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存在两个分离的社会

作者:韩咏红 发表:2008-07-07 0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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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贵州瓮安县数万人砸烧县委、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大楼的事件;前天又有北京青年闯入上海闸北公安局刺死六名警察,同日再有张家界被强制拆迁户用自制炸弹炸政府办公楼,炸伤12人。

短短几天内,中国三个省份都发生了民众针对政府建筑和公职人员的流血袭击事件。三起施暴事件先后发生应该是巧合,性质也并不相同,但无疑已让正努力为六周后的北京奥运营造积极气氛的中国官方增添新压力。

官 方媒体说,上周末发生的瓮安事件以家属表示相信政府并同意亡女下葬而告一段落。这与事件最初的发展导向很不同。之前,网上消息是说17岁的李树芬是被当地 官员及公安的亲戚奸杀,但官方验尸报告认定她是溺毙,很快释放了嫌疑人,引起社会公愤而最终导致了瓮安“6.28 ”的暴力骚乱。

至今,许多网民依然难以接受官方对这起事件的定论。 17岁的女生怎么会无端端就跳河?李树芬的叔叔到派出所讨公道出来,为什么被不明身份人士殴打?官方说事件中有黑社会的参与唆使,但黑社会没有利益怎么会去挑战政府?这些重要疑点还没有出现足以让人信服的解释。

真相究竟会完整揭露,还是将成为永远的悬案,一些人怀着悲观的态度。

然而,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事实也是,许多民众,包括瓮安人以及网民都是在听到传言或看到网络帖子后,选择相信了非官方的说辞版本。虽然,民间消息其实也未必都能尽信,例如网上传说李树芬叔叔被打死,后来就证实是受伤入院。

所以,瓮安事件所传达的最明确信息,只能是:一、地方政府公信力不足;二、当地社会上存在某种躁动不安的氛围。

普通老百姓的躁动与不安情绪,在北京籍青年杨佳血洗上海公安局事件中更为醒目。杨佳行凶的真实原因不明,但有媒体报道说他去年到上海旅游时租到部失窃的自行车,闸北警方以盗窃自行车的罪名对他进行了审查。

事后,杨佳多次控告闸北分局要求行政赔偿,事件背景在这个点上变得扑朔迷离,有一种说法是杨佳要求理赔不遂怀恨在心;还有说警方与杨佳讨价还价后答应赔偿1万5000元人民币(约3000新元),但警察态度惹怒了杨佳。

惹火杨佳的代价,是六个警察的生命,另外四人受伤,以及这一则让上海人以至上海以外、其他地方中国人都感到匪夷所思的新闻。

还有张家界市永定区居民一人因不满其建筑被强制拆迁而炸政府办公楼,他行为背后的冲动焦躁就更不用说了。

暴力维权——这个词大致概括了三起事件中闹事者的心理与出发点。社会转型、信息日益开放、市场经济是事件背后的时代旋律,或者说社会转型与信息化、市场化速度脱节以后,有的民众会以极端手段来表达不满或反抗。

国内网络评论上有这样的分析:转型期的中国同时存在两个分离的社会,表面上有了现代化的国家框架,市场经济体系、政治架构和法治体系,可与现实中原有的传统型的社会还在运作,后者的特点包括权力边界不明确,法治不彰。传统型社会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加剧社会冲突的可能。

有时候,最可能发生问题的,是当公权力处在遵法又不太遵法的暧昧地带之时。例如说,行政理赔也可以讨价还价,就透露出社会看似有现代管理,实际上传统规则依然有效的两重性。

对于瓮安事件,贵州省委书记石宗源自己总结说:“一些社会矛盾长期积累,多种纠纷相互交织,一些没有得到重视,一些没有及时解决,干群关系紧张,群众对我们的工作还不满意。由此暴露的问题应引起反思。”

这是高官对于暴力型群体性事件的认真反省。但深究下去,解决深层矛盾还是需要加快建立更完整的现代型社会,因为信息与市场经济一日千里的发展已经很久了。社会要求加速现代化转型和改革,压力正在加大。(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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