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9-04-11 04:55:13作者：
在深圳市龙岗区横岗镇，这个云集了大量加工企业和外来务工者的“旺地”，如今也正笼罩在经济危机的阴影下。面对订单的减少，企业不得不作出相应的经营调整。根据记者之前的走访调查，横岗镇的企业大致做出了如下三种选择:一是好聚好散，发笔辞工费集体解散；二是共度时艰，工人工时和工资全部减半，先熬过这阵再说；三是翻脸不认人，使出种种手段逼迫工人自动辞职。
2009年3月10日夜，深圳赐×制品厂女工宿舍，女工们和往常一样，或说着不咸不淡的笑话，或一齐讨论着老家的孩子。她们都很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因为，这些曾属于她们嬉笑怒骂的时光很快就要结束了，据说她们打工的这间工厂将在今年5月前搬迁到惠州。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等待她们的，只能是辞工。
女工一丝不挂跑出工厂
“有人发疯了！”突然间，整个宿舍楼沸腾了起来。一楼是男员工宿舍，有人说看见一名女工一丝不挂地从楼上跑了下来……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工厂该作何选择？与工人共度时艰，还是置他们于不顾？
事件的女主角名叫黄珍（化名），她至今也回忆不起当时都经历了什么。她只记得后来被厂方管理人员安置到了一楼一间空置的男工宿舍，主管还给自己倒了杯水，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是如何“主动”和厂方签的辞工书，如何走出工厂的，她自己也全然不知。
虽然黄珍“失忆”了，她的老公周安平对整件事却刻骨铭心，尤其是寻找妻子的那一段。原来，直到黄珍离开工厂后半个小时，厂方才打电话“通知”他黄珍精神病突发，已经签了辞工书走了。周安平不相信妻子会疯，因为结婚十多年他们都平安度过，自己和妻子家人也没有人疯过。不敢相信，却不能不信，他赶紧发动了十几个工地的工友和老乡分头去找妻子。后来，他们在工厂附近的坳背路上找到了黄珍。“她当时压根儿就不认识我，我拉她，她还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这个瘦小的男人言语间竟有些哽咽。
在众人的帮助下，周安平才说服了妻子跟自己回家。“还好，没有出车祸！”周安平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事情过去后，周安平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用手机拍下了妻子的裸照，他担心日后再生出什么乱子来。
不愿转厂主管威胁走人
从重庆来深圳打工的黄珍今年33岁，到工厂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她和厂方签约到2010年9月30日。干得好好的，她怎么会突然发疯了？
这还要从工厂的“搬家”说起。
这一段时间，黄珍所在的赐×制品厂由于订单大幅减少，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厂里已经将大部分单子转到了惠州的分厂。女工们反映，因为该厂在龙岗还有个分厂，劳动合同未到期的女工们希望转厂到那里，但龙岗分厂也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工厂很难满足她们的要求，部门主管常对她们表示:“不去（惠州）就走人！”
其实，和大多数女工一样，对于这份工作，黄珍很珍视。在重庆潼南县老家，有她的一对子女，照片上看去，两个孩子非常漂亮，这让长相普通的黄珍和丈夫深感自豪。虽然出身农村，但黄珍和丈夫愣是靠外出打工攒下的血汗钱，把自己的一双子女送到了县城读书。周安平在横岗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工钱时多时少，倒是黄珍每月1200元左右的收入相对稳定。为了让孩子们过得更好，这对年轻的夫妇把一切抛诸脑后，只想着赚钱寄回家，让父母和一对儿女在县城里过得好一些。
在工友们眼里，黄珍是个很随和的人，进厂后常被安排一些本职工作之外的活，比如
