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泉专栏】谁动了警察张玉柱的睾丸？谁动了杨佳的生殖器？

最近在阅读斯宾塞•约翰逊的《谁动了我的奶酪》（Who　Moved　My　Cheese?）。
这个小说生动地阐述了"变是唯一的不变"这一生活真谛。或许每一个人看完的感受都不一样，但你不得不承认我们的生活一直在追求变化。人类的全部发展史就是一个变化史，那么为什么中共却惧怕改变自己呢。答案很简单，这个答案表面上看是怕别人动了中共的奶酪（既得利益），深层次看是中共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一社会发展规律就是从独裁到民主的历史规律。

今天看到了北京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新闻，让我想到很多。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中新社北京七月二十五日电 (记者 赖海隆)二十五日上午十点三十分，北京警方，在北京朝阳区北土城西路奥林匹克中心区售票点，采取临时管制措施，维持现场购票秩序。

北京警方宣称，香港《南华早报》记者王智强先生，进入临时管制区域拍照，与执勤民警张玉柱先生发生争执，争执中，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被王智强先生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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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新闻，我就立即想到，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受伤的事情来了。 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受伤的信息，是由警方宣布的。由于张先生属于警方人员，所以等同于张先生自己发布。

那么，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受伤或是没有受伤，应该由谁来宣布呢？有苏州网友说，杨佳的生殖器被警察打伤，于是警察立即逮捕了这个苏州网友，并宣称，杨佳的生殖器没有被警察打伤。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杨佳先生，本人的关于他的生殖器是否受伤的任何言论。

其实，民警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到底有没有受伤，只有男性生殖专科医生的医学检查，和功能实验报告才能权威发布。

那么，为什么中国新闻只发布警察提供的消息，而不发布杨佳，及其家人提供的向警方索赔的消息呢？这又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中国并没有新闻自由的问题了。

新闻自由，应该包括新闻记者采访的自由、新闻单位发布新闻的自由，和公民接受采访的自由，这三个方面。

第一、

我们先来看看，公民是否有接受采访的自由，别的不说我说我自己。一周前，国际金融时报（英国）的记者给我电话，请我在7月24日在南京等待接受采访。

不料，我7月22日就被中共警察刑事传唤，7月23日又被告知"请不要接受采访"。7月24日下午，我家楼下的中共警察比我家小区的狗都多。最后，国际金融时报的记者无功而返，怏怏不快地坐夜航飞机飞回北京。而我得知，中共政府应许外国记者，可以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采访中国的任何一个公民。

那么，中共政府一方面应许外国记者"两个任何"，另一方面又阻止我接受采访。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第二、

我们再来看看，新闻记者是否有采访的自由，别的不说我说我的学生。2001年，我做完博士后的研究工作，担任副教授、研究生导师至今已有7个年头。从人民日报、CCTV到我们南京的南京日报，都有我的学生在做记者。

他们几乎天天在对我抱怨，说他们采访的新闻不是被枪毙，就是被改的面目全非，甚至有的还被"改反"了。中宣部和各省市的各种新闻规定，让他们每天不知道什么是可以采访的，什么是不可以采访的。有些甚至，昨天还是有文件规定可以采访的，今天就又有新的文件规定不可以采访了。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第三、

我们再来看看，新闻单位是否有发布新闻的自由，我举两个例子：

7月24日 《新京报》报道了，曾获普利策奖的华人摄影记者刘香成先生。 《新京报》用C12、C13和C15三个版面，报道了刘香成的"个人史"，其中还有对刘的专访，报道的总标题是"刘香成 -- 走遍世界看中国"（"刘香成：思想决定了你怎么拍照"）。这组报道是《新京报》"改革开放30年见证"专题报道的第16期。

《新京报》，选了刘香成先生拍摄的四张照片作为配图，其中有一张照片的题目叫《伤者》。《伤者》就刊登在C15版的右下角，除了"伤者"这两个字，没有其他文字说明。照片《伤者》上方，是刘香成先生拍摄的其他三张关于中国的照片。

这是一张我熟悉的照片。照片中的两名伤者，正是19年前那场血案的受害者。19年前我就在天安门广场（参见《民主先声》227）。

有情报显示，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把这一事件界定为"严重政治事件"，理由是"北京《新京报》24日，在刊登对前美联社驻京记者刘香成的专访中，登出了一张刘香成在1989年"六4"事件时，拍摄的市民遭戒严部队枪伤，被群眾用三轮板车运往医院的相片"。

中宣部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已下令对此事进行追查，并在市面上全面收回《新京报》，该报电子版刊，登出的有关版面和内容也被撤回。估计该报有多名高层、版面编辑，及採访的记者会因此事受到牵连。 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再举一个例子，2007年6月初，四川"养花人"陈云飞先生到《成都晚报》广告部，付费要求在6月4日刊出一条"向坚强的六4遇难者母亲致敬"的小广告。

当时的广告部小姐问什么是六4，陈云飞先生说"一个矿难"。于是广告部小姐就收费了。报纸出来后，宣传部门大惊失色，《成都晚报》和陈云飞先生立即遭到调查。经调查承接这则广告者，是一名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女职员，根本就不知道"六4"为何物。

后该报常务副总编辑李少军先生，与广告部其它二名编辑被开除。 这是新闻自由吗？不是吧。 综上，如果没有新闻自由，我们怎么能知道，到底是谁动了警察张玉柱先生的睾丸，和杨佳先生的生殖器呢？

最后，我想引用刘香成先生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他说：美国媒体可以公开自由地批评政党，但是也要服从国家利益。所谓"自由"是指各种思想和意见，都可以在媒体上表达出来，但是有所谓正统、主流的思想，也有相对边缘的思想。说到底，边缘思想是不能打败主流的，你只是可以存在。

而在中国的问题是，只能有中共警察的睾丸，而不能有杨佳的生殖器。

中国新民党 代主席 郭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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