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究竟死了多少人，历来说法不一，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一些说法：吾尔开西说，"广场死亡数以千计，北京，我想数以万计，我这是比较保守的估计。"香港《争鸣》杂志报导，"市民和学生死亡10440人，受伤28790人。六四凌晨一时到七时，在天安门广场丶东西长安街和前门，死亡人数8720多人。"被判刑10年的肖斌认为，"6月4日，广场死二万人。"中共一方提出的资料形同儿戏，不能算数。中共国务院发言人袁木 6月6日说："军队伤5000多人。群众伤2000多人。军队和群众死约300人。学生死23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6月7日说："死了十名解放军，发生了一些伤亡，但多数是解放军和武警战士。"六四已经19年了，19年来，人们年年祭奠六四死难的烈士，年年要求当局平反六四。可是年复一年，当年出生的孩子都已经到了那些死难者的年龄了，中共首脑也换了一批又一批，可是无论哪一批中共官员，都没有对六四屠杀提出异议，也没有为六四平反的意愿，从来没有人对六四难属进行抚恤。
蔡元培说："评判一个国家丶政府好不好，就要看它是否把人当作目的。凡信奉基本人权，宏扬人性的政府，即使有错误，也可以挽救；而凡是无视人权，挑动人的仇恨，残害人的精神活力的政府，即使它做了一两件留名历史的大事，也仍然是坏政府。"（见《中国之春》第87期）以蔡元培的观点看，中共政权显然是一个坏政府，由於他一件好事也没作过，所以是一个坏到不能再坏的政府。现在，是人们认真总结六四教训的时候了，如果不认真总结六四的教训，即使再过一个19年，中国六四问题也不能得到公正的解决，中国的民主化将遥遥无期。
中共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三大法宝
中共党魁毛泽东曾说过："枪杆子丶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中共在夺取政权前，靠发动内战和欺骗宣传夺得了天下；在夺取政权後，更是全面垄断了全部新闻丶思想和文化资源，让中共的意识形态充斥各个领域，把新闻宣传工作当作你死我活的战争来打，因文化思想问题被迫害致死的人不计其数。武力支持，消灭国内一切武力反抗的可能，把暴力集中在中共一党之手，对和平民众搞武力镇压，军队为一党私有；语言暴力，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把所有真话都说成造谣，把所有谣言都主成真理，用语言暴力制造"民意"。这是人们都很熟悉的中共控制政权的两种方法。
其实除武力和宣传之外，中共还有第三个法宝，就是制造灾难，利用灾难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制造灾难分三个方面：首先是制造政治灾难，在国内找敌对势力，在国外树敌对国家。毛泽东就曾煽动说："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吧。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中共发动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打击那些有不同看法的人，使无数人屈死於政治迫害。第二是制造经济灾难，从中共的第一代掌权人毛泽东到今天的当政者，都一无例外地是制造贫困的能手。经济灾难也能转嫁政治危机，如把经济贫困的原因说成是苏共背信弃义，美国的经济封锁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围剿打压等。中国人无论怎麽努力，如何省吃俭用，就是不能摆脱贫困，一旦稍有天灾，就会形成大批死人的灾难。中共制造经济灾难最常用的办法就是培植腐败，让中共的官员把中国的资源毁光，把民众的财产抢光，把国库和国有财产挥霍光。第三是制造文化灾难，49年以後，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到灭顶之灾，为文化而死去的人也不计其数。
