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之后,我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那所中专，参加了工作。又两年后，通过考试我再入大学读书。大学读了不到一年的时候，,厄运再一次袭来，父亲再次被打倒。
已被"解放"出来工作的父亲，被牵涉邓小平教育路线回潮问题中，又一次被停职。黄帅事件暴光之后，父亲被指控，说他压制了早于黄帅的另一个黄帅的出现，说那个被压制的人比黄帅还典型，比黄帅还要反潮流。他们说，如果不是被压制被埋没，真正的英雄是这个人而不是黄帅。说父亲右倾，阶级路线不清，扼杀了无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一颗新星，丢掉了原本属于XX省的光荣。
有一天，上边对父亲说："你去农村吧，你去农村抓阶级斗争！"
就这样，父母被迫下放到农村，连城市户口都一并被解除。一夜之间他们成了 农民。这时父母身边没有一个子女，左右凄凉。这个打击和这一个时期的农村生活对他们的精神和身体伤害极大，特别是母亲，无休止的磨难，使她厌倦了一切。这时不同于文革初期，那时，是当权派的都挨整，而中国人的从众心理，使大家都感到彼此彼此，而具有承受能力。然而重新出来工作后，再次被打倒却再难承受。母亲被一场又一场的灾难冲击，早已身心惧损。姥姥被迫害后的突然辞世，使她长久的不能从这个阴影里走出来。而反回潮的再次落难，又一次极大的损坏了她的健康。
北方的农村一年有半年处于荒漠和寒冷中，西北风卷着残雪和枯枝败叶呼天号地地扫过旷野敲打着那间破败的土房，乡亲们却给了父母极大的温暖，一直帮他们维持生活。他们住着土房，吃着糙米粗菜，烧着乡亲们帮他们搂来的柴草做饭、御寒，在昏暗如豆的灯光下品尝和回味着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的苦涩和无奈，熬着似乎再也没有指望的岁月。
那一阶段，在父母的信中，我们却感到了他们的豁达和乐观，他们健康和兴致勃勃。每一封信他们都说很好，很好。母亲个性坚强，她在一切事情上都支持辅佐着父亲，酸甜苦辣遍尝，同时频递家书，把握着我们兄妹六人的思想状态和成长道路，费尽心血。他们无论置身何种境地，都会以极大的忍耐力和意志力推动我们成长的脚步。不断的告戒我们，你们要积极要求入党，要勤勉谦虚，要勤奋学习，要努力工作等等。按照父母的教育的目标，我们都一个又一个的相继读完了大学，一个又一个的入了党，除了妹妹反叛加入了民主党外，我们都成了中共党员，后来成为中共的中、高级干部和教授副教授。
其实这时，母亲真正的境况却是整日躺在那间草房的土炕上，忍受着病痛的折磨，忍受着缺医少药的拖延，忍受着糙米粗菜对胃溃疡病的伤害，忍受着孤寂、对姥姥的思念和看不到前景的深深的郁闷。这些都为后来母亲的早逝种下祸根。他们所有的寄托、希望和快乐就是每天无数遍的阅读我们兄妹六人的来信，支撑着他们捱过每一天。
我们却真的以为他们很好。我们都太敬业，太粗心了。在他们最艰难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子女放下手里的"革命"工作，到那座土房探望他们一次。共产党的革命性扫荡了我们每一个国人的亲情，崇尚几过家门而不入，死了亲人也不放下"革命"工作的"大公无私" 。
而对父母一次又一次的挨整，我们除了剜心透骨的痛心之外而无可奈何，充其量把这种磨难归罪为文革派性之下的个人恩怨。因为我们对这个"无产阶级政权"的一切所作所为早已认可和熟视无睹。我们被这个党最大限度的培植起极度的奴性，任其宰割的逆来顺受，树叶掉了怕砸头的漠然置之。可悲的是如此者不仅是我和家人，这已被共党长期专制教化成为我们整体中国人的一种普遍的国民个性。
而父母的忍辱和无论任何情况下的正面教导，使我失去了分辨,，助长了盲从和政治上的无知，变得极左和极其幼稚。直到母亲去世前和厄运真正的降临到我的头上后，才真正有所触动和思考。
避祸求生
（一）
自从那一年离开家之后，我便踏上了一条独自奋斗之路。我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了中专，参加工作两年之后，又相继读完了大学，这期间无论走到哪里我都以学业优秀和勤勉著称。我也不断的有意无意的修正自己、接受或拒绝这个社会所规范我的教化我的和愿意或不愿意接受的一切.。
1977年我大学毕业，因学业优秀被选送到中央机关工作。在这样的部门工作，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走进来就是滚在政治的旋涡里。喜不喜欢也都躲不开它。为使自己的工作增加力度和底蕴，也是工作性质的要求，我进一步涉猎哲学、经济门类和一些政治专著，我用心地通读了毛选第五卷，研究我头脑中的那些主义。我曾推崇毛，认可他的他的军事思想，他的哲学观点，欣赏他的诗文、书法。我认为自己客观、不盲从，对一切事物有自己的看法和衡量尺度。这时，我和文革时期彷徨、矛盾的我，已判若两人，文革无孔不入的注入我思想中的"阶级性"和"政治觉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地厚重起来。党性、阶级性代替理性、人性，已使我潜移默化的形成了观念，我变得很马列。
