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3-07 06:03:48作者：王不留行
“中国不能乱”
这句话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２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年３月，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也许是天意弄人，就在邓小平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不到四个月，中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动乱”，虽然这个“动乱”最后以统治者的强硬手段而收场，但中国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负面形象再也无法抹灭。而更重要是，这次“动乱”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创伤是：怕乱。从此以后，“中国不能乱”成为了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人问其是非对错。
这个概念的首要问题是“乱”的定义。什么是“乱”？如果说“乱”是天下大乱，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都不会同意，这句话等于是一句废话。如果说“乱”是不让老百姓诉求无门、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上街示威游行）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渎职或社会不公的不满，这种“乱”的定义就得打问号了。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可说是“乱”象丛生。如果当权者以“乱”的定义来压抑民众的不满，就会积“小乱”变“大乱”，如同中国成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因为没有哪个统治者是圣人，更何况在当代中国这样“官本位”封建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的缺乏法制的国家，要想让社会有健康的发展，着眼点不是防人民的“乱”，而是“治官”；如果本末倒置，中国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到中国大陆旅游，不管是大城小镇，高干底官，“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概是最常见或听到的一句口号了。这句话是由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而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或许是这句话太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句听起来和看起来比较有内涵的语言。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内涵，无非就是“实用主义”或“拜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说法，说成“挣钱才是万能的”，可能会更让人体会。对于这种全社会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信仰丧失，伦理不轨，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不要说一般的公民道德，就是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中国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假药、毒奶粉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当局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枝节问题，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有了钱，的确会让人的感觉很好。就象一个暴发户一样，口袋里有了许多钱，衣服穿得很体面，车子也有了，家里的房子也翻新了，外界的许多人自然也会来讨好，心里就有了受尊敬的感受。可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暴发户是不会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人们来讨好也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就是如此吗？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暴发户常常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他们没有理念，难以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总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了邓小平所开辟的正确路线。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邓小平调整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是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其实，不但是中国，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在这种趋势中获利，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打个比如说，发达国家象是处于高位的水库，发展中国家象是处于底位的池塘，全球化就象一个水笼头，当这个水笼头被打开时，高水位自然会流向底水位。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把中国对外的闸门打开，全球化的利益也不会流向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终于意识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益，他们要关起这个水笼头了，即使他们不关水笼头，高水位里水库能流的水也流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怎么办？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全球性反应终于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怎样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是对中国严峻的考验。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最初，这个观念只是一部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学者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台湾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当然，这跟大陆新闻的偏向性报道也有关系。有关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民主本身无关。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这个概念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民主是否能分类？二是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主的概念按照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民主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由一整套做法和程序构成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民主是结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人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也可从许多日常生活中看出，到中国去旅游，随处可见正在修建漂亮的大楼，可是，却把周围的环境变得象工地一样。中国天天在建设，天天象工地一样，漂亮的大楼又有什么意义？对民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民主而实行不民主，民主只能是遥遥无期。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模式。总而言之，民主是没有类别的，也不分国界，也应该没有时间上的巨大差异的。
