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1999年6月至9月期间，陆续以化名在香港《前哨》杂志发表"李铁映儿子大连空手夺白狼，薄熙来搞廉政抓小放大"、"富甲一方包养二十九个情妇，原大庆市长钱棣华被捕"、"沈阳市副市长澳门输掉三千万"、"大连苏军纪念塔迁移风波"等多篇报道，他还曾撰文揭露中共政坛明星，薄一波之子，大连市长薄熙来本人的施政缺失与私生活。姜维平在2000年 12月被大连国安局逮捕，2001年5月被秘密审判，以"危害国家安全，泄露国家机密罪"的"罪名"被判刑8年，后减刑为6年。
姜维平一案得到了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他在2006年被因病提前释放。2009年2月5日，姜维平获加拿大联邦公民、移民部暨多元文化部部长肯尼签发的部长特许入境签证，得以来到加拿大与妻女团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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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原香港《文汇报》驻东北办事处的首席记者，我叫姜维平。我是二月四号从国内来到加拿大的，我想终于可以在免除恐惧的情况下，谈谈我对新闻自由以及舆论监督的一些看法。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海内海外名家谈这个栏目，能够回答听众们提出的一些问题。
新闻舆论监督目前在中国的现有体制下，应当讲是非常艰难的。虽然政府部门在文件当中，提倡新闻记者通过自己手中的笔，能够对一些官员的腐败现象进行揭露，但实际上目前情况下只停留在纸面上跟口头上。
这里原因很多，我想可能有这样几方面的原因：一是就新闻记者本身来讲，他们也是普通的人。他们在一个报社，或者在一个电台等等媒体工作的时候，他们有一个物质生活的问题。比如说在你所在的单位，你要拿薪水的，要领奖金又有住房补贴的。如果进行舆论监督，得罪了人，恐怕这方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
其实呢要在生活当中采写一些负面的新闻，难免会触怒一些地方的官员，那么这些官员本身能量都是很大的，他们会有很强烈的反弹，由于手中又掌握了权力，那么打击、报复可能就在所难免。此外呢，写出稿件之后，还要刊登在报纸上或者杂志上或者电台里边，那么还有一个新闻载体的问题。如果写的过于尖锐，和读者见面的可能性就比较小。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即便你的报导顺利通过，能够发得出来，但是产生的社会效果怎么样？有可能面临着比如说他可以给你加个罪名是诽谤。如果你是在境外发表，那么他可以给你加个罪名是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等等吧，就是他们的名目很多。这样他们就会在利用手中的权利无情的打压新闻媒体。我想谈谈我个人的遭遇，我这个遭遇充分的说明了舆论监督的艰难性。
我在九十年代后期在香港《文汇报》工作的时候，我曾经写过许多的文章在香港发表，那么这些文章当中涉及到了东北的一些级别相当高的一些官员。比如说慕马案，大庆的副市长钱棣华、大连的市长薄熙来等等吧。那么主要的还是薄熙来的比较多。这主要的原因就是对他比较了解，因为当时我在《文汇报》东北办事处工作，和他有过一些交往。薄熙来我认为是目前中共官员当中滥用手中权利、徇私枉法最典型的一个突出的人物。
当时我写的这几篇报导，大都刊登在香港的《前哨》杂志上。其中的一篇题目叫"薄熙来专制下大连市民叫苦连天"，还有一篇是"薄熙来抓廉政抓小放大"，此外还有一篇题目是"苏军烈士纪念塔动迁风波"。
其实这些文章从我个人角度来讲，完全出于善意。有的文章我也肯定他工作当中的成绩，比如他对城市建设还是做出一些工作，我也在肯定。那么在这种肯定同时，我对他的工作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从我个人一个书生良好的愿望来说，我的批评是客观的、公正的，极其的善意的，完全是尊重事实的。
但是他没有采取接受，像他自己所讲的那样，那种开放、开明、虚心接受的态度。而是动用了国家机器，而且他动用的国家机器是国家安全部门。他的秘书，他过去在金州工作的时候他的秘书车克民，当时在金州就是他的一个管家，给他开开车，做做饭这么一个人，后来他提升为安全局党委书记。他就动用了安全局的现代化的设备对我进行整肃。他们成立一个班子，从文章发表那天开始就在明察暗访。虽然我用笔名发表，但是最后他还是查到我。
查到我以后，他不仅对我本人进行诬陷，给我加上了好几个罪名，一审的时候曾经有三个罪名：一个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也就是他把他工作的缺点当成了工作当中的问题，贪腐以及包庇贪腐的问题当成了国家秘密；
