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党大会效应已经逐渐发酵，麦凯恩从落后奥巴马八个百分点到反超奥巴马三个百分点。老麦提名佩林为副总统候选人可说是一次成功的政治布局。
我全程观看了奥巴马和麦凯恩接受提名的演说。总的感觉是奥巴马的演说令人兴奋，盖因其演说充满美好蓝图和许诺--似乎选择了奥巴马，每个人的荷包就会鼓起来，所有的危机就都将过去。这些许诺听起来铿锵有力并让现场观众为之欢呼，但是我却未听到奥巴马谈及他如何具体实现他的蓝图。这种感觉和我2004年在乔治梅森大学聆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凯瑞(John Kerry)的现场演说时差不多。
相反，麦凯恩的演说令人感动并引人思考。他没有像奥巴马那样大谈利益，而是谈及许多对美国人来说最珍视的价值观，比如自由、奉献、爱国、廉洁、节俭、减少政府干预以及对家庭的重视。麦凯恩的妻子辛迪则讲述她和丈夫在孟加拉遇到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后如何收养她并使她成为家庭的一员。麦凯恩的越战经历展示了一个铁汉的形象，收养孤儿则展示了他柔情的一面。
事实上，我对佩林的演说并没有留下太深刻的印象，倒是牢牢记住了前纽约市长朱利安尼演说中谈到的一个事实："奥巴马在做伊利诺伊州议员的时候，有130次不知道应该投票‘赞成'还是‘反对'。这实在太难了。他投了‘出席'。......作为美国总统，你不能投‘出席'，你必须做决定。......他在做联邦参议员期间没有一次展现领导才能，没有推动一次重要法案的立法。......他没有管理过一个城市、一个州、一个企业，没有领导过民众面对危机。"
尽管两个候选人的经历和立场如此不同，仍然各自得到了将近一半的选民支持。这就是民主，或者说民众的多元化选择。作为候选人，为了选票必须拉拢中间选民，做很多妥协和让步，有时是原则性的让步，并时时考虑选民最愿意听到什么。因此在我看来最具道德感的候选人甚至无法进入提名的行列。在此过程中媒体对信息的报导、引导和过滤也起到了左右大局的作用。
多年来我常私下里谈及我提出的一个理论，民主的结果就是算两个平均数：一个是整个社会的道德平均数；一个是大众智慧的平均数。如果一个候选人的眼光或道德远远超过普通人，那么他反而得不到最多的选票，而只能叹息曲高和寡。近代的选举，除了个别的异数（如罗纳德·里根）大多难逃此命运。
也就是说，只有道德相对高尚和智慧相对深邃的社会，才能通过民主选举出一个优秀的领导人。这才是民主在某些社会很成功，而在某些社会不那么成功的真正原因。反过来讲，无论民主在某些国家或地区显得多么不成功，也远没有中共专制制度那么邪恶。
在民主社会，如果谁要干一件出格的坏事，就要受到社会整体道德和智慧的制约。这种制约性在做好事上也能体现出来。因此，民主社会具备了相对的稳定性，或者说干大好事或大坏事的效率都比较低。
坦率地说，我认为民主选举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奥巴马的变革(Change)"或"麦凯恩的改革(Reform)"的概率并不高，但我还是衷心希望新总统能够在对中共的政策上回到里根的路线上来，即保持对共产党最清醒的认识、在坚守基本道德原则的情况下通过接触来对独裁者施加压力、利用各种公开场合坦率指出共产政权的邪恶、并尽力帮助共产国家的民众争取自由。因为这不仅关乎美国的国家利益，也关乎14亿中国人的福祉，以及候选人自己的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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