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8-12-14 03:13:53作者：张三一言
[一]、中国现实命定暴力是申张社会正义的一个选项
徐贲在《“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一文中这样说：“真正的正义只能产生于公共政治，因为正义是一种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决。个人的暴力行为毕竟不能主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张正义，也才具有正义权威。”我有条件地认同这一陈述，因为他设的两个限定：一是“个人的暴力行为毕竟不能主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政治”，限定于“不能主导”这个要点，并没有对个人暴力作太多的否定。不能主导并不等于不能推动或促进。二是限定在“民主社会中”，并不包括专制社会特别是极权社会。
现在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民众个人或集体的暴力在专制社会中有什么作用。
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民间暴力，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有一条和平之路可走。他们认为可以用对统治者说服的办法去纠正社会不公正。让每一个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话，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一权利，所以都可以通过上访申诉冤屈，共产党政府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纠正错误；所以，不正义的现象最终是可以消灭的。无疑，这个理想很完美很善良，但是，它并不是事实。从现实出发，我问一下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反民众暴力者：现在中国的民众有“说出自己的话”的权利吗？除了党的喉舌外民众的传媒在哪里？杨佳的说法能在党独占的喉舌说出来吗？请问上访，包括书记市长大接访解决了多少问题？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的极权社会置换为欧美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若是出于昧于事实尚情有可原，若明知而误导则是恶毒。
为什么共产党总是要堵死民众和平说话伸诉的冤屈的途径呢？
因为人们自由讲道理、说真话就必然会发展到（事实是已经如此）质疑共产党权力合法性和要求还权于民的问题；民众的委曲则最终大多会追究到权力作恶方面去。然而这些事关权力是绝对不可触及的头顶大事（从“稳定压倒一切”，即稳住共产党统治权力压倒一切可见）。想通过说话让共产党放权，是中国人所做的最愚蠢的事之一。
这是从人性关于利益的角度说的；我们再从道德方面看看。理智应该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是说，当一个有理智的人讲道理时，他会尊重和关心对方的意见和利益。组成共产党核心的0.4％（约150万）占有了70％的财富共产党高官（资料来自中国青年报）会用一点仁心去听70~80%工农中产阶级和民间中小资本家（包括其中的维权民众）讲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道理吗？他们会听了民众讲道理后就把霸占到手的财富独归还给民众吗？独揽政权的共产党政治局会用一点仁心去听取民运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的诉求吗？可见从道德上说，也是不能跟共产党讲道理的。还有，共产党用宣传的“道德”和“道理”谎言歪理能容得下讲道理、说真话吗？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的08宪章是说道理是讲真话了罢，可以在大陆说吗？共产党有听的雅量（他们用抓捕代替聆听）？共产党从来就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勇气！
反民众暴力者最乐于说理智长于道理性。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人，他们都有人类的共性：都是讲道理的。共产党不但胜任于运用理智，更能根据理性来施政。我也乐见理智理性通行无阻，更乐见共产党理性执政。
