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见了地震中无数的舍生忘死，我们把它们视作劫后重生的希望；我们看见了地震后擦干眼泪的坚强，我们把它们视作劫后重生的希望；但是我今天终于看见了地震后发自内心的忏悔与罪感，我把它视为一个国家和民族劫后重生的真正希望与力量之所在。
5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副巡视员林强上书四川省委宣传部及2008奥运火炬传递四川组委会，请求转让其火炬手及观摩北京奥运会资格，以此表达他作为一个教育行政官员，面对大地震后大量学校倒塌、大量孩子无辜牺牲的自我负罪和救赎。(5月29日《南方周末》)
这样的负罪感，从这位官员到达悲剧现场--受灾最严重的北川中学的14日凌晨5点多那一刻即已开始，深埋心中，一刻不得安宁。“我拍了一个学校，离北川中学也就七八百米的距离，根本就没有倒，一个人都没有死，就伤了三个。原因很简单。那个没倒的学校是中科院捐建的一个希望小学。有捐赠人的监督，质量就有保证。倒塌的学校，大多数应该说不存在这样的监督机制，质量也就没办法保证。”
这样的声音发自官员肺腑，堪称空谷绝响:“这次亲眼见到这么惨烈的生命悲剧，用惨绝人寰来形容，也决不过分。这对我的心灵冲击，实在太大了。就从这一刻起，我容不得任何对生命悲剧的推诿。面对那么多孩子的亡灵，面对那么多破碎的家庭，如果生命的价值还不能战胜官场潜规则，我们还要官官相护，还要你好我好大家好，那我们就太没有良心，就太无耻了。那我们就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更谈不上做一个教育工作者了。” “如果发生了那么大的悲剧，我们却一点反思都没有，一个说法都没有；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的名誉和前程看得比孩子们的生命更重要，这样下去，怎么可能有心灵的提升和机制的重建？又怎么可能永绝后患？”
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多难兴邦”几乎成为国人共同的愿望与期待。然而，我们是一个多难的国度不假，却从来鲜见真正的灾后兴邦的影子！为何？我们从来都缺乏发自内心忏悔与罪感！不可能真正从灾难中吸取教训，不可能从灾难中提升灵魂，不可能从灾难中进行制度革新。我们习惯了歌颂与遗忘，通过塑造和歌颂英雄(我们固然不乏这样那样的真英雄)来掩盖自身的无能与罪责，然后在遗忘中不断地重蹈覆辙。悲剧很快会被遗忘，一些人却在英雄的加冕中加官晋爵。
今天，在苍凉的地震和心灵废墟上，我们终于听到了灵魂深处的一声呐喊。它是我心灵深处的地震。然而，这样的声音太个体，太微弱。我们需要的，是一场全社会的集体反思与忏悔；同时，更需要的，是作为国家和民族心灵最高形式--制度的反思和改进。
然而你会发现，一切依然如故，“体制”依然麻木。就像四川教育部门刚刚宣布校舍倒塌的五大原因:地震超过预计强度；灾情发生在上课期间；学生集中的教室和走廊属于薄弱环节；校舍陈旧落后；学校建筑在抗震方面有设计上的先天缺陷。似乎一切都是“天灾”，无须对人问责。就像当年的“三年自然灾害”。这不正好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又一见证？！
此次抗灾中，哪一个不是拼尽死力，但在巨大的灾难面前，每个人都只是力量极其微弱的个体，无法抵抗整个社会的惰性与积弊。当官员的灵魂比灾难更冷漠，当官帽在一些人眼里比人的生命更值钱，当体制的惰性像压在废墟中的人们身上的楼板一样坚硬和冰冷，我们，就不过是在无奈和无为中等待下一次悲剧的降临，无所遁逃。
我们需要全社会的反思和忏悔，尤其是官员阶层的集体反思和忏悔。我们需要以问责为基础的对公共建筑的全面调查取证；我们已经有了史无前例的全国哀悼日；我们还需要一场全社会的心灵洗礼仪式，那就是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官员阶层，要对灾难中在学校和医院死去的老师、学生和医生们，以及他们的亲朋真诚地道歉:对不起，我们没有给你们提供足够坚固安全的学校和医院。这样的仪式，必须很庄严、很正式，和全国哀悼日一样。全中国，都在那一刻静止，谛听人们心中的愧疚和灵魂苏醒的声音、捕捉国家和民族劫后重生的柔软而真正坚硬的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