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女神像"为原型。(亦平摄影/大纪元)
经历过"文革"的我们这代人，恐怕都不会忘记红色高棉这四个字。上世纪它掀起的那场疾风暴雨般的"高棉革命"，誓言要在最短的时间中消灭一切差别，建成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曾让多少邻国年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热血沸腾，心驰神往！不难想象，因为有这样的经历，几十年后，当我们走进柬埔寨S21大屠杀纪念馆，第一次了解到"高棉革命"的暴虐真相时，会陷于怎样的震惊和震撼！
纪念馆里保存的许多死难者照片让人过目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中年妇女，她是当地学校的校长，红色高棉最深恶痛绝的就是她这样的知识分子，于是，她与她的婴儿被同时处死。死前，她还被实施了残忍的"活体取脑"--从头顶和脑后钻孔，在未死前取出脑浆，供医药使用。据说活人的脑浆属于"大补"。 在即将钻取她的脑浆时，照片上的这位知识女性神情平静，但脸颊上滴流的的泪珠却清晰可见。这样的泪珠有谁见过能忘记？
刚刚过去的3月31日，在经历了多年的拖延以及程序问题障碍后，由联合国发起成立的柬埔寨战争罪法庭终于对当年执掌S21（第21号安全监狱的简称）的红色高棉头目康克由进行了第二次反人类罪审判。66岁的康克由被控反人类罪、战争罪和虐待和残杀人民等多项罪名，他在法庭上承认对S21监狱的17000名受害者负有责任，表示为"所有罪行表达悔疚"。他说："我知道我对柬埔寨人民，特别是妇女和小孩犯下的罪行，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
康克由的受审和公开认罪，将红色高棉30年前的罪恶再次拉回到人们的视线中。由红色高棉领导的"高棉革命"尽管昙花一现，却是二十世纪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极端典型，为我们认清共产主义的本质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标本。那么，以暴虐血腥著称的"高棉革命"究竟给后人留下了何种启示呢？
一
1960 年9 月30 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信奉共产主义的柬埔寨劳动党（即红色高棉）宣告成立。不久，以五十年代留法归来的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人为首的"留法派"成为红色高棉的领导核心。上世纪七十中期，红色高棉利用抗美救国战争的机遇，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成功地夺取了柬埔寨的政权。
掌权后的红色高棉自认为承担了在一场世界范围内不断加速的共产主义革命中最后冲刺的任务，马不停蹄地在柬埔寨发起了一场被其称为"前无古人"的"高棉革命"，试图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暴力对原有的社会进行彻底改造。不过，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尽管这场所谓的革命一直自称也自以为其目地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的美好理想，"一举建成共产主义"，但它带给柬埔寨的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在短短几年中竟把这个信奉佛教的古老国家变成了一座名副其实的人间地狱！
红色高棉当政后的柬埔寨，不但经济萧条，民不聊生，而且生灵涂炭，血流成河，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加尖锐了。
红色高棉公开把柬埔寨人口划分成享有不同权利的两部分。在掌握政权后，它把原来生活在其控制下的乡村农民称为"旧人"或"根据地人"，意为他们已经参加了"革命"，而那些由城里遣散下乡的称为"新人"或"4月17日人"，意为在红色高棉进城后被接收的人。这两者原则上享有不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配给，前者还负责对后者的改造和监督。
除了根据城市和乡村来划分人口外，另一种分类是把人口分为"充分权利者"和"候选者"（意为权利不完整者）。后来又从这两个类型中进一步分出亚类型。"一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过去没有人为朗诺政权工作只有为"革命"服务的；"二级完全权利者"是亲友中既有参加"革命"又有人在朗诺政权那里的；此外还有"三级完全权利者"。而"候选者"也划为两等，第一类是有亲友为朗诺政权服务，但多数是一般人，有些间接为"革命"服务过；第二类是完全没有亲友为"革命"做过事的。
尽管红色高棉声称革命的目地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但在实际中却通过对社会阶级结构的这种人为组合和划分，恢复了南亚社会的种姓制度。"公民"并非人与生俱来的权利，而成为社会中一个特殊的等级，同时通过把各种异己份子或仅仅是没有积极地参加"革命"的人排除出"公民"的范畴，使得随意迫害和剥夺他们的生命权有了"合法"的理由。值得一提的是，那些"根据地人"和"完全权利者"也仅仅是在纸面上享有比前者完整的权利，至于在红色高棉面前他们照样是没有任何"完整权利"可言的。例如实行集体化以后，他们没有离开原来村庄的自由，所有财产都被剥夺，私藏粮食查出后要被处死刑。随著经济形势的恶化，他们集体食堂的饭锅里也和他们专政对象的一样，都只有糠皮。