那么第个二罪名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他又抓住我稿件中曾经批评的一些地方存在的问题，某些领导人的一些问题，他认为他自己代表了国家政权；
第三他又认为我们办公室里的一份文件，实际这个文件是香港《文汇报》我的前任留下的，就是什么呢？国务院港澳办"关于在内地企业在香港做广告的通知"，实际这是一个完全业务方面的文件，那么认为我是非法持有。
二审时候拿到法院之后，法院认可两个罪名，就是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这两个罪名一审判了八年，那么上述二审的时候改为六年。但不论怎样，就是实际上在当时在薄熙来的操控下，大连的国安、公安、检察院、法院一直到监狱，这一条线都在他的控制下。
当时的政法委书记成城，安全局的党委书记车克民，局长万国涛等人，完全变成了薄熙来个人打压新闻媒体，对别人徇私枉法的进行枉法追诉的一个黑班子。一直把我投到监狱。到了监狱之后，他们的人仍然操控着监狱。可见官员打压新闻记者已经狂妄达到了怎样一种程度。
这种打压新闻记者的手段，在历史上我们可以回顾看都是绝无仅有的。大家知道民国时期的戴季陶曾经写文章批评过唐绍仪总理，当时的民国总理。但唐绍仪还是比较开明的，释放了他。即便是在腐败的满清政府的末年，章炳麟出狱的时候，清朝政府还允许他出国。
但是我本人在度过了五年零一个月的铁窗生涯之后，出来之后仍然在他们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么薄熙来虽然本人工作发生了变动，到重庆当了市委书记了，但他的秘书目前仍然是大连国家安全局党委书记，还在用现代化的通信设备对我的电话进行监听、监控。这在历史上都是没有过的，即使是在清朝末年上海的《苏报》案里面都没有这种状况。
就是可见这些官员他们对新闻舆论监督，对新闻记者的打压到了一种什么地步，难以想象的一种程度。所以就我个人来看，要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进行新闻舆论监督，这个空间应该讲是很小的。
从我个人的案件我分析，就是马向东也好，慕绥新也好，还是钱棣华也好，他们的反弹，也就是他们对我的打压还是比较小的，这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在现有的制度下，官员的个人品质和能力显得尤为重要，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约束，那么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能力来枉法追述。
你象薄熙来这样，他是中共元老薄一波的儿子，他本是来自于宫廷，他们很多的人脉关系，有很深的背景。他在整肃我们一个小记者的过程当中，那真是可以这样讲易如反掌吧。他们的作案班子在审讯我的时候讲过，他说你胆大妄为、以卵击石。那么回想一下的确是这样，我是以卵击石。
但是他们不要忘记，他们手中掌握这点权利，实际上是强迫人民把这个权利给了他们，然后他再用这个权利来整肃记者。其实记者反映的心声，比如说像我的报导反映的这些情况，并不是我个人杜撰，而是来自于事实，来自于老百姓的呐喊和呼声。他们本身靠欺压老百姓、榨取老百姓血汗养肥了他们自己的同时，还用手中的权利来封闭老百姓的声音。
那么虽然现在应该这样讲，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在舆论方面应该讲有一些变化，但是总体上、制度上来看还没有发生变化。官员手中有多大的权利，就会用多大的人力，多大的财力，在多大的范围内，对那些反对他的声音进行整肃。
比如说在《中国农民调查》中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小的乡长，如果给他提了意见，把他得罪了，那么他可能动用手中的权利在乡这个范围内，对讲话的农民进行整肃。那么从薄熙来看，因为他的能力比较大，又具有伪善的这么一种欺骗的外表，所以他整肃的力度就特别大。
拿我的案件来讲吧，他把涉及到案件的人、提供新闻来源的人等等很多人，以各种罪名把他们投入了监狱。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他整我的时候，除了残暴、独裁、专制，还加上了伪善。他说你还可以请律师，那么我就让家人请律师。他问我你请谁？我说我有一个律师朋友叫陈德惠。那么他说你请吧，可以。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我家人，我家人就请了陈德惠，但是第二天他就把陈抓起来投入监狱！以什么呢？陈德惠偷税的借口。实际上最后陈德惠在被羁押一年多之后被宣告无罪，但是无罪宣告之后，并没有追述那些把陈德惠非法拘禁的人的责任，也就是薄熙来照样升他的官。