搞清了第一个问题，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讲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是西方实行民主的唯一模式，在西方的其他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多种多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它们的民主制度都互有差别，特别是象一些北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制度，更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点都是一样，就是保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因此，“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式”而是在“民主”：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成功的模式，难道中国人不能借鉴吗？中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而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比如说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一种新的仁政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制”。民主不是“人制”，民主是一种长治久安的体系，是不会因人而异的；而作为“人制”的仁政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只能按照实行民主的规律来进行，舍此别无他法。
“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
这个集体无意识是由“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引审而来。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集体无意识给中国带来的困扰。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例如，人口众多、人均素质差、经济腐败、社会不公现象、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环保问题、证券市场不良、银行呆坏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的问题除了人口众多，其余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当前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即使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存在，象是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所以，中国问题说到底，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崩溃，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特大灾难，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外逃，周边的国家生产和生活秩序就会大乱，世界也将陷入一片恐慌。邓小平曾用这种现象吓住了西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吓唬人，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恐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怕中国强大又怕中国崩溃，一个强大的异类中国无疑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一个崩溃的中国对人类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成了许多西方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可又束手无策。然而，同样的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西方人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那么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以自闭症患者的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问题，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抱怨外国人有双重标准时，自己更是以双重标准对待外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于外界对中国的帮助或支援，就认为是友好的，对于外界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或指责，就认为是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但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有权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类的生存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仅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人类内部那种陈旧的误己害人的观念和方式。
这句话来自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２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他还说：“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同年３月，邓小平在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话时又强调，“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我同布什谈了，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不要怕外国人议论，管他们说什么，无非是骂我们不开明。多少年来我们挨骂挨得多了，骂倒了吗？总之，中国人的事中国人自己办。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不讲，反而好像输了理。要放出一个信号：中国不允许乱。
也许是天意弄人，就在邓小平讲了这一番话之后不到四个月，中国爆发了举世瞩目的天安门“动乱”，虽然这个“动乱”最后以统治者的强硬手段而收场，但中国共产党给世人留下的负面形象再也无法抹灭。而更重要是，这次“动乱”给中国领导人造成了巨大心理创伤是：怕乱。从此以后，“中国不能乱”成为了中国各届领导人的治国纲领，随着时间的推移，又渐渐地成为了许多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没有人问其是非对错。
这个概念的首要问题是“乱”的定义。什么是“乱”？如果说“乱”是天下大乱，那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或人民都不会同意，这句话等于是一句废话。如果说“乱”是不让老百姓诉求无门、用一些过激的行为（比如说上街示威游行）表达自己对当权者的渎职或社会不公的不满，这种“乱”的定义就得打问号了。一个社会总是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特别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又是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可说是“乱”象丛生。如果当权者以“乱”的定义来压抑民众的不满，就会积“小乱”变“大乱”，如同中国成语说的“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最后的结果就是“官逼民反”。因为没有哪个统治者是圣人，更何况在当代中国这样“官本位”封建思想仍然非常严重的缺乏法制的国家，要想让社会有健康的发展，着眼点不是防人民的“乱”，而是“治官”；如果本末倒置，中国总有一天会天下大乱。
“（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
到中国大陆旅游，不管是大城小镇，高干底官，“发展才是硬道理”大概是最常见或听到的一句口号了。这句话是由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发展而来。邓小平的“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曾经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或许是这句话太俗，后来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句听起来和看起来比较有内涵的语言。