如果我们看看历史，就会知道，苏联当年也是靠制造一个又一个灾难才使一个很不得人心的政权维持下来的。1922年的春天，由於推行的共产革命，在苏联造成大饥荒，列宁倒觉得他遇到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可以做到一举两得，那就是：藉口用以赈济灾民，没收教会的财产；如果遇到教会的抗拒，那正好向民众揭露教会全无心肝，不顾民众的死活。（《共产主义实录》61页）二战前苏共政权已经彻底失掉了民心，卫国战争给苏共政权提供了名下言顺的合法性，爱国主义使人们忘了史达林的大清洗。史达林让苏军扮成德军烧毁军庄，杀死苏联公民，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动卫国战争，巩固他的政权。共产主义政权都喜欢灾难，有了灾难他们就有理由要求民众服从他们，就可以转移民众对他们的不满，就可以攻击对手破坏他们的计画。
中共总爱说："生於忧患，死于安乐"丶"多难兴邦"，这是因为 ，要施展独裁权力，就需要有危机，没有灾难，他们的政权就维持不下去。
对於共产极权的这些特性，80年代的人们还认识不到，这是89民运被压下去的重要原因。
六四一代的学生在思想上很不成熟
六四基本没有提出民主的诉求，虽然当时也有人喊出了"没有共产党，才有真自由"的口号，但没有成为六四运动的主流。他们是在认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力量这个基础上反官倒，反腐败的。中共的党魁们去看望绝食的学生，学生们明确表示：中共是中国唯一能够领导中国的力量，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象中共一样提供出大批的干部队伍，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会乱，所以他们不反对中国共产党，并认为这就是爱国。在中共军队大兵压境的时候，他们不努力维护自己本该有的权力，义正词严地反对暴政，而是把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当权人物身上。学生代表去找当时还活着的两个老帅，并给"邓妈妈"写信要求其出来主持公道。在军队对学生大开杀戒的时候，这老帅丶"邓妈妈"等都一无例外地站在屠杀学生的一方，维护中共一党私利。
天安门上的毛泽东像本来是独裁暴政的象徵，湖南三君子往像上泼洒染料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学生们却把他们扭送公安局，使他们遭受了近二十年迫害，造成让人痛心疾首的人间惨剧。
其实学生们的这些行为正好断送了六四。要知道，只有中共的官员才能算是最正宗的中国共产党，他们最有资格代表中共。当学生和市民真正同中共形成对立双方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说学生和市民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在坏人操纵下破坏共产党的领导。既然学生和当局都认为中国必须由中共来领导，一般民众就失去了选择的可能，只能站在反对学生的一边。如果当时学生市民普遍提出民主诉求，以人权作为反对中共当局的武器，要求实现公民自由，结束一党独裁，实行多党公平竞争。那样也许会出现另一种情况。
前不久媒体报导：中国民运人士王丹获得哈佛大学历史及东亚语言博士学位，毕业典礼於六月五日举行，这无疑是个好消息。王丹是六四时期的学生领袖，现在学有所成，让人感到高兴。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就是现在，王丹也表现出其极不成熟的一面。
五月，中共媒体报导说魏京生丶王丹丶王军涛等人修炼了法轮功。别人倒还沉得住气，王丹却急急忙忙地出来撇清和法轮功的关系，声明其不同意法轮功理念。（见王丹《我的严正声明》）这个作法是非常愚蠢的。这些人不是法轮功学员难道中共不知道？知道还这样说，就是要借这些人的口攻击法轮功。王丹不明就里，上了圈套。如果法轮功不是一个修炼群体，有很强的名利心丶争斗心，稍作还击，内斗就起来了。这正是中共想看到的一种局面。好在法轮功都是修炼人，对王丹一如既往，倒是《民主论坛》看不过去，以编者按的方式对王丹稍作了一点批评，也只是点到为止。有人说人在什麽境界上只能说什麽样的话，王丹的一些言论，表现了他的境界，其实不用说明，人们也能看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
人类应该争取免于愚蠢的自由
四六时期学生中的代表人物，基本上代表了那个时代学生的认识水准，就是意识上基本还没有跳出中共所画出的圈子，认识问题还是站在党文化的基点上。汉斯·布克汉姆在《极权主义的统治》一书中说："极权主义的企图是永远不能实现的，结果只是歪曲了人性。生活在极权主义政权下的人们，性格上带有某种特徵，那是所有的外边人都非常难以理解的。"直到现在，中国的大多数人身上依然非常牢固地带有这种生活在极权政权下的性格特徵，一些人还把这种性格特徵带到国外去发扬光大。