一场自称和自以为是在实现社会正义建立人间天堂的所谓史无前例的革命，为何到头来结果竟与其如此南辕北辙？这恐怕是这场"革命"最耐人寻味和最值得追问的地方，也是许多关注和研究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一直都在思考的一个重大课题。而答案就存在于这场"革命"与众不同的特殊性之中。
二
"高棉革命"最显著地特点之一莫过于对人类普世价值的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这也是这场所谓的"革命"必然把柬埔寨拖入地狱的根源之一。
从以往的人类历史来看，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从来都是建立在普世价值被遵行的基础上的。什么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的核心就是对人的尊重和约束，而这一切恰恰都被红色高棉抛到了九霄云外。在他们看来，建成共产主义天堂乃是至高无上的革命理想，为此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人的生命也好权利也好通通都无需放在眼里。这样一种惟我独尊的冷血逻辑使红色高棉成了地地道道的杀人狂，把从肉体上消灭一切敌对份子，当成了他们实现政治目标最重要的手段。
早在红色高棉进城一个月后召开的金边会议上，在宣布新政策的同时，红色高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农谢就特别强调了"严密甄别"的原则，根据与会者的解释，这就是说在实行这些政策的过程中可以随时使用暴力，把那些反对者和不满者清除掉，不要把他们留在新社会。因此，红色高棉掌权后，每位新人必须重新登记,交代以前的历史。凡在朗诺政权服务过的人、对新政权不满者、地富反坏、不愿自动离开金边者,一律格杀勿论。接着是清理阶级队伍,有产者、业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士都不是无产阶级,属于清理之列,连戴眼镜的人也不放过。然后是种族和宗教迫害,会说外语也是死罪。
1977年9月27日，红色高棉最高领导人波尔布特在一篇重要讲话中称，总人口中有2%是"反革命份子"，这个数字约14万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对社会上政治敌对份子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但仍然有这么大比例的敌对份子有待镇压，可以想像从1975年4月到1978年底越军进入金边为止，以"反革命份子"为罪名被处决的人口之庞大。
红色高棉不但大肆屠杀他们眼中的敌对分子，而且在自己内部也大开杀戒，搞大清洗。红色高棉从一建国就以肃清亲越份子、克格勃间谍、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和新混入党内的异己份子为藉口开始了内部清洗。在1975年10月宣布的民族阵线的十三个领导人中，有五个在1977年的清洗中被处决，包括内政部长、两任商务部长、新闻和宣传部长、国家主席团第一副主席等等。各大区的党政军领导人被处决的更多。最集中的一次是1978年对被认为是亲越派的东部大区干部和军人的清洗，由西南大区的领导人塔莫负责，一次屠杀了近十万名红色高棉的自己人。此外在金边南部的一所高中建立了审讯中心，代号S21，主要用来审讯、拷打和处决党内敌人。据估计，这个中心一共处决了14000人。一名S21的员工在工作笔记记下了这样一段话，1976年2月，康克由在员工会议中教导他们："你一定要摆脱打囚犯是残酷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仁慈就被错用了。为了国家、阶级和全世界，你一定要打他们。"要把囚犯当做"连垃圾都不如的"或者"人类以外的其他生物"，"只有从他们身上逼取招供文，才能更好地保卫革命"。
据专家推算， 1975-78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柬埔寨共计死亡了150万人左右，占总人口的五分之一，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在新政权建立后政治清算和镇压的规模，因此法国学者拉古特把柬埔寨的这段历史称为"自我灭绝的屠杀"。
连生命都不当回事，还会把人的权利和尊严放在眼里吗？当然更不会了！与希特勒的"第三帝国"一样，"高棉革命"乃是"恐怖政治"的典型，从头至尾都是建立在强制基础上的。在席卷一切的红色飓风面前，个人毫无选择余地，权利完全被剥夺，根本没有尊严可言。史无前例的撤空城市便是这种"恐怖政治"的缩影。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一占领金边，就以战备为借口强行把城市居民遣散出城，欺骗他们说美国人要轰炸金边,谁也不准留下,不准携带行李。在士兵的强行驱赶威吓之下,四天之内,所有金边人被迫离开了世世代代居住的家园,放弃所有财产,成为彻头彻尾的无产者。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并有两百万人口的金边,数日之内就成了死寂的空城。不仅是首都金边，这种强制性的遣散是全国性的。为了实践农业乌托邦计划，红色高棉的军人荷枪实弹,把所有城市居民都赶到了乡下改造。体弱的人还没到达目的地,就病死在去乡村的徒步跋涉中。有幸到达目的地的,一落脚便开始了刀耕火种的日子。
《逐浪湄河》的作者黄时明曾是中共派驻柬埔寨的间谍，公开身份是一位华侨小商人。1975年红色高棉强制驱赶城里人迁到穷乡僻壤去，这位华侨小商人自然不能例外，一家人也被从金边驱赶到偏远的农村，再被驱赶到更加偏远的山区，途中全家颠沛流离饱受折磨，与蚊虫蛇蝎为伍，与饥饿的老鼠为伴，自己生病，妻子生病，母亲生病，还有一个侄子死亡。自己一家、加上弟弟的一家，连同母亲一共十二口人，仅仅只有两个月的难民生活，让黄时明对红色高棉完全绝望。他万万没料到"红色政权"送给人民的第一份礼物，竟然是这样一场浩劫。万般无奈之下，他违反了组织纪律，向红色高棉的基层干部表明自己的的真实身份，干部层层上报，这才使他获得解脱。