打扫卫生，可她常说一句“扫点地又累不死人”就笑呵呵地干去了，打扫宿舍的活她更是抢着干，姐妹们都很喜欢她。
黄珍自己说，今年春节过后，和大多数印刷部的女工一样，黄珍也几次接到了主管的口头“威胁”，要她赶紧辞工，黄珍一直没有答应。虽然主管声色俱厉地说要给她些“颜色”看看，但她也没真当回事。直到3月9日，一个要好的姐妹告诉黄珍，管理人员在开会时说第二天就不要她上班了。黄珍说，这个消息对自己打击很大，然后头开始痛得厉害。在恍惚中度过了一天，10日傍晚，悲剧终于发生。
经医生诊断，黄珍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
怀孕员工也遭劝说辞职
黄珍的女同事们说，为了在工厂搬迁之前把不愿意跟到惠州的女工们打发掉，厂方下了不少“功夫”。黄珍所在印刷部门尤其突出，部门主管隔三差五就给女工们念念“紧箍咒”，一开工就问女工们什么时候辞职。
女工张承玉向记者出示了她一个月内收到的5张离职申请单，记者看到，辞工单的内容主管都已经“好心”地帮她们填好了，离职原因是“合同到期，不续签”，只有签名栏空着。据说，有个女工甚至在一个星期内收到了10张辞工单。不少女工都背上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干起活来战战兢兢，生怕被抓到“把柄”。因为根据厂规，只要工人有干得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就要被“扣点”，每扣一点就要罚款5至10元不等，月累积24点直接开除。
在此非常时期，很多工友都频繁地遭遇了“扣点”。两位女工告诉记者，不久前的一次收工后，她们仅仅因为未将200多个开关中的一个关闭，就被扣了点。
黄莲英，一个已经怀孕三个多月的女工，也难逃被迫辞工的命运。刚怀孕后，黄莲英就一直被管理人员劝说辞工。由于怀孕后身体不太好，加上精神压力大，黄莲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迹象。尽管如此，厂方管理人员还威胁她和另外一名怀孕女工，说如果不辞工就调她们去“针车车间”，先培训5天，然后上岗，完不成任务量就扣光她们的“点数”，甚至还说要把她们分配去刷胶水……
黄莲英首先屈服了，她于3月1日和工厂签定了辞工书，日期是到5月12日。事实上，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的第三天，黄莲英就离开了工厂，她已经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说自己还是早点离开为妙。
辞工之刀主要开向女性
张承玉是颇有勇气的一位女工，因为她铁了心要和工厂“耗”到底。除了合同规定的时间没有到期外，只有她的合同书写明了工作的地点“深圳龙岗区”和工作的岗位 “FTF台版印刷”。即便是觉得自己很有理的张承玉，也于4月4日离开了深圳，因为她的老父亲突然病重，她在被工厂扣掉了3月份的“奖金”和500元的年资后，匆匆赶回了重庆老家。临走前，她告诉记者，“再也不会回来了”。
据工人们自己统计，春节过后，黄珍所在的印刷部门就已经有几十个人先后辞工走了。因为之前有另外一个部门组织工人闹事，所以，现在厂里辞工动作很小，而且大都是拿女工“开刀”，现在很多女工虽然还在工厂干活，但已经提前和工厂签好了辞工书，离开是迟早的事。
在记者调查走访的时候，很多工友都表示自己并不是非要企业给那一两千块钱的经济补偿金不可。张承玉告诉记者，自己在厂里干了近两年了，只想着合约6月到期好聚好散，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着急要把我们赶出去”。
律师说法
企业行径违背法律精神
横岗镇街道办事处工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经济不景，黄珍所在工厂近期内亏损了两三百万元。他表示，对少数工厂使出种种手段让工人自动“辞工”的做法，政府也很无奈:“我们很难进入工厂掌握真实情况。”
广东省妇联维权专家团成员黄淑美律师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要向合同未到期的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她指出，为了省下这笔经济补偿金，有些企业做出不少“怪异”行径，实在不够“人道 ”，这不仅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有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厂方说法
