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08-06 09:53:36作者：
由于工资上涨等因素，在中国投资的德国企业当中1/5有意撤离，转进到生产成本较低的国家，尤以日常消费品 和纺织业的情况最为显着。而随着中国等亚洲地区船运费用水涨船高，曾经离开墨西哥的诸多美国制造企业重新回到与美国毗邻的墨西哥。
柏林《每日镜报》报道，德国运动用品大厂爱迪达，近日才宣布有意减少中国工厂的产量，把产能外移到其他亚洲国家；随着工资上涨、环保规章日趋严格、节税空间有限、专业人才缺乏、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不断上升。
据德国工程师同业公会估计，在中国投资的1600家企业当中，大约1/5计划撤离。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德意志银行派驻北京的专家亨宁表示，连中国企业也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只生产T-Shirt的厂商，宁愿到越南或非洲”。
资诚会计的顾问凯瑟也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物价上涨8%，带动薪资上扬幅度可达20%，对一些企业来说，孟加拉国国、印度或哈萨克反而比较划算。
除了日常消费品和纺织业等劳力密集的产业，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厂商，也一样考虑撤离中国；亨宁就说，在中国生产量少而且质高的产品，不一定比较划算。
不过，报道说，中国市场实在太重要，出口金额明年可能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因此很少有厂商能完全背离中国，德国企业不至于大规模出走。
运费急升美国企业搬回墨西哥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国际油价的走高，船运费像滚雪球般大涨，全球化进程也开始变得退缩。现在，将约40英尺长的集装箱（最大运载量约30吨）从中国上海运送至美国东部海岸的船运成本费用约达8000美元左右。然而，十年前该费用仅为3000美元。
由于运费的日渐走高，实际上各家企业在承受着相当于全球关税提升9%左右的负担。故曾经瞄准亚洲低廉的劳动力市场落户亚洲地区的诸多配件生产设 施，重新移回到与消费市场较近的地区。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运费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再次受到全球关注。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 Motors放弃了于今年年初设定的“全球化”生产新车计划。该企业原定在泰国制作电池、英国组装，然后再进口至美国。然而，取而代之，将所有工厂全部集 结到加利福尼亚总公司附近。另外，以DIY（自己动手打造的家具）家具闻名的瑞典宜家（Ikea），于今年5月份在美国国内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启动了第一家 工厂。以前，其工厂在亚洲地区。
此外，中国产钢铁产品对美出口量在最近一年间减少了20%左右。与此相反，美国钢铁产量却呈逐渐恢复趋势。加拿大投资银行“CIBC(加拿大帝国 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在今年5月份报告中担忧称：“如今全球贸易的最大障碍不是关税而是运费。照此下去，过去三十年间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BBC分析文章认为，北京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 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 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国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 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 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加大外资成本之举已显“成效”，大量港台资本撤资就是明证。但限制外资并购的 规定却有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中国希望产业结构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依靠本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生疏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产 业结构转型。
外资想要中国的市场，但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 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 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它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说明，美国近年来在知识 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都遇到过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 炉灶之事。这也是外企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并购形式进入中国的原因，因为并购是消除竞争对手并接管市场的便捷形式，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与外部成本。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
