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中心的布兰登堡门
我的经历是比较典型的一类德国华人的经历，到德国上大学，毕业后工作，结婚生子，我先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对中国社会其实并没有深层次的了解。但是通过我的职业-翻译-我认识了一些从中国来的人，让我看到了一些中国社会的片断，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我曾经为一个德国律师当翻译，和中国某市的工商局长沟通，为了保密原因，这里就不提是哪个城市了，我只能说是一个很大的城市。他的案子比较复杂，他在德国开了一家公司，主要目的是拿到居留，几年了，困难重重。而且以前的那个中文翻译突然失踪，后来当公司负债累累要破产的时候才发现，她从公司账户里提走了一大笔钱。
我的工作就是代替上个翻译。一开始只是很简单的一些电话交流，翻译一些邮件，比如什么时候到德国呀，要准备什么资料呀，有哪些费用要交。我对这个工商局长并没有什么特殊印象，只是觉得他说话有些居高临下。而律师和我说，他是一个"党官"。
他来到德国的第一天，因为律师临时有事，所以他自行到他每次都去的旅馆住宿，我们约好第二天律师和他见面。在他到达后几个小时，我接到他的电话，一上来也不自报家门，就说："是我，你在干什么呢？"已经习惯了德国人在电话里自报家门的方式的我一愣，一开始不知道他是谁，一转念就知道了，一定是那个"党官"，我心里嘀咕："我每天接这么多电话，知道你是谁呀？而且我在干什么关你什么事？"我正好在翻译，就实话实说，他又问："你现在有时间吗？我们能不能见一面？"我很疑惑，明天我就会陪律师和他见面了，为什么现在他要单独见我？我推托忙就回绝了。
第二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有两个本地的华人陪他来，在一来二去的翻译和私下里和他的朋友的聊天中，我知道了，原来的那个翻译被他包下来，成了二奶，每次他来德国都给她很多钱，但最后还是被她骗了。这也是最让他捶胸顿足的地方了，因为他认为那种关系是最可靠的，却万万没想到恰恰是二奶-这个被他"收编"为"自己人"的人把他骗了。我恍然大悟为什么他一来就想和我单独见面，一来他大概觉得女人都想攀上他这种新贵，在中国，工商局长可是个肥差。二来，把翻译发展成"自己人"，对于他来说，可能是让翻译站到自己这一边的最大的保障。
当我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哑然失笑，以前只是在文章中，或者别人的谈话中知道大陆这种官员很多，但还没见过，这次的翻译经历真是让我长见识呢。没想到，真正长见识的还在后面呢。
在几次和律师的交流中，我作为翻译也知道了为什么他总是居留出问题，落到了只能每三个月延一次临时签证的地步。律师和他反复说明，德国法律规定，在德国成立公司的人必须大部分时间在德国居住。如果实在不行，他也必须经常来德国，至少一两个月一次，一次哪怕只来一两天也好，但是一定要保证一定的次数，否则谁都没有办法的。在律师反复强调这一点好几遍之后，"党官"的一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他说的不对，在中国的外国人都不需要这样，他们都能得到长期签证的。"口气非常的肯定和决然。我翻译给德国律师听，律师马上说："中国是中国，德国是德国，德国的法律不一样。"我又翻译给他，他没有说话。但是后来他一直没有按照律师的建议去做。我实在没想到他自以为是到这种程度，而且一点儿都没有"到了另外一个国家要遵守那个国家的法律"的概念。看来他是习惯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在中国他这样吃得开，可惜在德国就不行了。到头来吃亏的自己。
德国律师一直在提醒他："我不能到外事管理局说：‘嗨，我们这里有一位中国来的重要人物，你们马上接待，马上给签证。'他们一定会说，你先排队去！"我相信我每次翻译得都很清楚，但是我更清楚的是，他一定不能相信在这个世界上还有钱不起作用的地方。当他和我用中文谈到那位德国律师的时候，他是一点儿都不客气的，他用对下级的口气断然地说："我给他钱，他就得给我干事，什么办法我不管，反正他得给我办成。"话外音明显得连我都能听出来，就是我给你钱，你用贿赂也好，用给别人其它好处的方法也好，你总得给我搞定，搞不定就是你的问题。大概这些话是他在中国常说的吧，而且他的下级也确实能给他把事情搞定，所以他才那么有信心在德国也能生效。
这个德国律师是个头脑很灵活的人，和中国人打交道也多，这层意思他当然懂，可偏偏这是在德国，律师说得也很清楚，他认识移民官，但是他的影响力仅止于在紧急情况下能临时约到几天后和移民官见面，而普通人要等几个星期。至于移民官做什么，他无可奈何。