可见，由于普世价值被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生灵涂炭的腥风血雨之中。一方面，统治者因为失去了起码的约束而为所欲为，另一方面，被统治者则因为缺乏必要的保护而惨遭奴役，甚至连性命都无法保全。什么社会正义，人间天堂，革命理想，无一不成了饱含血泪的讽刺！
三
"高棉革命"不仅是对普世价值的彻底颠覆和肆意践踏，而且是对先前存在的一切历史传统和文明成果的彻底破坏和摧毁。就象一位研究者曾说的那样，在这场"革命"中，"一切先於这个体制而存在的都或是必须被摧毁或是至少必须被彻底改造的"。这种极其罕见的破坏性也是"高棉革命"必然将柬埔寨拖入地狱的另一个重要因素。
提到传统，人们总是习惯于将它和文化联系在一起，其实传统不止是文化，还包括制度等等，涉及社会的各个领域。它扎根于人性之中，是经过时间淘洗之后被保存、继承和延续下来的一切文明成果的总和，也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历史上，任何一代人的智慧和能力其实都是有限的，都不足以使他们能够独立应付生存的严峻挑战，而传统则弥补了这种不足。通过继承前人的智慧，人们避免了盲目无益的弯路和重复性的劳动，不仅使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得以维系，并且能够同时进行富有成效的变革。因此，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的变迁必定是连续性的，换句话说，任何一种社会和文明，都是在一定传统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变化的。不难想象，一个摧毁全部传统一切重起炉灶的社会将会是怎样的情景，那不成了一个人们在其中盲动胡为随心所欲的实验场吗，这样的社会连基本的生存和正常的生活都无法维持，怎么可能不陷于混乱和崩溃呢？！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一幅图画。
从目前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红色高棉当政后，试图消灭一切差别，撤空了城市，废除了货币和市场，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寺庙用作仓库。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
与先前在苏联、中国和越南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相比，由红色高棉在柬埔寨发动的这场共产主义革命显然更极端。在苏联、中国和越南，共产党当政后，至少还暂时保留了货币、学校、医院和家庭，而这些都是被掌权后的红色高棉清除的对象。以家庭为例，无论是在苏联、中国还是越南，共产党上台后，作为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虽然从观念到形态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改造，但其基本结构还在，家庭没有被废除。而红色高棉则把废除家庭作为重构社会的起点，在夺取政权以前就实行了，夺取政权后在全国推广，合作社和各种强制劳动组织成为了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一个家庭的成员按照性别和年龄被分进不同的组织，未成年子女和父母分开。男子32岁、女子25岁以下不准结婚。废除家庭的另一个重要形式，也是实行得最彻底的，是公共食堂制。公共食堂的意义决不仅仅是坐在一起吃饭，而是消灭社会生活的私人空间。红色高棉把废除家庭进餐看成最能体现柬埔寨革命创造性的成就。
撤空了城市，取消了市场和货币，关闭了学校和医院，废除了教堂和寺庙，甚至没有了家庭和私人空间，这还能叫正常的生活和社会吗？又有谁会适应和喜欢这样的生活和社会？这样的生活和社会究竟是令人向往的天堂还是万劫不复的地狱？我想，柬埔寨人民对红色高棉搞的这场所谓革命的坚决吐弃已经对此作出了明确的回答。
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的老祖宗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向世界宣称："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但马克思恩格斯决不会想到，一百多年后，他们的狂想竟不是在经济发达的欧洲，而是在柬埔寨这么一个远比欧洲落后的亚洲小国完全变成了现实，甚至超过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圣地--苏联和中国。只不过，这种现实绝不是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肯定，而是对它的无情嘲讽和鞭挞。
"高棉革命"用150万死难者的血泪和白骨告诉后人--任何一种理想和革命，无论听上去多么纯洁和美好，也无论能唤起人们怎样的斗志和激情，只要它以普世价值的被践踏和文明传统的被摧毁为代价，都注定了只能是一场罪恶和灾难。这样的理想和革命，听上去越是纯洁和美好，唤起的斗志和激情越是高昂，犯下的罪恶和造成的灾难也越大！共产主义运动便是这种嗜血理想和恐怖革命的范本。在它令人迷惑的外表下，包裹着的其实根本不是对正义的追求，而是自大狂们疯狂的权力欲和扭曲的道德虚荣心。
这样的理想和革命，难道还不该彻底退出历史舞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