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洋朋友"与"土亲戚"
任经理的父母，时常西装革履、缎子旗袍、坐上包车、珠光宝气地出门赴宴。
父亲不爱交际、又无亲戚，唯一的一位朋友，是他的同学、任工程师的陈大爷。母亲的朋友却多得分为两类：一类是河北农村娘家的"土亲戚"，约一百多口子（家家是七、八口甚至十几口人），他们中几乎没人上过高中、上过初中的也不多。那时只要在城里有个工作，便可迁户口，然后家属再来；他们讲话都是浓重的河北口音。另一类，是在工作多年中认识的"洋朋友"--皆为殷实的中产阶级，却无一位是搞学术或科学工作的，更无一个政客。"土"、"洋"宾友们你来我往，家中从不间断。
姥姥在妯娌中行二，大姥姥早已过世。因此她每年生日，便至少有五十多位亲戚前来祝寿。满屋子河北老家话，烟气腾腾、热闹闹、乱糟糟；不时有人咳嗽、吐痰。三姥姥至七姥姥和姥爷们的生日、以及他们子女的婚事、生儿育女，姥姥和母亲必要去拜寿、送礼。一到春节，"土亲戚"和"洋朋友"，一拨又一拨，家里活象走马灯。父亲每每躲进自己居室，对"土"、"洋"二类，一概视为俗不可耐。如果不是母亲应酬，以父亲那寡言少语、连句客气话也不会说的脾气，早会冷场到亲友们早早归去、而永不想登门的地步。大饭厅经常支起带转盘的大圆桌，由母亲指挥安排，摆上满满三大桌酒菜--全是胡大爷、王姨、吕姨烧炒的。有时，母亲也亲手炒上一两个菜，以炫耀自己的手艺。她炒菜的特点就是放油多、肉多，炒完飘着一层浮油。小孩子们则被安排在矮桌上另吃。大人们喝酒、划拳、推麻将，人人一副笑脸和奉承的容颜。时常，"洋朋友"--叔叔、大爷、伯父、姨姨婶婶们，边举杯边聊得震天价响，拍胸腆肚地许愿或开心大笑。母亲最器重的本厂同事钟叔叔，唇厚、嘴大，一笑起来象个盆，彷彿能把整间屋子吞进去。他的哈哈大笑，震得我耳朵嗡嗡发疼。母亲待他亲如兄弟。有两次，他喝多了酒进卫生间呕吐不止，酒臭冲天、窘态百出，令人看了反胃。既如此，又何必频频带头举杯、大划酒令、对母亲"大姐"长、"大姐"短呢？
那是至今记忆犹新的一夜--又是家宴、又是浊热难闻的酒气和烟气。大玻璃门外的黑夜，显得那般神秘诱人，漆黑得不可捉摸。我悄悄推开大厅的门，站在平台的台阶上。划拳声和烟酒的污浊全被关在门后。夜，慈爱地将我拥抱。神秘的宇宙，启开了墨兰、智慧的眼睛，在注视一个小小的孩子。夜气清凉甘甜，彷彿在这巨大的羽翼下，大自然正讲述着娓娓动人的故事。塔松们、梨、桑、榆、槐们，都在静悄悄倾听着夜的心语。我也仔细谛听着，从无声的韵律中，感受到令人好奇的、不安的萌动。我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凝视着眼前无底的黑暗、和那遥远、莫测的星星。在那无边无际的蠱惑里，有一种紧紧抓住我心的、吸引我的东西。那是多么醉人、美丽、神圣啊！是多么说不出名堂啊！脚象生了根，面对剪影似的树木、谜一样的天宇，觉得这儿要比大厅里美好千万倍。黑色的大自然，在无思无求中屹立。那神奇的、诱惑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忽然，远远的、渺茫茫的、一丝细细的二胡声，由深夜的尽头悠然飘来，那般哀婉动情--似乎在道出变幻中的大千世界，似乎在倾诉出万物的魂灵。我听呆了，和黑夜溶在一起，完全没有了我的存在；只有幽幽的月光、黑宇的呼唤......只有饱浸着哀思的、甜逸的怅惘......