柏林《每日镜报》报道，德国运动用品大厂爱迪达，近日才宣布有意减少中国工厂的产量，把产能外移到其他亚洲国家；随着工资上涨、环保规章日趋严格、节税空间有限、专业人才缺乏、以及人民币升值等因素，在中国生产的成本不断上升。
据德国工程师同业公会估计，在中国投资的1600家企业当中，大约1/5计划撤离。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德意志银行派驻北京的专家亨宁表示，连中国企业也开始将生产基地转移到国外，“只生产T-Shirt的厂商，宁愿到越南或非洲”。
资诚会计的顾问凯瑟也说，今年上半年中国的物价上涨8%，带动薪资上扬幅度可达20%，对一些企业来说，孟加拉国国、印度或哈萨克反而比较划算。
除了日常消费品和纺织业等劳力密集的产业，生产高附加价值产品的厂商，也一样考虑撤离中国；亨宁就说，在中国生产量少而且质高的产品，不一定比较划算。
不过，报道说，中国市场实在太重要，出口金额明年可能超越德国跃居世界第一，因此很少有厂商能完全背离中国，德国企业不至于大规模出走。
运费急升美国企业搬回墨西哥
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国际油价的走高，船运费像滚雪球般大涨，全球化进程也开始变得退缩。现在，将约40英尺长的集装箱（最大运载量约30吨）从中国上海运送至美国东部海岸的船运成本费用约达8000美元左右。然而，十年前该费用仅为3000美元。
由于运费的日渐走高，实际上各家企业在承受着相当于全球关税提升9%左右的负担。故曾经瞄准亚洲低廉的劳动力市场落户亚洲地区的诸多配件生产设 施，重新移回到与消费市场较近的地区。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减少运费的“邻里效应（neighborhood effect）”再次受到全球关注。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Tesla Motors放弃了于今年年初设定的“全球化”生产新车计划。该企业原定在泰国制作电池、英国组装，然后再进口至美国。然而，取而代之，将所有工厂全部集 结到加利福尼亚总公司附近。另外，以DIY（自己动手打造的家具）家具闻名的瑞典宜家（Ikea），于今年5月份在美国国内弗吉尼亚州丹维尔启动了第一家 工厂。以前，其工厂在亚洲地区。
此外，中国产钢铁产品对美出口量在最近一年间减少了20%左右。与此相反，美国钢铁产量却呈逐渐恢复趋势。加拿大投资银行“CIBC(加拿大帝国 商业银行)世界市场”在今年5月份报告中担忧称：“如今全球贸易的最大障碍不是关税而是运费。照此下去，过去三十年间贸易自由化的努力将化为乌有。”
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BBC分析文章认为，北京想通过提高税收、调整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企业“挤”出去，同时再引进一些具有品牌、技术、资源优势的外资。这类策略以前曾获成 功，如2000年与2005年中国发生的两次外商撤资浪潮，都与中国政府调整产业政策有关。当时，中国政府对本国能源企业实行政策倾斜，最后迫使美国电 力、赛德能源和西门子等国际电力巨头黯然撤离中国市场。
中国政府对目前的经济困局有应对之策，却是假话。因为当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破产撤离之际，中国政府预期的技术密集型的高端企业却并未形成气候。何以会出现这种“麻杆打狼两头空”的局面？这与近几年中国调整外资政策以及外资对中国市场的评估有关。
中国希望引进高素质外企，所图的是这类外企的资源、技术和品牌，因为这是中国企业缺少的几大要素﹔而跨国企业在中国所图的则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和销售渠道。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与跨国企业缺少利益契合点。
2006年8月，中国商务部、国资委等6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限制外资收购“影响国家经济安全”的企业，在核电设备制造、 发电设备、输变电设备、造船、齿轮、石化通用设备制造和钢铁领域等7大重点制造行业中，限制外资绝对控股或相对控股。此规定一出，几起筹划多年的外资并 购，如美国凯雷收购徐工，德国舍弗勒收购洛阳轴承集团，都因被指有害“国家经济安全”而告搁浅。
与这条政策同时制定的还有今年开始实施的“两税合一”政策。提高税率加大外资成本之举已显“成效”，大量港台资本撤资就是明证。但限制外资并购的 规定却有碍于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因为中国希望产业结构升级，但缺乏相应的技术实力，依靠本国企业的技术开发和生疏的国际市场营销手段，根本不可能实现产 业结构转型。
外资想要中国的市场，但还得考虑在华投资必须付出的企业监管成本（指政策、法律不透明等引起的费用与损失）和外部成本（比如知识产权的保护，商业 信用等）。这两类问题与政府行为密切相关。监管成本过高往往是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外企为获准一些业务需要不断游说政府，这种游说耗费大量金钱与人 力，加大了商务成本﹔更兼税收与其它许多杂费的征收永远处于不透明状态，让企业无所适从。而所谓“外部成本”可以用知识产权一项来说明，美国近年来在知识 产权方面与中国发生许多纠纷，花费极大力气打官司，但即使如此，也无法解决中国企业持续不断的侵权问题。德、法在华企业都遇到过被中方合作者偷窃技术另起 炉灶之事。这也是外企为什么一定要通过并购形式进入中国的原因，因为并购是消除竞争对手并接管市场的便捷形式，还可以降低监管成本与外部成本。
基于以上原因，中国不再被跨国公司视为“投资福地”。目前，中国面临的困境是：过去，大量出让市场，却并未换来核心技术﹔现在，不肯让出市场，却使具有品牌、技术与资源优势的外资裹足不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