律师和这位"党官"的合作是很艰苦的，我这个翻译也不容易，因为律师经常要重复已经说过了N遍的话，而我也得跟着翻译N遍，到后来我都可以背下来了。这都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他付翻译费的话。
问题就出在这个费用上。他认为律师拿了他的钱却没有给他办成居留，而且心存疑虑是不是这个律师和他的二奶一起欺骗他，所以他借口没有带足够的钱，有一笔几千欧元的律师费一直拖欠着，而律师实际上在发现他的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进行了有效的挽救措施，使得公司不至于破产，等于帮了他大忙。"党官"的朋友们都看出律师本人是清白了，但是他自己并不容易信任别人。一次他和税务师，律师一起商谈，律师又提到费用问题，他坚持不给，律师一气之下站起来走人了，而我作为律师请来的翻译，不知道我的费用问题如何解决，就问他。他说："你是律师请来的。"哈，那好吧，我还是识相一些吧，还等别人来轰吗？那不就太难看了吗？于是我也起身走了。剩下了他和德国税务师两个人大眼瞪小眼。
其实那次会谈一进门，我就觉得有些别扭了，当时律师先走进会谈室坐下，我跟在律师后面，正要在律师的右手边的座位坐下，在我后边的"党官"一指律师左手的座位，用上级对下级的及其冷漠傲慢、不可商量的语调说："你坐那里。"我没说话，就坐到了旁边。这种人我要生他的气就说明我和他一般见识了，那不就是对我的侮辱了吗？不过修行不够，还是有些忿忿。
没几天他又透过他的朋友和律师联系，希望他继续帮助他。这个结局一点都不出乎我的意料，因为那个律师确实尽全力挽救了他的公司，他要再找个律师，能保证会这么尽心尽力地给他办事吗？所以我又有了一次和他见面的机会。在他住的酒店的大堂里我们又见了面，他坚持让我们去他的房间，可能觉得大堂不方便，但是我们这次坚决不去，因为他的房间里总是烟雾缭绕，他每次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而我和律师都不吸烟。在那样的房间里呆上一两个小时实在是折磨。
当他从电梯里出来时，他就像没有看见我一样铁青着脸从我身边走过。在中国，不要说哪个翻译敢撂他的挑子、说不干就站起来走人，就是走在他前面都没有一个翻译敢。这次谈话他又有三个当地的朋友在场，其间，他愤恨地对我说："你当时不该走。"我从鼻子里哼了一声，什么都没说，律师看出了端倪，一定要知道他刚才说了什么，我告诉了他，律师摇了摇头，也什么都没说。那一次他还是没有付款。
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把我的翻译费用付了，还说，他去赌场输了几千还是几万欧元，所以没有钱了。我一听，他有钱去赌场，没有钱付给我几百欧元的翻译费。这种人无法合作，就打电话向律师表示，以后再也不给这个"党官"做翻译了。这样我炒了他的鱿鱼。
我不是唯一炒他鱿鱼的翻译，我之后的那个翻译只给他翻译了一次就不干了。律师事后告诉我，那位翻译也是位女士，因为这个案子及其复杂，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有不清楚的地方，结果这位"党官"就声色俱厉地骂她翻译得不好。之后这位翻译在给律师打电话说不干了时，据说声音都哽咽了。
顺便说一句，在德国开一个有限公司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费用非常高，即使公司不运作，给税务顾问的费用，租办公室的费用，给劳工局的个人所得税，给疾病保险公司的保险费加起来一年也要好几万欧元。当然"党官"还有包二奶的费用，赌博的费用，来回机票的费用，请客吃饭的费用，公司出现紧急状况请律师的费用，可能还有我不知道的费用，一个工商局长的工资才多少钱呀，他的钱怎么就跟流水一样哗哗地来呢？说白了，就是用中国老百姓的钱为他自己买一个德国居留。只要有了德国长期居留，日后再有德国国籍，就没有后顾之忧了，他的那些钱大概也能像流水一样哗哗地流到德国的账户里了。
我们这个城市的工商局长我没有接触过，但是从我给那么多办公司的中国人的经历中看，德国的工商局长应该没有什么机会接受贿赂。在德国的中国人想通过办公司留下来不是件简单的事情，生杀大权就掌握在德国工商局的手里，一些中国人身在德国这个法制社会，但是没有改变中国的非法制社会的思维习惯，他们希望德国律师们通过某些特殊手段把德国工商局搞定，如果在中国肯定可行，而且工商局的人会因此大发一笔。但是我接触过这么多德国律师，没有一个例外，都说，这条路不行。在一个法大于党，法大于权的国家，人们对于法律是有一种普遍的敬畏的。所以不可能出现培养"党官"的土壤，当然也不可能有如此"党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