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致国会的谘文中，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即表达意见的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不虞匮乏的自由和免除恐惧的自由，这四项自由基本上包括了人类得以生活的各方面。但是有人提出，除了人类生存本该有的这四项自由之外，人类还应该有" 免于愚蠢的自由"，因为没有这个自由，人类就永远也不可能得到前边所说的四大自由。想一想是很有道理的，文革中的灾难难道不是由於民众的愚蠢才得以实行的吗？当人们的思想只停留在动物水准上的时候，人们就不可能得到别的自由。文革中，毛泽东对全国民众的操纵就象一个牧羊人驱赶着羊群一样收放自如，人们都自觉地用当权者规定好的意识形态约束自己，没有人敢越雷池一步。六四的悲剧性在於，一方面中共当局对和平民众残酷镇压，一方面和平民众没有从根本上否定中共政权的合法性，让中共得以肆无忌惮地屠杀民众。
六四的当天，中国公民肖斌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说出了天安门中共杀人的真象。中共以录影对他发出通缉，肖斌跑到大连，被一个女售货员认出，向中共检举，肖斌被处以10年徒刑，至今下落不明。当时一些人对大连那个女售货员非常愤恨，现在再想一想，她能有别的选择吗？既然学生运动也把中共当成唯一能领导中国的力量和希望，只是对中共政权中的一些腐败行为不满，那麽一个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人在领导国家的基本力量遇到伤害时，你说她该怎麽做？如果她是在美国那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她会很清楚肖斌没有一点罪，用他的言论为他定罪才是在犯罪。但不幸的是她是在共产极权条件下生活过来的人，当时的学生思想境界本质上并不比她高一点。学生反腐败是为维护一个政权（爱国），她检举肖斌也是在维护一个政权（爱国）。
从89年的六四到现在经过了漫长的19年，这19年人们的认识向前迈了一大步，已经走上了全面否定中共的高阶段，这是人们不懈努力的结果。现在回过头去看，当时的运动不过是一个民族主义丶国家主义和自发的正义感的混合体，连最起码的个人权力意识也没有。反腐败却不知道造成腐败的根源，对中共的本性一无所知。现在如果再有一次类似於89年的六四运动将会怎样，我想无论是诉求还是结果，同89六四时期肯定不会一样。所以争取免于愚蠢的自由才能使全国公民更自觉地走宪政民主的道路，享有其他该有的四大自由才成为可能。
中共怕形成他不能控制的力量
从根本上说六四运动还是为中共好，是揭出中共身上的弊病让其变得更健康，不管他能不能更健康，但当时一般民众的愿望是这样的。学生自觉维持秩序，并把往天安门上毛泽东画像上泼洒染料的人绑架送到公安局，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中共内部有希望的人身上，最基本的要求不过是公平对话。但这些并没有赢得中共对他们的宽容，原因很简单，中共怕他们力量之外的任何独立的力量。几十年来，哪怕有超过四个人的独立组织，中共就怕得草木皆兵，不管你的纲领是什麽，都不能存在。在中共几十年的独裁暴政之下，全国各地有数不尽的这样那样组织都被中共破获并对参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迫害，为此而死的人也是不计其数。
常常有人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再有一个六四，中共还会不会杀人？如果我们把中共从开始到现在所有历史连起来看，这个问题就再清楚不过了。一个极权的政权，对权力的控制超过了一切，一切以他们自己的权力和利益为出发点，不会以人心和人命为出发点，为了权力，只要需要杀人，他们还会杀人，决不会稍作犹豫。同时，他们也接受六四教训，加强控制，尽量不让有形的力量形成六四时的规模，不管怎麽说，六四对他们的政权都是一个极大的威胁。
现在，一股儿独立于中共意识形态之外的思想力量已经形成，为六四讨一个公道的条件已经成熟。我们应该适时提出政改要求，让中共还政於民，走宪政道路，平反六四，在中国全面实现民主化。体制改革是最根本的改革，只有实行了民主化，中国的腐败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彻底解决。
2008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