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厕所，也是“厕”字的象形
历史上关于厕所问题的记载有很多。有趣的是，在很长时间内，它不仅是服务于人的方便之所，还是财源滚滚的致富渠道呢。
积粪贮肥是乡村厕所的重要功能。粪在厕所终身为粪，在田则为肥。肥好，收成就好。南宋《洛水集·富阳劝农》有记载【每见衢、婺之人，收蓄粪壤，家家山积，市井之间，扫拾无遗。故土膏肥美，稻根耐旱，米粒精美。】说的是衢州、金华地区百姓收集粪溺肥田的积极性很高，以至于家家户户堆积如山，街道因此异常干净，而水稻得益于粪肥的滋养，根正苗直质量高，产出来的米十分精美。
如此一来，刺激了旺盛的粪溺需求。随着需求日渐增加，单纯依靠农家自身“产出”，已经无法满足日益扩大的施肥需要。于是，农民们挺起身板走向市场进行购买，首要目标便是有着充足供给的城市。
对于城市百姓来说，厕所有用而粪溺无用。《梦粱录》记载，宋代城中，就有提供这种服务的职业清洁工，称为“倾脚头”，负责收集百姓倾倒的粪溺。
这些“倾脚头”各有固定的服务对象，说得更准确一些应该是“货源”，因为他们一面干着清洁卫生美化市容的工作，一面转手将收来的粪溺倒卖出去，挣出许多银两。正因为牵涉着切身收益，所以如同划片送报纸收垃圾一样，倾脚头们各有客户一般不得越界，越界就是赤裸裸地抢活，是从人家口袋里抢钱。
类似的故事一直存在，近代的情节可以参照电影《上海滩》。扮演「丁力」的刘德华把屎霸头「王超」抛入黄浦江之后，和兄弟们欢呼：“以后全上海的屎都是我们倒，那就太妙了…发财啦！”
粪溺在乡村和城市的不同地位，决定了城市厕所跻身在城乡之间，扮演起粪肥中转站的角色，成为勾连城乡的一条特殊纽带。
中国古代木质马桶
由于农家对粪肥的需求常常大于供给，导致粪溺身价扶摇直上。明末的《沈氏农书》提到，农家多去苏州、杭州买粪。为了节约开支，在采买中特别注意市场价格的波动，并总结出在 4 月和 10 月的农忙时节粪价便宜这一规律，趁此阶段多买储存以备需求。
大概是出于运量大、成本低的考虑，城市粪溺运往乡村多走水路。《梦粱录》称，倾脚头收集的粪溺由【载垃圾粪土之船，成群搬运而去】，源源不断地将城市“排泄物”运往乡村。《
清史稿》记载「吴熊光」与嘉庆帝谈天，说苏州城的河道里满是拥挤的运粪船，哪谈得上风景！一来可见粪肥之多，二来可以看出当时政府管理缺失。由于相当多的运粪船并非封闭式，装运时又贪多，行船中一旦稍有起伏摇摆，便会溢流泄漏污染河水，而那水是百姓每日淘米洗菜必用。况且，当时这种情景极为普遍，非苏州一地特有。即使是到了近代情景依旧。
美国人罗兹·墨菲在《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中：【臭气难闻的垃圾粪便完全用驳船运出上海，多数驳船是敞开的。】，【在流经市区的各条水道上，这种驳船过去到处可见。】
公营、私营
《燕京杂记》记载，由于清代北京公厕收费，人们都随地大小便街道上臭不可闻。到了清末，在社会改良的风潮中，北京颁布了一系列城市管理法规，其中颁布于光绪 34 年的《预防时疫清洁规则》规定，【厕所须每日扫除之，不可任其狼藉漫溢，扫除后以石灰渗入之】，同时规定，【装运粪溺，须用坚固之容器，并覆以密致之盖】，且粪车粪桶均不得在街市停留。
近代天津也有“无论何项人等，均不准在中厕以外出恭，犯者重罚”的规定，有的市民在路边小便，被捉到即罚洋一元。但规定并没有多大作用，人们对厕所收费存在着普遍的抵触情绪，于是一边是收管理费，一边是随地便溺，城市环境卫生并未因公厕和“管理”得到任何改善，反而越来越差。
慈禧太后的便盆
据上海卫生档案记载，清末在租界区修建的公厕，即便是临时厕所，日均都能带来 200 元的收入，这可以说是明清时期“粪便即金钱”说法的最佳注脚。20 世纪初，曾担任国民革命军连长的「李镜龙」，仅凭薪俸无法供养全家，“一时受经济之鞭策，心乱如麻”，辞职后租得公厕一所，竟迅速脱贫致富，后赖此为生达十余年。如此厚利，自然给私人经营厕所的蓬勃发展，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只是私人经营最重成本，大多要等粪溺积存足够数量再行运走，以致厕所卫生相当糟糕，严重妨害了城市形象。地方政府的管理措施又只局限于突击性拆毁所谓“秽恶太甚”的公厕，十有八九没有后继措施，比如修建相当数量符合公共卫生标准的公厕，并加以妥善管理，以致百姓的生活受到相当影响。这种缺乏服务意识的公共事务管理行为，使人恼火，也必定是昙花一现、不能长久。果然，时间不长死灰复燃，私人经营的厕所相继开张，依旧污浊不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