问题出在共产党对有利于其维护权力的就讲道理，对他们力不能控制的实力就勉强容人讲道理；但是，对不认同他们、反对他们的、不利于其统治的就不讲道理，特别是对在他们严控下并受到他们“服务”的“主人”，就只能“主人”听“仆人”讲理，绝不可相反；更不准你“主人”讲理。现在问题是众所公认社会严重极端不公正；而这不公平不公正是由共产党专制政权本质造成的。一方面共产党自己完全没有改变造成社会不公正根源的意愿，另一方面则全力阻挡和打压来自民间纠正社会不公正的力量。你和共产党讲共产党政权造成不公正，要改变共产党权力为人民权力，他们会和你讲道理吗？从他们对言论的封锁打压、对民主诉求的镇压、对维权的堵截等等“施政”看来他们是不理智也不理性的。
中国社会之不能讲道理，是因为共产党制造了不公平社会，此等社会破坏了理性；因为共产党严重分裂了社会，在分裂的社会理性起不了作用。
你要讲公平的道理，你要讲正义的道理，共产党根本就不听你的，也不给你任何讲道理的机会；中国民众只好放弃讲道理，选择讲“暴理”了。可以说，中国现实命定暴力是申张社会正义的一个选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要选项。
面对这种铁血现实，要民众走和平非暴力之路讨回正义？佩服这些人的胆子和面子。
[二]、暴力在专制社会中的作用给定暴力是中国社申张正义的必要选项
现在可以回答民众的暴力在专制社会中有的作用的问题了。连带给出专制统治者能否理性地实行政治改良。
因为牺牲和代价太大，结果也较难掌握，所以，民间暴力反抗只宜在无可选择下才使用。但是，反抗不平等不公正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暴力反抗显示了反抗者不是奴隶、不是任人摆布的物品。使用暴力是专制社会中人权的基本部分，不可剥夺，是众多反抗中的选项中重要的一项。
在专制社会民众暴力的第一个作用是推翻专制制度、政权，建立民主社会。这理论可成立，历史和事实也已经给了证明。第二个作用是给专制统治者以压力，逼迫其向民主过度。
有民众有压力就有共产党的反压力。民间压力足够强大，共产党反应一是加强反压力以消除压力，一是以让步缓和压力。过去孙志刚事件引发的社会压力导致共产党让步、最近翁安“换官”是后一种情况的例证。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有足够压力，在妥协得益大于对抗、甚至在妥协中生存和对抗中灭亡的选择境况下，共产党是可能理性的，是可能改良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民间压力。民间压力由民间各民运派别及其民众支持者统合而成。各派别中，共产党最害怕的是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他们给共产党压力最大。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在专制社会中的作用之一是迫使专制权力集中对付激烈派别而放松对温和派及中派的打压，甚至拉拢他们；同时也不得不以局部的不伤大雅的政治改革作为代价。就是说，在专制权力不断打击激烈派和激烈派不断奋起抗争的反覆较量过程中，民众反抗专制的暴力起了两个重大作用：推翻专制政权和制度；逼迫专制政权让社──这都是申张社会正义的表现。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形象地描述。你现在要共产党搞民主，是与虎谋皮，可能性近于零。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上述两条件，假以时日，就有可能制造出共产党老虎必须在拔一条毛与割一块皮之间作选择，共产党只能理性地拔一毛；那你就走了成功的一步。经过反覆多次后，你再来一个共产党必须在砍虎头与割虎皮之间选择，这时共产党无法不“予你谋皮”了，多少给回你应有的正义了；继续下去，终有一天共产党向民主过度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和平演变或曰改良。（有人指责我是暴力鼓吹者，事实是：我是一个最彻底的头号改良鼓吹者）
从另一角度看这幅图像是这样的：革命者，包括暴力革命者作出了牺牲去搭建民主舞台；然后由民间主张改良的派别和共产党上台表演交权戏；这时革命者消遁了。现在是共产党伪装的民主派、仇视民众的贵族精英全力拆舞台──就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我们可以这样小结，暴力在专制社会其中一方面的作用：一是当权者不得不持继放松民运中的右翼和中翼，让他们不断发展壮大。二是专制者不得不持继做出局部的政治改革，改革成果会累增，为过度到民主制度累积条件。社会正义会在这个个作用中体现出来。最近的翁安暴动结果的换官可见暴力作用的一斑；我相信杨佳事件会产生更深广的影响。这里已经给出暴力在专制社会中能产生正义，或者暴力在专制社会中能否纠正不公正现象的答案了。请问，有什么理由不认定暴力是申张社会正义的一个选项？
