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政权往往可以在短期内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成果，例如三十年代的德国、五十年代的苏联、六十年代巴西以及九十年代的中国。没有财产权、法律追索、公众辩论这些障碍物，专制政权可以利用重要的经济和政治资源创造令人印象深刻的工业和经济壮举。
反之，民主政权往往要应对公众的不满、活跃的媒体、顽固的土地所有者以及无数种公民自由。政府往往不能集合经济资源，常常必须担任监管者。结果就是很少政府主持的大项目。而市场无形的手却驱动私营领域的无数主动。尽管有人羡慕专制政权，但从长期来看，这种社会经济模式往往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的扭曲。
这就是中国如今面临的困境。自八十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把重点放在发展出口主导型经济，并以人为低估的货币作支持。外国直接投资受到鼓励，而国内消费有限。开启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不断增长的贸易盈余助长了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在内地萌芽，宛如神话中的凤凰。多年来，中国经济从这些政策中获得经济好处，GDP呈双位数增长，拥有巨大的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资金流。
但如今经济与社会扭曲已经开始伴随着通胀现形：无数的资产泡沫，迫近的生产力过剩，以及猖獗的制度腐败。中国政府发现自己身处困境。如果政府允许它的货币迅速升值以减少通胀，出口将放缓，失业率上升。如果它每年制服通胀，社会不稳定回迅速呈现。
但即使这只野兔撞上自己造成的障碍物，印度会否因此获得竞争优势？优势来自于确立的、充满活力的民主，印度最终可以在社会上和经济上胜过中国。表面上看来，印度的民主一团糟。但如果你深入观察，你很快就会发现这只乌龟为何终将赢得这场比赛的原因：
财产权：在印度城市化的过程中，很多家庭将选择出售或者抵押土地，以便开始创业，买公寓，或者给子女提供教育机会。高端制造业和其他朝阳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半熟练和熟练的劳动力，驱动印度开始渐进的移民。移民将创造一个越来越城市化的印度，预计到2025年，将吸引超过两亿农村居民到城市中心。
这个转变将推动大约3000万农民以及其他1.7亿跟农业有间接关系的个人出售土地所有权。所有权的出手到2025年将产生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本。这些资本对印度经济回产生多层效应。抵押支持的政权和资产支持的政权市场将创造解放资本所需要的流动性。
而中国没有农村财产权。中国的7.5亿农村居民租用土地，当他们的土地因开发而被征用，他们得到的赔偿要看地方和地区政府的脸色。而且他们的租约无法抵押，这样他们就没有资产。结果呢，2005年报告超过8.7万起群体事件，比2003年增长50%。
法治：法治是任何现代社会的基石。印度的法律体系已经到位超过一百年。这个法律体系受到国际尊重，而且包括保护知识产权以及物质财产的法律。法治创造了可预言性以及稳定性，让企业蓬勃发展。在印度，有超过6000家公司上市，而中国只有大约2000家。更惊人的是，印度600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大约100家是国有的。中国与之形成鲜明对比，2000家上市公司中有超过1200家是国有的。
哪里可以创造下一个微软或因特尔（Intel）？肯定不是中国。
当法治得到投资者和外国企业的认可，它就可以推动额外的研发投资。
中国的法律体系没有为保护知识产权和物质财产权做多少事情，在2007年国际财产权索引（International Property Rights Index）上，中国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和尼日利亚同列。
当一个民主社会均等公正地应用法治，也有助于确保财富的积累不偏向于那些有政治权力或与政治权力有个人关系的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