4．父母婚变
父亲从上海出了一次差回来，突然向母亲提出离婚。他们从没吵闹过，而父亲的态度又是那么平和。以至父亲提出的唯一理由："你太不温柔"，母亲不但没有当真，反而以为父亲得了精神病，让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秋琳，是真的呀，"父亲恳切地说："咱们还是和平分手吧。我什么条件都听你的。"
"崇基，我哪点儿对不起你？"母亲终于相信了这话的真实性和严肃性，脸都煞白了。
"对得起。只是......我不爱你。"
"不爱？不爱还有四个孩子？！"
"你不温柔，太不温柔，真的......"
一次又一次的"谈判"，父亲希望能说服她同意离婚。他自知到法院是不会判离的--中共法院绝不以"温不温柔"、"爱不爱"而判决离婚--除非双方面都同意离婚，也只能说"性格上合不来"，绝不能说"爱"或"温柔"。何况，母亲还在怀着两个月的身孕。
"你得想想这个家、想想四个孩子呀！"母亲在绝望中哀求他。
"我任何财产也不要、连件衣服也不拿，孩子归谁都听你的。秋琳，咱们还是朋友。"
母亲坚决不同意。于是父亲辞去"大业营造厂"的职务，凭他的学历、由朋友推荐、当时工作又好找，很快在"水利电力部"找到了工程师的职务，每月一百九十八元工资，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根本不回家。他攒钱准备买一套独门独院的房子。水电部领导很快知道他要离婚，多次劝阻他不听、且十分反感。为此，他刚一到新单位，便失去了领导的器重，甚至关系闹得挺僵。同事们议论纷纷；只要一沾上"喜新厌旧"、"闹离婚"，便是"资产阶级作风"、便是"陈世美"、"作风不好"。法院并不以"爱"衡量婚姻。尽管自中共当政起，"太太"、"妻子"、"丈夫"一律称之为"爱人"（即西方标准的未婚"情人"），称"太太"、"丈夫"、"先生"倒反而成了"资产阶级没落的称呼"。
老大单位，父亲几乎没有朋友、完全孤行寡处。
母亲仍然担任着"理研铁工厂"的经理。她工作缠身、却已因家事闹得工人们议论不一，更添了她的焦愁苦闷。她细细分析，断定父亲在上海出差有了外遇。父亲起初不承认--因先有"第三者"再抛妻撇子最为人们所涶弃、也最为中共所不容。
母亲说，如果不见那女人的面，她绝不离。
父亲委实无法，抱着"见了也许真地能离，看她还有什么可说"的希望，只好叫边虹来见母亲。
她只有二十岁，是和父亲在上海"大世界"的舞会上认识的。她出生在东北，仗着自己出众的姿色来到大上海。她没有工作、也不想工作，凭着姿色，不乏追求者，在舞场上混日子；反而养得起母亲、妹妹和弟弟。因和父亲已私定终身，尽管中共当政户口不准迁徒自由，自知父亲非她不娶、正在不顾一切地努力，便把母亲弟弟全迁到了北京。父亲刚刚为她母女买下东单"银碗胡同"的一个小四合院，一切只等着父亲的离婚证书。
趁父亲上班未归，边虹一个人来见母亲。她身材玲珑娇小、苗条飘逸，衣着打扮、神采谈吐之气派，显得比她的年龄成熟得多。
那天母亲脸色苍白、神情紧张，却把我们打扮得格外齐整。她自己也敷了些香粉和极淡的胭脂，从没这么细心地修饰过自己。大客厅里收拾得干净、漂亮，特意挂起很少用的白色透花纱幔。彷佛这里是特殊的战场，虽然浸透着苦味儿，却要进行一场华丽的战事，她决心要战胜那小小的边虹。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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