没有一例违法解除合同
赐×制品厂人事部一位龙姓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工厂规模很大，有近两万名员工，正常年份厂里每个月都有工人辞工，也有新工人入厂，现在“有几十个人走也属正常”。他表示，工厂没有违法解除过工人们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强迫工人主动辞工，对于女工们所说的发辞工单的做法，他说“没这回事”。
2009年3月10日夜，深圳赐×制品厂女工宿舍，女工们和往常一样，或说着不咸不淡的笑话，或一齐讨论着老家的孩子。她们都很珍惜彼此相处的时光，因为，这些曾属于她们嬉笑怒骂的时光很快就要结束了，据说她们打工的这间工厂将在今年5月前搬迁到惠州。她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愿意到那个陌生的地方去，等待她们的，只能是辞工。
女工一丝不挂跑出工厂
“有人发疯了！”突然间，整个宿舍楼沸腾了起来。一楼是男员工宿舍，有人说看见一名女工一丝不挂地从楼上跑了下来……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工厂该作何选择？与工人共度时艰，还是置他们于不顾？
事件的女主角名叫黄珍（化名），她至今也回忆不起当时都经历了什么。她只记得后来被厂方管理人员安置到了一楼一间空置的男工宿舍，主管还给自己倒了杯水，然后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是如何“主动”和厂方签的辞工书，如何走出工厂的，她自己也全然不知。
虽然黄珍“失忆”了，她的老公周安平对整件事却刻骨铭心，尤其是寻找妻子的那一段。原来，直到黄珍离开工厂后半个小时，厂方才打电话“通知”他黄珍精神病突发，已经签了辞工书走了。周安平不相信妻子会疯，因为结婚十多年他们都平安度过，自己和妻子家人也没有人疯过。不敢相信，却不能不信，他赶紧发动了十几个工地的工友和老乡分头去找妻子。后来，他们在工厂附近的坳背路上找到了黄珍。“她当时压根儿就不认识我，我拉她，她还扬手打了我一个耳光！”这个瘦小的男人言语间竟有些哽咽。
在众人的帮助下，周安平才说服了妻子跟自己回家。“还好，没有出车祸！”周安平认为这是不幸中的万幸。事情过去后，周安平担心的是会不会有人用手机拍下了妻子的裸照，他担心日后再生出什么乱子来。
不愿转厂主管威胁走人
从重庆来深圳打工的黄珍今年33岁，到工厂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她和厂方签约到2010年9月30日。干得好好的，她怎么会突然发疯了？
这还要从工厂的“搬家”说起。
这一段时间，黄珍所在的赐×制品厂由于订单大幅减少，为了降低经营成本，厂里已经将大部分单子转到了惠州的分厂。女工们反映，因为该厂在龙岗还有个分厂，劳动合同未到期的女工们希望转厂到那里，但龙岗分厂也面临着“僧多粥少”的局面，工厂很难满足她们的要求，部门主管常对她们表示:“不去（惠州）就走人！”
其实，和大多数女工一样，对于这份工作，黄珍很珍视。在重庆潼南县老家，有她的一对子女，照片上看去，两个孩子非常漂亮，这让长相普通的黄珍和丈夫深感自豪。虽然出身农村，但黄珍和丈夫愣是靠外出打工攒下的血汗钱，把自己的一双子女送到了县城读书。周安平在横岗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干活，工钱时多时少，倒是黄珍每月1200元左右的收入相对稳定。为了让孩子们过得更好，这对年轻的夫妇把一切抛诸脑后，只想着赚钱寄回家，让父母和一对儿女在县城里过得好一些。
在工友们眼里，黄珍是个很随和的人，进厂后常被安排一些本职工作之外的活，比如
打扫卫生，可她常说一句“扫点地又累不死人”就笑呵呵地干去了，打扫宿舍的活她更是抢着干，姐妹们都很喜欢她。
黄珍自己说，今年春节过后，和大多数印刷部的女工一样，黄珍也几次接到了主管的口头“威胁”，要她赶紧辞工，黄珍一直没有答应。虽然主管声色俱厉地说要给她些“颜色”看看，但她也没真当回事。直到3月9日，一个要好的姐妹告诉黄珍，管理人员在开会时说第二天就不要她上班了。黄珍说，这个消息对自己打击很大，然后头开始痛得厉害。在恍惚中度过了一天，10日傍晚，悲剧终于发生。