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中国最优的民主之路就是发展壮大民间力量。这民间力量包括纯体制内改良到体制外暴力革命。我多次说过，我不反对任何改良，反对的是改良派的反革命；我不反对革命，反对的是革命派的反改良；我不反对理性，但反对用理性旗号维谁专制权力和剥夺民众权利。我认为所有派别都有其它派别不能代替的功能；各派的运作会合成对专制统治的总压力。
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条最佳路线图像大概是这样的。中国民间所有派别各自运作和通力合作，最低限度不互相踩台，营造出强大民间力量，且不断制造非常规的、法律边缘（甚至法外）的事件，并让这些非常事件常态化，变成合法的。事件的量累积得足够了就会导出政治制度质的演变。
这条最佳路线图像有两条必要条件。
其一，必须立足于民间力量壮大，一切期待共产党自愿自觉政治改革、党内民主、恩赐全民民主的思想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二，尊重和维护民间各派力量。各民间派别申张正义的对象都是当朝统治者，不应该对把矛头指向民间不同派别。现今最能危害民间力量的是一些共产党伪装的民主派、仇视民众的贵族精英的民主理论和舆论，他们不断制造各派矛盾和挑起仇斗。这一批人在高智晟、郭飞雄、胡佳被共产党抓捕后的落井下石和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反杨佳中噪音中显露无遗。08宪章一出共产党就对刘晓波张祖桦迫害；马上就有打着自由知识分子招牌的御用文人对宪章和刘晓波张祖桦鸡蛋里挑骨头，甘蔗干找叉，想掀起“质疑”、“求真”风，意图重演对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落井下石戏，以抹黑08宪章发起人及其运动。所以对这些反民间话语的评判是极其必要的。
暴力反抗是中国社会传统，或者说暴力反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暴力基因比非中国人多，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堵死了民众走非暴力之路，“官迫民反”遂成传统。在长期统治者高压下，中国人亦形成了忍辱偷生、好死不如赖活、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等非暴力（去暴力）传统。胜于秦暴的共产党高压至今只有上访潮、跪着“造反”典例，还没有暴发陈胜吴广暴动造反，可证明中国人去暴力传统比暴力传统强多了。在中国只要共产党给民众申冤机会和一条非暴力的可行途径，类翁安杨佳暴力就不会出现。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你用暴力去对付类翁安杨佳暴力，民间暴力必定有增无减，越反暴力就越多。如果先反掉对付类翁安杨佳的统治暴力，就能从根本上消除暴力。可见，现今反民间暴力的效果必定是促进和增进暴力。所以，我说现今的反民间暴力者都是暴力鼓吹者和暴力制造者。
徐贲在《“密友资本主义”背景下的社会冲突：当今中国的贫困和暴力》一文中这样说：“真正的正义只能产生于公共政治，因为正义是一种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裁决。个人的暴力行为毕竟不能主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政治。在民主社会中，只有法律才能申张正义，也才具有正义权威。”我有条件地认同这一陈述，因为他设的两个限定：一是“个人的暴力行为毕竟不能主导一个社会的公共政治”，限定于“不能主导”这个要点，并没有对个人暴力作太多的否定。不能主导并不等于不能推动或促进。二是限定在“民主社会中”，并不包括专制社会特别是极权社会。
现在我想讨论的问题是：民众个人或集体的暴力在专制社会中有什么作用。
