，达到6635、5万人，相当于或超过世界上一些大国的人口。为了养肥这些密如蚂蚁、多如牛毛的寄生虫和吸血鬼，中国人民被迫用自己的血与汗，承受堪称世界上和历史上最最沉重的负担。
14、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满足现状？
最近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一定发展，民众生活得到一些改善，有人为此产生"自豪感"，陶醉于"强国梦"中。这本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然而，有些民众因为自己满足于现状，而反感和抵制所有批评中共政权的言行，则不免迷失。
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在中共执政的前三十年里，一场接一场的人间浩劫被人为制造出来，经济崩溃，国力衰落，人民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中共对中国进行了有计划、有系统、有组织的长达三十年的破坏，把中国经济、以及整个中华民族的生存状态，推到了历史的最低点。
今天的一些中国人之所以满足现状，就是因为，他们只是拿现状与历史的最低点比较。有一种从地狱的深渊回复到人间常态的感觉，由此产生巨大的心理反差，使他们觉得，现状好像"还不错"。没吃没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没有，搞什么民主？听上去"有道理"；有吃有穿的时候，有人说：吃的穿的都有了，还要什么民主？听上去也"有道理"。实际上都没道理。因为，天赋人权，人生而自由，与物质条件无关。
上述"心理反差"，也来自于中共当局的蓄意制造。一方面，为了防范人民清算，中共封杀历史，制造遗忘，要求人民"向前看"；另一方面，却拿现在的经济成就，处处与"文革"或"大跃进"时期相对照，无意间，让人民"朝后比"，营造"进步"的假象。这样，即便社会再不公平，民众再多怨言，似乎也算不了什么。 "总比文革和大跃进时期强呗！"有人就这样自我安慰。
殊不知，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鼎盛时代。周朝文王之治、汉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清朝康乾盛世，等等，均国富民强，国泰民安。那些年代里，中国经济产值在世界上首屈一指，往往占世界总产值一半以上。而今日中国，号称"高速增长"，经济产值也不过只占世界总产值的4%，人均产值更是敬陪末席。
说到底，没有历史长河中的纵向比较，也没有世界空间里的横向比较，比较的范围，就只在过去的五十多年，对中共来说，是它自己跟自己做比较，对一些民众而言，是拿他们短短人生中的前后经历作比较，由此得到的"心理反差"，就是部份中国人满足现状的由来。
15、中国人站起来了吗？
中国人民首次站起来，是在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诞生。从那一天起，至少从形式上，中国废除了沿袭数千年的跪拜式，那种臣民对君王、百姓对官吏的跪拜礼。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人民首次站了起来。不仅如此，民国初年，国会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使中国人民从精神上也站了起来。
虽然不尽完善，但举世公认，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然而，新制度立足未稳，残余专制势力作祟，各种野心家纷纷出笼。他们利用新生民主的种种空隙，和民众尚未完全适应民主与共和的守旧心态，蛊惑民心，酝酿复辟。最后，打着"解放"旗号的共产党阴谋集团，凭籍暴力手段，在中国实现了专制总复辟，把中国重新拉回到血腥恐怖、人人自危、以至于鸦雀无声的旧时代。
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此时，1949年，中共竟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实际上，从此，中国人民重新跪了下去。因为，随后，中共掀起"三反五反"、"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一波接一波的极端政治运动，进而制造"六四"大屠杀、镇压法轮功等惊天惨剧，大规模迫害和屠杀中国人民。至少从精神上而言，中国人民又被逼重新跪了下去。
不仅精神上跪了下去，形式上也没有例外。当年的军阀或国民党，处决政治犯，还允许政治犯选择站着或是坐着，甚至允许高呼口号，甚至允许举行"刑场上的婚礼"。但中共处决政治犯，必强迫其下跪。如果不从，就打断其膝盖骨（林昭）；为防高呼口号，甚至割断其喉咙（张志新）；甚至用竹签穿连其下颚与舌头（李九莲）；甚至摘除其器官（钟海源）；甚至活体摘除其器官（法轮功学员）。
中国人跪下去了。最鲜明的写照，莫过于发生在2005年底的汕尾血案。世界主要媒体都刊登了一幅新闻照片：一批汕尾村民跪倒在一群荷枪实弹的中共武警脚下。
至为可悲的是，这些跪下去的村民，乞求的，竟不是"还我公道"或"惩办凶手"，而仅仅是乞求领回被中共武警枪杀的亲人尸首。足见中共专制的淫威，和这种淫威下，部份中国民众深深的奴性。
16、中国人富起来了吗？
常常听说"中国人富了"。诸如：几个沿海城市的人均收入，已经"跨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到境外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尤其在东南亚，中国人出手阔绰，"把日本人都比了下去"；在世界各地赌场，中国人成了主要客源......