其实，这句话并没有什么内涵，无非就是“实用主义”或“拜金主义”在中国的翻版。如果把这句话换一个说法，说成“挣钱才是万能的”，可能会更让人体会。对于这种全社会的唯利是图、一切向钱看的思想，中国已经有很多人提出了批评，有的人甚至痛心疾首地说，目前是中国有史以来道德最败坏的时期；信仰丧失，伦理不轨，已经使许多中国人失去了的做人的基本标准，不要说一般的公民道德，就是许多良好的民族传统已荡然无存。中国接二连三爆发出来的全国性的假药、毒奶粉事件，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然而，更加可悲的是，至今为止，中国当局似乎对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中国社会所出现的问题只是发展中的枝节问题，仍旧认为“经济发展”是中国的首要任务。有了钱，的确会让人的感觉很好。就象一个暴发户一样，口袋里有了许多钱，衣服穿得很体面，车子也有了，家里的房子也翻新了，外界的许多人自然也会来讨好，心里就有了受尊敬的感受。可是，一个没有思想的暴发户是不会受到人们真正的尊敬，人们来讨好也就是看在钱的面子上。中国现在在国际上的地位不就是如此吗？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暴发户常常是会被时间淘汰的，因为他们没有理念，难以长治久安。在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总认为中国经过三十年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果，是因为中国执行了了邓小平所开辟的正确路线。这种想法并不完全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是危险的。为什么这样说？首先，邓小平调整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是没有错的，但是，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国际大环境，是全球化的趋势让中国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其实，不但是中国，许多发展中的国家都在这种趋势中获利，比如印度、巴西，东南亚国家。打个比如说，发达国家象是处于高位的水库，发展中国家象是处于底位的池塘，全球化就象一个水笼头，当这个水笼头被打开时，高水位自然会流向底水位。当然，如果没有邓小平把中国对外的闸门打开，全球化的利益也不会流向中国。现在的问题是，发达国家终于意识到了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伤害远大于利益，他们要关起这个水笼头了，即使他们不关水笼头，高水位里水库能流的水也流得差不多了。在这种情景下，中国怎么办？美国的经济危机所产生的全球性反应终于给中国政府敲响了警钟。怎样应付即将到来的挑战是对中国严峻的考验。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
最初，这个观念只是一部分中国最高领导人和学者的看法，但随着时间的积累，许多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也有了这样的观念，其中最主要原因，就是看到台湾所实行的民主制度所引起的社会混乱，当然，这跟大陆新闻的偏向性报道也有关系。有关台湾的民主制度有很多问题，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讨，我在这里不多说，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与民主本身无关。
“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这个概念牵涉到两个问题：一是民主是否能分类？二是什么是西方式的民主？
民主的概念按照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人民支配的政体，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来说，民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权。民主和自由是紧密联系的。民主是自由的制度化，民主是关于自由的一整套观念和原则，由一整套做法和程序构成的。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很多学者认为，民主是结果，是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观和共同创造的文明成果，民主的实现形式和途径没有统一的模式。中国人这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思想，不仅表现在意识形态，也可从许多日常生活中看出，到中国去旅游，随处可见正在修建漂亮的大楼，可是，却把周围的环境变得象工地一样。中国天天在建设，天天象工地一样，漂亮的大楼又有什么意义？对民主的认识也是如此，如果为了民主而实行不民主，民主只能是遥遥无期。民主不是结果，而是过程，是人民的理想的生活方式，是一个合情合理的社会存在的条件，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模式。总而言之，民主是没有类别的，也不分国界，也应该没有时间上的巨大差异的。
搞清了第一个问题，再来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所谓“西方式的民主”，实际上讲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特别是美国的民主制度，具体地说就是三权分立：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别由议会、政府和法院行使。但这并不是西方实行民主的唯一模式，在西方的其他许多国家，民主制度多种多样，例如英国、法国、德国，它们的民主制度都互有差别，特别是象一些北欧国家所推行的社会民主制度，更与美国的模式不同。但这些民主制度的基本点都是一样，就是保证人民的权力和权利。因此，“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式”而是在“民主”：中国如何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西方国家已经建立了许多成功的模式，难道中国人不能借鉴吗？中国不少学者主张中国应该从自身的文化传统中吸取资源，而建立“中国式”的民主，比如说用儒家的仁政学说，建立一种新的仁政制度。这实际上是一种“人制”。民主不是“人制”，民主是一种长治久安的体系，是不会因人而异的；而作为“人制”的仁政只能是暂时的，无法长久维持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要实行民主，只能按照实行民主的规律来进行，舍此别无他法。
“中国的问题只有中国人才能解决”
这个集体无意识是由“中国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引审而来。这句话有两个问题：其一，什么是“中国的问题”？其二，中国问题的实质是什么？只有搞清了这两个问题，才能解决这个集体无意识给中国带来的困扰。
什么是“中国的问题”？表面看，中国的问题太多了，例如，人口众多、人均素质差、经济腐败、社会不公现象、贫富两极分化、资源短缺、环保问题、证券市场不良、银行呆坏帐，等等。所有的这些问题可以说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世界的问题。这可以从两方面解释：中国的问题除了人口众多，其余问题在其他许多国家也都存在，也就是说，这是当前人类社会共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即使人口问题，在一些国家也存在，象是日本、新加坡，人口密度都大于中国。所以，中国问题说到底，并不是中国才有的问题。
从另一方面说，中国的问题是世界的问题，是因为中国的崩溃，将是全人类的灾难。中国占有全世界人口的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发生特大灾难，只要有一千万的人口（还不到中国人口的百分之一）外逃，周边的国家生产和生活秩序就会大乱，世界也将陷入一片恐慌。邓小平曾用这种现象吓住了西方的领导人。实际上，邓小平并没有吓唬人，这种现象完全有可能发生。这也是西方文明社会“恐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怕中国强大又怕中国崩溃，一个强大的异类中国无疑是对西方文明的威胁，一个崩溃的中国对人类更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因此，“中国的问题”成了许多西方人的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可又束手无策。然而，同样的问题，在许多中国人眼中，却有不同的解读，如果说西方人是以“他者”的眼光看待“中国问题”，那么许多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是以自闭症患者的看待中国的问题，他们对自身的问题，完全以自己的方式来行事。在抱怨外国人有双重标准时，自己更是以双重标准对待外界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对于外界对中国的帮助或支援，就认为是友好的，对于外界对中国问题的批评或指责，就认为是不怀好意或别有用心的。他们没有想到，“中国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人的问题，而是全人类都应共同面对的问题。当然，一个主权国家的问题，主要还是要由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和人民来解决，但居住在同一个星球上的其他人有权也有责任提出自己的看法，因为当今的世界已不再是一个封闭的世界，人类的生存面对共同的敌人，这个敌人不仅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人类内部那种陈旧的误己害人的观念和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