一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之所以反对民间暴力，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有一条和平之路可走。他们认为可以用对统治者说服的办法去纠正社会不公正。让每一个人都有权说出自己的话，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用这一权利，所以都可以通过上访申诉冤屈，共产党政府就可能会采取行动纠正错误；所以，不正义的现象最终是可以消灭的。无疑，这个理想很完美很善良，但是，它并不是事实。从现实出发，我问一下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的反民众暴力者：现在中国的民众有“说出自己的话”的权利吗？除了党的喉舌外民众的传媒在哪里？杨佳的说法能在党独占的喉舌说出来吗？请问上访，包括书记市长大接访解决了多少问题？这些自称是自由主义者把共产党的极权社会置换为欧美的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若是出于昧于事实尚情有可原，若明知而误导则是恶毒。
为什么共产党总是要堵死民众和平说话伸诉的冤屈的途径呢？
因为人们自由讲道理、说真话就必然会发展到（事实是已经如此）质疑共产党权力合法性和要求还权于民的问题；民众的委曲则最终大多会追究到权力作恶方面去。然而这些事关权力是绝对不可触及的头顶大事（从“稳定压倒一切”，即稳住共产党统治权力压倒一切可见）。想通过说话让共产党放权，是中国人所做的最愚蠢的事之一。
这是从人性关于利益的角度说的；我们再从道德方面看看。理智应该是一种道德力量，即是说，当一个有理智的人讲道理时，他会尊重和关心对方的意见和利益。组成共产党核心的0.4％（约150万）占有了70％的财富共产党高官（资料来自中国青年报）会用一点仁心去听70~80%工农中产阶级和民间中小资本家（包括其中的维权民众）讲的社会不公正不平等的道理吗？他们会听了民众讲道理后就把霸占到手的财富独归还给民众吗？独揽政权的共产党政治局会用一点仁心去听取民运人士、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宗教人士的诉求吗？可见从道德上说，也是不能跟共产党讲道理的。还有，共产党用宣传的“道德”和“道理”谎言歪理能容得下讲道理、说真话吗？刘晓波、张祖桦等人的08宪章是说道理是讲真话了罢，可以在大陆说吗？共产党有听的雅量（他们用抓捕代替聆听）？共产党从来就不具备这样的道德勇气！
反民众暴力者最乐于说理智长于道理性。他们认为共产党也是人，他们都有人类的共性：都是讲道理的。共产党不但胜任于运用理智，更能根据理性来施政。我也乐见理智理性通行无阻，更乐见共产党理性执政。
问题出在共产党对有利于其维护权力的就讲道理，对他们力不能控制的实力就勉强容人讲道理；但是，对不认同他们、反对他们的、不利于其统治的就不讲道理，特别是对在他们严控下并受到他们“服务”的“主人”，就只能“主人”听“仆人”讲理，绝不可相反；更不准你“主人”讲理。现在问题是众所公认社会严重极端不公正；而这不公平不公正是由共产党专制政权本质造成的。一方面共产党自己完全没有改变造成社会不公正根源的意愿，另一方面则全力阻挡和打压来自民间纠正社会不公正的力量。你和共产党讲共产党政权造成不公正，要改变共产党权力为人民权力，他们会和你讲道理吗？从他们对言论的封锁打压、对民主诉求的镇压、对维权的堵截等等“施政”看来他们是不理智也不理性的。
中国社会之不能讲道理，是因为共产党制造了不公平社会，此等社会破坏了理性；因为共产党严重分裂了社会，在分裂的社会理性起不了作用。
你要讲公平的道理，你要讲正义的道理，共产党根本就不听你的，也不给你任何讲道理的机会；中国民众只好放弃讲道理，选择讲“暴理”了。可以说，中国现实命定暴力是申张社会正义的一个选项，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必要选项。
面对这种铁血现实，要民众走和平非暴力之路讨回正义？佩服这些人的胆子和面子。
[二]、暴力在专制社会中的作用给定暴力是中国社申张正义的必要选项
现在可以回答民众的暴力在专制社会中有的作用的问题了。连带给出专制统治者能否理性地实行政治改良。
因为牺牲和代价太大，结果也较难掌握，所以，民间暴力反抗只宜在无可选择下才使用。但是，反抗不平等不公正是人类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暴力反抗显示了反抗者不是奴隶、不是任人摆布的物品。使用暴力是专制社会中人权的基本部分，不可剥夺，是众多反抗中的选项中重要的一项。
在专制社会民众暴力的第一个作用是推翻专制制度、政权，建立民主社会。这理论可成立，历史和事实也已经给了证明。第二个作用是给专制统治者以压力，逼迫其向民主过度。
