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知兴：危险的关系

三鹿事件的爆发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作为一个管理学者，我也早该写点什么了。迟迟没有动笔，一是因为对现实那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中国商业发展之恶化，还是超出了我最坏的意料；另一个原因则是对历史的敬畏之心：2008年9月16日，包括蒙牛、伊利、雅士利等22种国产婴儿配方奶粉查出含有三聚氰胺的新闻被播出这一天，已经写在历史书上了，可以想见20年、30年后--但愿到那时我们终于长出了那么点记性--人们打开历史书，与2008年联系最紧密的关键词，不是那些上天入地的丰功伟绩，而是三鹿、毒奶粉、肾结石。

又一个行业全军覆没。又一个鲜活的商业案例。幼小的受害者无法言说的从泌尿系统传出的钻心之痛，化为商学院又一堂感慨吁嘘的管理课。我深知这种并列的荒谬性，但却又无可如何。9月16日，一夜无眠后，我爬起来，把用了一段时间的教案中关于蒙牛、牛根生的内容全部删除掉。2005年，一个在某国际奶制品公司任质量部经理的学生就曾提醒我，上课最好不要夸蒙牛，他们的牛奶中有各种添加物。我问，违反了国家相关标准吗？她没有继续回答。现在真相大白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最"牛" 的是"无奶牛奶"，《财经》报道，有些地方出现了把专门的药粉按比例配好加水即可调制的"无奶牛奶"。说句刻薄话，现在我才算是真正明白了牛根生的宏论"‘无'就是最大的‘有'，‘大无'等于‘大有'"的真实涵义。其实，到现在为止我也相信，牛根生也许的确是一个好上司、好领导、圈内人认为绝对够意气的朋友，私德无亏，但这次毒奶粉事件中他和蒙牛公司的这些缺乏最基本公德的所作所为，却无情证伪" 他是一个好人"的这一个更简单、其实也是更高的标准。中国人因为特殊主义的文化传统，往往把道德等同于私德，或者把私德凌驾于公德之上，小圈子内爱人如己，无微不至，圈子之外，却胡作非为，无所不为，最后落一个"将军百战身名裂"的下场，公平吗？不公平吗？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总结坊间对此事的分析，大致有伦理、监管、市场机制、产业结构和政商关系五种角度。伦理是最直接的分析角度。黑心商人层出不穷，说明了普遍主义的商业伦理对于市场机制运转的必要性。亚当·斯密强调"开明的自利"如何自动形成市场供需相得的伟力，对"不开明的自利"，亦即对各种损人利己的行为的反对，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不用说《道德情操论》再三强调的人类基于同情而产生的各种利他主义行为。苏格兰是英国清教徒运动的发源地，对个体利益的追逐背后，是其深厚的普遍主义的基督教伦理。市场的喧嚣、物欲横流背后，是教堂中的沉默、自省、上帝永不休止的道德审问。而偌大的中国，挖掘机和汽车的轰鸣声中，为利益起早摸黑的人们，到哪里去寻找一个自己与自己对话的安静角落？

道德和市场之外，产业结构的角度往往容易被人们忽略。三鹿铤而走险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已经被国际品牌从大城市、沿海市场逼到了市场的最低端。400克奶粉，卖18元。为什么只能卖到18元？因为农村、内地市场只能承受这个价格。为什么只能承受这个价格？因为我们参与国际竞争的最重要的利器是"廉价劳动力"，老百姓没钱。发展经济的目的应该是为了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我们这里，廉价劳动力与土地、资源、污染环境一起却成了发展经济的最重要手段，甚至是唯一手段。狗摇尾巴成了尾巴摇狗，是什么原因让我们以这种机会主义的方式不顾一切地追求这种片面、短期、带来各种副作用和反作用的经济发展？

从监管的角度，一味责备政府的无能、失职，期望新的法律、法规甚至是新的领导能够避免类似这种灾难，其实是把问题简单化了。现有体制下，官商勾结、警匪一家是我们现在这种政商之间"危险的关系"逻辑发展的自然结果。我曾经分析中国历史上的官商（亦官亦商）和盗商（亦盗亦商）传统。我们面对的却是现在这种体制孵化出来的全新物种：官盗商（亦官亦盗亦商），官、盗、商三位一体，互相掩护，一种凶狠无比的三头怪物，张着血盆大口，吃青山绿水，吃大人小孩，吃良心，吃上帝，吃到最后实在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了，自己把自己吞噬掉。

世界上有那么愚不可及的物种吗？可是我们就正在见证这种物种的诞生和繁衍，抑或还有毁灭。也许有人说，你太天真了。人家田董事长被拘之后，还不是照样安排女儿出国，瑞士银行的账户里的钱，够他几代人的生活了。君不见在洛杉矶、温哥华、新泽西等城市最贵的地段，聚集的都是中国大陆的官商子弟？我想起鲁迅的那段话，突然觉得很理解："子孙绳绳又何足喜呢？灭亡自然较迟，但他们要住最不适于居住的不毛之地，要做最深的矿洞的矿工，要操最下贱的生业......"请把它当作警醒而不是诅咒吧，我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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