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11-22 22:13:22作者：
在中国，群体性抗议事件和突发事故日益增多，中共宣传部门要求官方媒体抢先报导突发事件，以主导社会舆论走向。
中国的官方媒体将会增加对民间抗议活动，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以及投资纠纷等负面新闻的报导。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引述一位“接近宣传部门的学者”的话说，中国官方开始放松对负面新闻报导的控制，希望能以官方新闻取代日益活跃的网络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各地大规模民众抗议，警民冲突，劳资纠纷，拆迁冲突等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官方媒体也有相关的报导。然而中国大陆居民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感受。
“没有感受。”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中国大部份地方的官方媒体仍然严密控制负面新闻的报导，即使是本地发生的重大新闻，本地媒体也坚决回避。
“还是感觉有些东西实在极力压缩。现在大陆很多所谓负面的像游行、示威、抗议，比比皆是。报导出来很慢，或者根本就不报导。”
最近，有关北京上千名居民上街抗议，甘肃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等，官方的新华社都在很短时间内发出了报导。路透社的报导还引述了一位中国党政官员的话证实，今年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对负面新闻的报导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第一时间发出新闻报导更为有利”。浙江的媒体工作者昝爱宗分析说，中国官方不是放松对负面新闻的报导，而是在用官方媒体控制舆论。
“中宣部肯定不是放松，他想控制走在前面。比如他说突发性事件是一小撮不法份子，这就误导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它这样说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并是不是说它想放松，我想不是放松，肯定是它想掌握一个话语权、新闻事件的发布权。”
事实上，互联网的普及和中国网民的日益增多，官方已经无法隐瞒发生在中国各地的突发和群体性事件，而采取过滤封锁的办法，也难以阻止消息传播。中共官员向外国媒体表示，中央政府已经准许地方政府自行授权报导地方发生的负面新闻，而不需要经过中央的批准。不过，昝爱宗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
“公安部的一个说法，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4、5万起。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的事情容易引起轰动，小的就局部引起轰动。包括最近发生在甘肃陇南的事情，就明显看到像新华社这样的通稿几乎占主要的位置，具体他怎么打起来的？为什么打？为什么冲突？多少人受伤？原因在哪儿？它没有分析。这就说明他们在控制新闻的发布权。我们说被打了就被打了，我们不说原因，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们不说，自然有不说的道理。”
孙文广教授表示，相对来说，因为担心形象和政绩受损，地方政府往往对负面新闻控制更紧。他以山东济南为例说，当地数以万计投资者受骗，并上街集体抗议的事件，在当地媒体就完全没有报导。因此他认为，官方所谓放松对负面新闻报导控制的政策，只是对体制内媒体，而不是对整个社会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导。
中国的官方媒体将会增加对民间抗议活动，征地拆迁，劳资纠纷，以及投资纠纷等负面新闻的报导。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消息，引述一位“接近宣传部门的学者”的话说，中国官方开始放松对负面新闻报导的控制，希望能以官方新闻取代日益活跃的网络消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各地大规模民众抗议，警民冲突，劳资纠纷，拆迁冲突等群体性事件大幅增加，官方媒体也有相关的报导。然而中国大陆居民对此并没有明确的感受。
“没有感受。”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中国大部份地方的官方媒体仍然严密控制负面新闻的报导，即使是本地发生的重大新闻，本地媒体也坚决回避。
“还是感觉有些东西实在极力压缩。现在大陆很多所谓负面的像游行、示威、抗议，比比皆是。报导出来很慢，或者根本就不报导。”
最近，有关北京上千名居民上街抗议，甘肃发生大规模骚乱事件等，官方的新华社都在很短时间内发出了报导。路透社的报导还引述了一位中国党政官员的话证实，今年以来，中共宣传部门对负面新闻的报导政策，出现了一些变化。因为“第一时间发出新闻报导更为有利”。浙江的媒体工作者昝爱宗分析说，中国官方不是放松对负面新闻的报导，而是在用官方媒体控制舆论。
“中宣部肯定不是放松，他想控制走在前面。比如他说突发性事件是一小撮不法份子，这就误导了一批不明真相的群众。它这样说就等于掌握了话语权。并是不是说它想放松，我想不是放松，肯定是它想掌握一个话语权、新闻事件的发布权。”
事实上，互联网的普及和中国网民的日益增多，官方已经无法隐瞒发生在中国各地的突发和群体性事件，而采取过滤封锁的办法，也难以阻止消息传播。中共官员向外国媒体表示，中央政府已经准许地方政府自行授权报导地方发生的负面新闻，而不需要经过中央的批准。不过，昝爱宗对这个说法表示怀疑。
“公安部的一个说法，说一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是4、5万起。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大大小小的群体性事件。大的事情容易引起轰动，小的就局部引起轰动。包括最近发生在甘肃陇南的事情，就明显看到像新华社这样的通稿几乎占主要的位置，具体他怎么打起来的？为什么打？为什么冲突？多少人受伤？原因在哪儿？它没有分析。这就说明他们在控制新闻的发布权。我们说被打了就被打了，我们不说原因，你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我们不说，自然有不说的道理。”
孙文广教授表示，相对来说，因为担心形象和政绩受损，地方政府往往对负面新闻控制更紧。他以山东济南为例说，当地数以万计投资者受骗，并上街集体抗议的事件，在当地媒体就完全没有报导。因此他认为，官方所谓放松对负面新闻报导控制的政策，只是对体制内媒体，而不是对整个社会的。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的报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