中共当局声称：中国贫困人口仅剩2900万；然而，国际社会却认定：中国贫困人口至少还有2、1亿。国际贫困标准：每人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中国贫困标准：每人每天收入低于0、2美元。国际标准以消费支出测定，中国标准却以经济收入测定。以国际标准换算，中国贫困标准实为每人每天8美分。比国际标准相差 13倍！而且，中国贫困标准，二十多年不变，掩盖了大多数中国人的贫困真相。
农村人口依然高达7、5亿，构成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收入极低、负担极重。就在风景名胜黄山脚下，贫困户竟高达80%，每户家庭仅以5块钱就过一个年。农村子弟大批失学，并不时传出悲剧：考上大学前后，因交不起学费，或孩子卧轨，或母亲上吊，或父亲服毒。
进城打工的民工，工资微薄，且惨遭拖欠，无数民工为讨薪而走上绝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工人遭受最深重剥削，工资低，工时长，这恰恰是中国产品低廉的根本原因。拆迁户、上访群众等弱势群体被驱赶、被镇压的凄凉处境更是自不待言。
中共自吹"高速增长"，但二十多年来，这个号称"世界最大的市场"，却一直面临"内需不足"的尴尬。原来，中国人消费水平极低，竟低于世界平均消费水平的 20%！等同于非洲穷国。中国人不敢花钱，而执著于存钱，为的是应付"三座大山"：昂贵的教育、医疗、房价。他们辛苦赚下的，不过就是活命钱、保命钱罢了。
邓小平有言在先：让少数人先富起来。这富起来的"少数人"便是：贪官、奸商、以及投靠权贵的"社会精英"。在现行中国政治制度下，致富离不开权力，越靠近权力者越富裕，越远离权力者越贫穷。以至于，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社会两极分化。有消费能力的，已不太需要消费；亟需消费的，却匮乏起码的消费能力。
如今，中国富人消费，宁愿选择到境外，为世界人民"做贡献"，也不愿呆在国内，为中国人民"服务"。一方面，他们在国内已经吃腻、玩腻、游腻；另一方面，大量金钱来路不正，只有到了境外，才能放开手脚，痛快挥霍。
众所周知，出国消费的中国人，大多是中共党员干部，他们在境外一掷千金，挥霍的，要么是公款，要么是直接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不义之财。竟至于，国内稍稍限制官员到境外赌博，在中国周边国家，就有四十多家大型赌场应声而垮。正是这些中共"贪官"，给世界制造了"中国人富起来了"的假象。
17、中共代表中国人民吗？
中共声称自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甚至是无所不包的"三个代表"。这种宣传，加上中共把持国政五十多年的事实，也使部份民众误以为，中共代表中国、代表中国人民。
早期中共，宣称是"工农联盟"的"先锋队"，提出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然而，"闹革命"时，把土地分给农民，夺取政权后，却又以"公社化"的名义把土地收回，一场骗局而已。说是"收归国有"，实际是收归共产党私有。
即便今日，中共也仅仅是把土地"租"给农民，随时可以收回。中共贪官往往在"开发"的名义下，强行夺走农民土地，不惜使用暴力。由此制造了大量失地农民，也制造了无数社会矛盾、官民冲突。在中共统治下，农民沦为中国最贫穷的大多数。
中共曾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然而，工人阶级不仅从没有担当过"领导阶级"，而且，到如今，在低工资和动辄下岗失业的威胁下，工人阶级已经迅速沦落到社会底层。
说到知识份子，毛泽东咒骂他们是"臭老九"，在历次运动中，予以残酷整肃；邓小平用"尊重"而非"依赖"去对待"知识和人才"，证明他仍然把知识份子放在客体而非主体位置上，实际对知识份子充满提防；江泽民给知识份子加薪，摆出一幅讨好的样子，却不准他们说话，实际上是用钞票贴封知识份子的嘴。