陈德惠本人也是顾虑重重，现在也不敢讲话。我曾经在不久前见过他，他也是对自己的事情也是保持沉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薄熙来这样的官员，不仅具有专制的残忍性，还有欺骗性。
前不久我还看到德国有一个报纸刊登说，薄熙来很有才华，是中国有可能成为将来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我觉得这个媒体的记者他是不了解情况。我在大连长期的工作，近距离的观察他这样的官员，就是非常典型的中共太子党的一个成员。
如果中国选了这样的人做总理，就是把更高的权利给了他，那么我们可以想象，他可以把全国变成大连这样一个地区，那么新闻记者更多的就会被他送入监狱，或者甚至丢掉脑袋。总之新闻舆论监督目前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运作，对记者来讲已经成为最高风险的职业。
所以现在的新闻记者大部分采取了另一种途径，就是一切以物质利益为准，一切向钱看。我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新闻界，我和他们都有知心交谈的机会，他们也非常了解类似象薄熙来这样的官员的一些腐败的情况。
你比如说，我在二月四日乘飞机从大连到北京，在飞机上巧遇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驻大连的记者李朝奋，非常巧，我有九年没有见过他了。他是要到北京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去西藏。在飞机上我们就闲聊，谈到薄熙来他就讲这个人在大连那真是一个很坏的人，但是没有办法。到了重庆去还是这样，大概在几天的时间里抓了几万人。
那么李朝奋我记的非常清楚，九九年的时候，大连的薄熙来的打手，也就是大连综合治理办公室的一个主任彭友毅手下的人，这些人就利用手中的权利，把一个在电线杆上、墙壁上写广告的一个湖南人抓起来，然后在大连的天主教堂里边将其活活打死。这个案子当时引起很大震动，李朝奋曾经感到很愤慨，也想赶去报导，但是在薄熙来这伙人阻挠下没有成功。可这个湖南人，外地来打工的人死的很冤屈。
那么薄熙来到了重庆之后，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他去时间不长，重庆城建人员就在街头也把一个人打死了。我看了之后很感慨啊，就是说他在大连，在他的保护伞下面，城建综合治理办就曾经打死过人，那么他到了重庆还是这样，这说明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没有监督，就是权利没有监督，即使换了地方同样还是在残害老百姓的生命。
薄熙来他对媒体的打压采取最狡猾的办法，就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中央电视台的记者，他告诉我一个故事：有一年他到大连的电视台实习，实习的时候，因为他从大学刚毕业嘛，还比较浪漫天真，充满着理想。
那时候大连正在解决农民进城送菜难这个问题上，居民有些反映。这个记者早晨天不亮就到大菜市上去听听老百姓的声音，刚好碰到了薄熙来，这个记者就采访了薄熙来，向他反映了老百姓对买菜难这个问题的看法。薄熙来说，哎呀你做的很好，就应该这样，怎么样怎么样。
结果这个记者回到电视台以后，电视台的领导就找到这个记者告诉他，你赶快滚出大连吧，说薄市长暴跳如雷。当时把他赶出大连了，他实习提前结束了。这个记者有一年亲口告诉我，他说没想到薄熙来是这样一种人，表面看好象很开明，实际上是在用手中的权利打压记者，完全没有把记者的新闻舆论监督当一回事。
从这些事情你可以看到，在中国的官员他们打压媒体方面，完全依着他们个人的品质、个人能力来行事，有多大的权利他就整多大的事情，就会整多少人。所以我个人的想法，要想进行有效的舆论监督，就记者来讲，还有相当漫长的路要走，这个必须要在制度上变革中国目前的政治体制，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
目前这样一党执政、独裁的情况下，恐怕只会给像薄熙来这样的人提供发展机会。对我们自由空间，总体上不会有改变。那么我刊登的这些文章目前都在《前哨》杂志上，读者可以从网站上看到。他在指控我罪名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一篇是"马向东澳门赌输三千万"这个报导。
实际上马向东在澳门赌博这个事情，最早披露的是香港的《东方日报》。《东方日报》在报导这个新闻之后，我在网络上看到，因为当时我在东北办事处工作，这也是我的工作范围嘛。我就打电话给《辽宁日报》的两位记者，一位叫刘尊利，一位叫李延胜，了解马向东的查处情况。
他们跟我讲了一些情况之后，我把它撰写了一篇文章，香港《文汇报》我们自己的报纸由于受到它政治体制的限制，它当时刊登很小的一部分。还剩下一些资料，那么我又撰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刊登在《前哨》杂志上。应当讲，我那篇文章要比《东方日报》要多一些内容，但是多那一部分内容，实际上也只是讲了马向东的近况，比如马向东被"双规"的情况，马向东打压新闻媒体的情况。