我对"五七年反右斗争"的全盘否定者进行反驳，我提醒否定者去读毛的第五卷，并认为，反右扩大化是不对的，但是新中国建立之后确实有一股敌对势力有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因而，我认为毛的反右基点是不错的。而对于母亲，也同样如此的颇具政治觉悟的对待他们的过去，我认为自己政治上成熟了，自觉不自觉的与母亲在思想上产生碰撞。
常年处在辛劳忧郁中的母亲被查出胃溃疡已转成胃癌，惊闻此信，我犹如大厦倾塌，无尽的悲凉。母亲立即手术，我飞回长春看望术后躺在医院的母亲，心如汤煮......我痛彻的希望一生多劫，饱经风霜的母亲，能逃过这一难，享一享多少年来之不易的政治斗争平息之后家庭的温馨和安定，享一享我们都学有所成，成家立业、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
然而，十分成功的手术和良好的护理治疗仅使母亲有了暂短的一段安宁的家庭生活。她知道她的六个孩子各个孝顺，她留恋家庭，热爱生活。她也欣喜地关注着国家的发展变化，十分赞赏国家的经济改革政策，特别对邓小平的取消阶级成分和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及其赞赏。母亲说，她希望国家安定团结，再不要搞运动，她对未来充满憧憬和希望。
我与母亲的思想观念却大相径庭，我认为母亲是从个人历经磨难的恩怨出发，没有站在国家的大局上考虑问题。我一度认为邓小平把国民经济搞的不伦不类，思想领域混乱不堪。认为邓骨子里反毛，只是利用毛拉大旗做虎皮以自保等等。我们的观点非常冲突，并且双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母亲在病中时我和她仅有两次暂短的小聚，第二次相聚后竟成永别。作为母亲她自知为日不多，再难聚首，便常常提及往事，常常陷入回忆，讲着我们所不知和从未提起过的家事。
我想起小时候看到的压在箱底 那件湖蓝色的旗袍和两块精致的绣品......我问母亲。
母亲悠悠地说，"四十年代，她和爸爸在老家刚结婚，就开始了"土地革命"，爷爷整个家族和他们自己家的财产全部被抄走，甚至一针一线都被拿光，当那些人往出搬东西时掉在地上几件衣物，被家族人踢到灶洞里，这就是那件旗袍和两块门幔，成为诺大家产幸存的一点纪念品。母亲不想看它，更不想用它而引起回忆，就把它们裹起来，压到箱底。
母亲说，"爷爷的家族几代同堂，亲善和睦，祖辈勤劳节俭。他们抄走了全部家当和房屋土地，那是多少代人的血汗积淀，......"
我早就听说还有郑板桥的《竹子》也被抄走。母亲说，为了这幅画，那家人举家迁走，并且听说后代为此学习作画、搞了艺术。母亲停顿下来，陷入深深的回忆之中。
这时候的我早已从少年时期的矛盾中走出来，听母亲叙说家事，我已经感觉淡定和遥远了。除了心疼那幅《竹子》外，已经不很动心了。我不想让母亲再难过，何况那些事情我早就略有所知，只是由于当年的歧视和无法排解自己，曾经痛苦过。但是，这么多年大家都走过来了。想到此，我说："妈，别再想过去的家事了，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再说，一个人富了，让那么多人都穷着，吃不上饭也不人道，而且地主哪有不剥削 ......"
我赶快打住话语，我看到母亲睁大眼睛惊讶的盯住我，我看到一种伤心和从未有过的心灰意冷的眼神。我立刻知道我的话刺伤了她。但那一刻我心里真的不认为我的话有什么大过，我有我对事物的看法，我早已把过去的家事用自己的世界观定了性，后来我也一直都是那样认为的。
"我们没有剥削任何人，我们把祖祖辈辈留下的土地几乎无偿的给别人种，我们的房屋田产，那些古书和被掠走的郑版桥的画都是祖上留下的，有些东西都是多少代传下来的。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剥削人，那是强加给我们的罪名，强加给你们的仇恨。"母亲说。
我惊讶地倾听着母亲的述说。母亲说，"被抄走了全部家财和房屋土地后，......"母亲看着我的眼神却再不说了。
看到母亲欲言又止，我说："妈，我们都长大了，该知道的就告诉我们，可是该忘掉的就忘掉吧，我知道您受了很多苦，但是不能一辈子守着过去。"我越说和母亲的想法越背离。
母亲说：你们都成长得很好，我没有一个不放心的，妈再无遗憾。但对于家事多少你们总该知道点，我总得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你们，起码让你们知道家族的历史 。文革的时候，你们都还小，思想不成熟，怕给你们种下仇恨，毁了你们的一生，所以我们从来不提家事，一直都是正面教导，回避再回避，这都是为了你们能在这个世上少受磨难，平安的生存下去，避祸求生，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至此我被深深的震撼。
听着母亲的述说。我知道我的话深深地刺伤了她，父母把一切苦难咽下而独自承受了一辈子，当把封尘了一生的真实想告诉我时，她希望的仅是一点情感上的共鸣，绝不是站在X党立场上的冷言相向。
我顿时自责不已，但是母亲却再不开口，只是眼神里闪过一抹我当时不能理解的深深失落和伤感。
这次谈话之后，竟成永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