显而易见，共产党不代表农民、不代表工人、不代表知识份子，更不代表拆迁户、不代表上访民众等弱势群体。说到底，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口的大多数。换言之，中共绝不代表中国人民。
如果说共产党是"三个代表"，那便是：代表贪官，代表奸商，代表所有既得利益者，即那些依靠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另外，中共用"商人治港"，代替"港人治港"，证明，即便在香港，共产党也只代表大资本家的利益。
18、中共代表中国文化吗？
从其诞生的第一天起，中共就以反中国文化自居，且对此毫不掩饰。明确提出"砸烂孔家店"，同时从德国和俄国，引进西方糟粕"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愚化和驾驭中国人民。1949年，中共建政，中华文化从此惨遭厄难。
中共通过血腥暴力手段夺取政权后，立即开动全部国家机器，有系统、有计划、有目的地，全方位地和最大程度地，破坏和摧毁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在史无前例的 "文革"中，中共竭尽疯狂，破坏了绝大多数古迹，毁灭了绝大多数文物，焚烧了无数珍贵书籍典籍。其罪行，远远超过古代暴君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孔庙，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之庙，历经数千年战火，都不曾毁灭。也就是说，即便是旧时代的旧军阀们，也懂得敬畏圣灵。然而，就在没有战争的和平年代，在共产党上演的"文革"闹剧中，中共竟悍然砸毁了孔庙，等于砸毁了我们的祖宗牌位。中共践踏先贤、数典忘祖的倒行逆施，超过历史上任何暴君与军阀。
中共恶意贬低和诽谤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敬天畏神、重德行善、乐天知命、以民为本，等等。与此同时，中共建立了它自己的一套"党文化"，也就是暴力文化、谎言文化、欺骗文化、流氓文化、痞子文化。这一破一立，把中国人道德水准推落到历史最低点。
这一切表明，中共，是中国文化的最大破坏者，绝无资格代表中国文化。如果有人硬要说中共党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还有一点点关系，那只能是，中共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坏最黑最边缘的部份，诸如不择手段的帝王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玩阴谋，耍诡计，造谣言，搞内斗，损人利己，坑人肥己，以整人为乐，以杀人为快，甚至人吃人。
"文革"结束后，在海内外华人的强烈谴责和压力下，中共恐惧于自己的滔天罪行，勉强做了一些对传统文物古迹的所谓"修复工作"，即搞了一些赝品。然而，正如艺术上的仿造一样，赝品就是赝品，是假货，而不是真迹。连当今人们看到的孔庙，也都是赝品。事实上，包括孔庙在内，中国绝大多数文物古迹，都在"文革" 中，被中共永久性地毁灭了。
在炮制这些赝品的过程中，中共大小贪官，利用工程，以次充好，偷工减料，中饱私囊。所有这些，都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亵渎。此外，中共也开始在海内外舞台上"表演"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往自己脸上贴金，藉此来蒙骗世人，蒙混过关。然而，披着羊皮的狼，徒劳的表演，改变不了中共破坏中华文化、进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永久印记。