马向东对媒体的打压，受他自己能力的限制不是那么猛烈。比如说《辽宁日报》曾经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垃圾山包围沈阳城"。当时马向东是沈阳市副市长，主管城建的，那么垃圾卫生这个行当属于他这个范围的。他就认为这个事情给他脸上抹黑了，所以他就派人到《辽宁日报》去兴师问罪，还要查《辽宁日报》广告交税交怎么样。但是《辽宁日报》不怕他，因为《辽宁日报》当时是省里办的，所以马向东这件事不了了之。
我就在文章当中评论了马向东，就告诉他，如果当年你能够虚心听取新闻媒体的批评，就不会使自己人心当中恶的那一面膨胀和发展，以至导致他到澳门去赌博挥霍公款。我是很善意的告诉他，如果你当年虚心接受媒体的批评，就不会到现在这种地步了，完全都是一种善意的言论吧。这是马向东这篇文章。
那么薄熙来及其死党把这篇文章的内容确定为什么呢？就是我的文章内容是涉及到国家机密。他让大连市保密委员会盖了一个公章，在法庭上出示，出示的证据就是，保密委员会证明，姜维平"马向东澳门赌输三千万" 这个文章里边的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盖了一个章；另外一个就是又让大连国家安全局出了一个证明，就是香港的《前哨》杂志是反动杂志。这两个就做了罪名，给我定了第一个罪，向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的罪。
那么当然同时我还有一篇文章是揭露了大庆市的副市长钱棣华的腐败案件，实际上钱棣华这个腐败案件当时虽然没有做公开的报导，但是在大庆已经是人人皆知，在大庆的这些媒体当中都有过通报，也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了，而且钱棣华当时已经被撤职查办了。
那么后来薄熙来及其控制下的法院为了追述我，就要把这个列为和刚才一样，也同样出具了那么一个保密局的文件，由大庆市保密局出具的，就是姜维平的文章属于国家机密。
那么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涉及的指控的内容就是，当时辽阳市有一个剧场叫天天乐，它每天晚间要有一些文艺表演，那个文艺表演的内容就是二人转，东北二人转是很盛行的。
其中二人转里有一男一女对话：男的就问女的，你最恨的是谁？女的答是克林顿。为什么是克林顿？因为克林顿炸了中国大使馆。男的又问，那么中国为什么不敢炸美国大使馆呢？那么对方就回答因为江泽民的儿子在美国经商。
实际上这是我引用二人转的话，不是我个人的话，更不是我去攻击某某人。薄熙来及其死党为了把我投入监狱，那么就说我通过这些二人转表演者的口吻，在攻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目前中国的新闻记者情况比较复杂，分成这样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比较有良知和良心的，有事业心的记者。比如像上海的简光州，他自己的文章就是关于三鹿奶粉的报导。应该讲这个报导挽救了很多受害婴儿的性命，促成这一事件早一点解决，应该是起到一些作用。
像这种记者也很多，但是他们大部分局限在一些级别比较低的官员身上。你比如他文章报导科一级的那没有问题，报导处一级的干部好象还可以，但是你局级干部要报导可能就比较艰难了。因此大部分的记者还是在当局的物质引诱下一切向钱看了，搞广告啦，搞发行或者是搞地产、做生意。
我觉得尽管现有的体制是这样一种状况，但是作为一个记者来讲，我认为只要你做这个工作，你就应当对社会和人民负责。如果你想赚钱，你就可以去做生意、开公司那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在媒体这个领域里混饭吃，象目前这种状况的话，我想很对不起养育自己的人民。
我现在虽然已经来到加拿大了，实际上我仍然非常关注中国目前的新闻界的情况。最近看到了有一个规定，关于港澳记者采访还要申请手续的规定。它这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因为在奥运之前曾经放宽了限制了，那么现在这种空间进一步缩小了。
但不论怎样，做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我们都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和良知，都应当拿出我们的勇气，去为人民说话，去做一点事情。我曾经开玩笑跟朋友们讲过，我说我们的记者现在要想进行舆论监督，必须穿上铠甲。铠甲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勇气，二是要有廉洁。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