经医生诊断，黄珍得了反应性精神障碍。
怀孕员工也遭劝说辞职
黄珍的女同事们说，为了在工厂搬迁之前把不愿意跟到惠州的女工们打发掉，厂方下了不少“功夫”。黄珍所在印刷部门尤其突出，部门主管隔三差五就给女工们念念“紧箍咒”，一开工就问女工们什么时候辞职。
女工张承玉向记者出示了她一个月内收到的5张离职申请单，记者看到，辞工单的内容主管都已经“好心”地帮她们填好了，离职原因是“合同到期，不续签”，只有签名栏空着。据说，有个女工甚至在一个星期内收到了10张辞工单。不少女工都背上了很大的精神压力，干起活来战战兢兢，生怕被抓到“把柄”。因为根据厂规，只要工人有干得不符合“规定”的地方，就要被“扣点”，每扣一点就要罚款5至10元不等，月累积24点直接开除。
在此非常时期，很多工友都频繁地遭遇了“扣点”。两位女工告诉记者，不久前的一次收工后，她们仅仅因为未将200多个开关中的一个关闭，就被扣了点。
黄莲英，一个已经怀孕三个多月的女工，也难逃被迫辞工的命运。刚怀孕后，黄莲英就一直被管理人员劝说辞工。由于怀孕后身体不太好，加上精神压力大，黄莲英出现了先兆流产的迹象。尽管如此，厂方管理人员还威胁她和另外一名怀孕女工，说如果不辞工就调她们去“针车车间”，先培训5天，然后上岗，完不成任务量就扣光她们的“点数”，甚至还说要把她们分配去刷胶水……
黄莲英首先屈服了，她于3月1日和工厂签定了辞工书，日期是到5月12日。事实上，在接受记者采访后的第三天，黄莲英就离开了工厂，她已经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为了肚子里的孩子，她说自己还是早点离开为妙。
辞工之刀主要开向女性
张承玉是颇有勇气的一位女工，因为她铁了心要和工厂“耗”到底。除了合同规定的时间没有到期外，只有她的合同书写明了工作的地点“深圳龙岗区”和工作的岗位 “FTF台版印刷”。即便是觉得自己很有理的张承玉，也于4月4日离开了深圳，因为她的老父亲突然病重，她在被工厂扣掉了3月份的“奖金”和500元的年资后，匆匆赶回了重庆老家。临走前，她告诉记者，“再也不会回来了”。
据工人们自己统计，春节过后，黄珍所在的印刷部门就已经有几十个人先后辞工走了。因为之前有另外一个部门组织工人闹事，所以，现在厂里辞工动作很小，而且大都是拿女工“开刀”，现在很多女工虽然还在工厂干活，但已经提前和工厂签好了辞工书，离开是迟早的事。
在记者调查走访的时候，很多工友都表示自己并不是非要企业给那一两千块钱的经济补偿金不可。张承玉告诉记者，自己在厂里干了近两年了，只想着合约6月到期好聚好散，没想到“他们会那么着急要把我们赶出去”。
律师说法
企业行径违背法律精神
横岗镇街道办事处工会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由于经济不景，黄珍所在工厂近期内亏损了两三百万元。他表示，对少数工厂使出种种手段让工人自动“辞工”的做法，政府也很无奈:“我们很难进入工厂掌握真实情况。”
广东省妇联维权专家团成员黄淑美律师表示，根据《劳动合同法》，企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要向合同未到期的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金，按照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连续工作的年限，每满一年支付一个月工资，六个月以上不满一年的按一年计算。她指出，为了省下这笔经济补偿金，有些企业做出不少“怪异”行径，实在不够“人道 ”，这不仅仅违背了法律精神，也有悖于企业的社会责任。
厂方说法
没有一例违法解除合同
赐×制品厂人事部一位龙姓负责人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由于工厂规模很大，有近两万名员工，正常年份厂里每个月都有工人辞工，也有新工人入厂，现在“有几十个人走也属正常”。他表示，工厂没有违法解除过工人们的劳动合同，也没有强迫工人主动辞工，对于女工们所说的发辞工单的做法，他说“没这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