19、谁是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1949年以前，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国家：中华民国。至少从1945至1949年，情形如此。1949年，中共自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硬是将海峡两岸切成两国。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中共宣传如是），那么，毫无疑问，以暴力手段颠覆国民政府的共产党，是制造海峡两岸分裂的祸首。
在此之前，中共大搞武装割据和武装叛乱，自立"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为"两国论"和"一边一国论"的始作俑者。如今，中共大张旗鼓地反对"台独"，实际上另有目的：为了掩盖中共压制和迫害中国人民的罪行，淡化自身恶劣的人权记录，中共以反"台独"为名，煽动民族主义（假装的"爱国主义"），以期转移国内外视线。
为此，中共堆积大量导弹、军机、军舰，作势恐吓台湾人民。中共不惜耗费国脂民膏、穷兵黩武的劣行，威胁和损害的，不仅是台湾人民，也是中国大陆人民。近年，中共制定《反分裂法》，而不敢称其为《反独立法》或《国家统一法》，反而暴露，中共名义上"反对‘台湾独立'"，实际上是破坏两岸现状（两岸本来就处于分裂状态，中共曾经指责台方"改变两岸现状"）。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反分裂法》，实际上指向中共自己。依此"法律"，首先要被绳之以法的，就是两岸分裂的最大祸首----中国共产党。
从西藏问题，也可以看出同样的端倪。西藏与中国，有三百多年的共同历史。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达赖喇嘛或者班禅喇嘛出走境外，并在第三国长时间客居。只有到了中共统治时代，才出现了这样的"奇迹"：西藏最高宗教领袖长期流亡国外。中共玷污西藏宗教、毁灭西藏文化、破坏西藏环境，才造成藏人与汉人之间的深重裂痕。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共，也是西藏问题的"麻烦制造者"。
20、谁是海峡两岸统一的障碍？
当今台湾政坛，有泛蓝和泛绿两大阵营，分别代表统派和独派，体现台湾社会的多元民意。倾向与大陆统一的泛蓝，并不主张"急统"，而留待两岸都实现民主和均富时。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的立场具有代表性："六四"不平反，统一不能谈。
倾向独立的泛绿，也没有把话说死。而称：不排除未来与中国大陆统一的选项，但如果中共不放弃独裁和武力威胁台湾，台湾就不可能与大陆统一。换言之，台湾独派的立场，是对中共独裁、打压、威胁的本能反应。
事实上，台湾独派力量的增长，与中共专制时间成正比。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蒋经国在台湾开启民主政治时，如果中共也能同步启动民主改革，那么，两岸的统一，在那个时候就可以完成；1989年，当民主之花开遍中国大陆时，如果中共不是选择镇压和屠杀，而是选择和解与改革，顺应民心，实现民主，两岸的统一，在那之后，也很容易达成。
有目共睹的是，正是在1989年，中共制造震惊中外的"六四"屠城后，台湾独立的声浪才渐次高涨。在随后的台湾民主选举中，台湾独派不仅赢得了立法院的半数席次，而且两度赢得了政权。台湾民意的走向，清晰可见。
无论是台湾统派还是独派的立场，都可以反证：中共才是两岸统一的最大障碍。道理很简单，拒绝民主，就是拒绝统一。中共顽固阻挡大陆民主化，阻挡得越久，两岸统一的可能性就越小。
2006年初，台湾国民党中央刊登广告，声明："台湾未来有很多可能的选项，不论是统一、独立或维持现状，都必须由人民决定。"这一声明，标志着国民党立场的重大转向。表明，两岸统一的条件正加速丧失。从中国大陆的角度而言，毫无疑问，坚持独裁、拒绝民主的中国共产党，是造成这一后果的主要和直接肇因。论及历史责任，中共无以推卸。
说到底，如果以统一和分裂为标准来论功罪（共产党宣传如是），可以说，1949年，以暴力手段推翻国民政府的共产党，不仅是当年分裂两岸的祸首，也是今日阻碍两岸统一的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