有民众有压力就有共产党的反压力。民间压力足够强大，共产党反应一是加强反压力以消除压力，一是以让步缓和压力。过去孙志刚事件引发的社会压力导致共产党让步、最近翁安“换官”是后一种情况的例证。从这个角度看，只要有足够压力，在妥协得益大于对抗、甚至在妥协中生存和对抗中灭亡的选择境况下，共产党是可能理性的，是可能改良的──绝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是民间压力。民间压力由民间各民运派别及其民众支持者统合而成。各派别中，共产党最害怕的是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他们给共产党压力最大。革命派尤其是暴力革命派在专制社会中的作用之一是迫使专制权力集中对付激烈派别而放松对温和派及中派的打压，甚至拉拢他们；同时也不得不以局部的不伤大雅的政治改革作为代价。就是说，在专制权力不断打击激烈派和激烈派不断奋起抗争的反覆较量过程中，民众反抗专制的暴力起了两个重大作用：推翻专制政权和制度；逼迫专制政权让社──这都是申张社会正义的表现。
或者我们可以这样形象地描述。你现在要共产党搞民主，是与虎谋皮，可能性近于零。但是，如果你具备了上述两条件，假以时日，就有可能制造出共产党老虎必须在拔一条毛与割一块皮之间作选择，共产党只能理性地拔一毛；那你就走了成功的一步。经过反覆多次后，你再来一个共产党必须在砍虎头与割虎皮之间选择，这时共产党无法不“予你谋皮”了，多少给回你应有的正义了；继续下去，终有一天共产党向民主过度就水到渠成了。这就是和平演变或曰改良。（有人指责我是暴力鼓吹者，事实是：我是一个最彻底的头号改良鼓吹者）
从另一角度看这幅图像是这样的：革命者，包括暴力革命者作出了牺牲去搭建民主舞台；然后由民间主张改良的派别和共产党上台表演交权戏；这时革命者消遁了。现在是共产党伪装的民主派、仇视民众的贵族精英全力拆舞台──就是自己与自己过不去。
我们可以这样小结，暴力在专制社会其中一方面的作用：一是当权者不得不持继放松民运中的右翼和中翼，让他们不断发展壮大。二是专制者不得不持继做出局部的政治改革，改革成果会累增，为过度到民主制度累积条件。社会正义会在这个个作用中体现出来。最近的翁安暴动结果的换官可见暴力作用的一斑；我相信杨佳事件会产生更深广的影响。这里已经给出暴力在专制社会中能产生正义，或者暴力在专制社会中能否纠正不公正现象的答案了。请问，有什么理由不认定暴力是申张社会正义的一个选项？
基于这一认识，我认为中国最优的民主之路就是发展壮大民间力量。这民间力量包括纯体制内改良到体制外暴力革命。我多次说过，我不反对任何改良，反对的是改良派的反革命；我不反对革命，反对的是革命派的反改良；我不反对理性，但反对用理性旗号维谁专制权力和剥夺民众权利。我认为所有派别都有其它派别不能代替的功能；各派的运作会合成对专制统治的总压力。
中国民主进程的一条最佳路线图像大概是这样的。中国民间所有派别各自运作和通力合作，最低限度不互相踩台，营造出强大民间力量，且不断制造非常规的、法律边缘（甚至法外）的事件，并让这些非常事件常态化，变成合法的。事件的量累积得足够了就会导出政治制度质的演变。
这条最佳路线图像有两条必要条件。
其一，必须立足于民间力量壮大，一切期待共产党自愿自觉政治改革、党内民主、恩赐全民民主的思想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二，尊重和维护民间各派力量。各民间派别申张正义的对象都是当朝统治者，不应该对把矛头指向民间不同派别。现今最能危害民间力量的是一些共产党伪装的民主派、仇视民众的贵族精英的民主理论和舆论，他们不断制造各派矛盾和挑起仇斗。这一批人在高智晟、郭飞雄、胡佳被共产党抓捕后的落井下石和今天正在如火如荼反杨佳中噪音中显露无遗。08宪章一出共产党就对刘晓波张祖桦迫害；马上就有打着自由知识分子招牌的御用文人对宪章和刘晓波张祖桦鸡蛋里挑骨头，甘蔗干找叉，想掀起“质疑”、“求真”风，意图重演对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落井下石戏，以抹黑08宪章发起人及其运动。所以对这些反民间话语的评判是极其必要的。
暴力反抗是中国社会传统，或者说暴力反抗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中国人的暴力基因比非中国人多，而是中国传统社会在法律上和政治上堵死了民众走非暴力之路，“官迫民反”遂成传统。在长期统治者高压下，中国人亦形成了忍辱偷生、好死不如赖活、宁为瓦全不为玉碎等非暴力（去暴力）传统。胜于秦暴的共产党高压至今只有上访潮、跪着“造反”典例，还没有暴发陈胜吴广暴动造反，可证明中国人去暴力传统比暴力传统强多了。在中国只要共产党给民众申冤机会和一条非暴力的可行途径，类翁安杨佳暴力就不会出现。
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你用暴力去对付类翁安杨佳暴力，民间暴力必定有增无减，越反暴力就越多。如果先反掉对付类翁安杨佳的统治暴力，就能从根本上消除暴力。可见，现今反民间暴力的效果必定是促进和增进暴力。所以，我说现今的反民间暴力者都是暴力鼓吹者和暴力制造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