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你往何处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和中共建交是基于共同抗衡苏联的扩张这一战略目的，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为止，共同抗衡苏联一直是中美关系的基础。苏联解体之后，这种基础已不复存在。尤其当中共在1989年所制造的六四屠杀使得这个共产主义国家在国际上陷入空前的孤立之后，苏联出人意料的骤然解体对中共政权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苏联的解体不仅使得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而且让中国作为世界上仅有的少数几个共产主义国家中的“老大”，陷入所谓“敌对势力” 的包围之中，更重要的是苏联的解体使得原有的中美关系赖以存在的共同利益基础不复存在。这一切都让当时的中共惶惶不可终日，从上到下普遍都有大难临头之感。

在“亡党”的深刻危机面前，原本已经隐居幕后的邓小平罕见地高调出山，向当时热衷于清算赵紫阳改革路线的江泽民、李鹏等政治局常委发出了“谁不改革，谁下台”的最后通牒，一举扭转了六四之后普遍向“左”转的政局，中国从此沿着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道路一发不可收拾。中共至今普遍吹嘘邓在1992年初的南巡，而掩盖了邓此举是在苏联垮台之后被迫向美国树起白旗的实质。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政治老手，邓非常清楚苏联的解体意味着当时因六四屠杀而正在遭到国际社会孤立的中共将被迫取代苏联的位置成为美国的头号敌人，如果当时领导美国的是一贯“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毛泽东的话，那么中共用不了多久就会步苏共的后尘。正因如此，邓才会在苏联解体后不惜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急切扭转当时江泽民等人所奉行的左倾路线，其真正用意在于向美国树起白旗，以淡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奉送经济利益为条件换取美国对该政权手下留情。

如果当时美国的领导人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那么今天美国人就无须为朝鲜的导弹与核武器而烦恼了。对中共来说，最幸运的是邓所拥有的绝对权威、他对形势的清醒认识和他一贯所表现出的果断。对美国来说，最不幸的是没有能够在当时把握住推翻中共专制、催生民主中国的大好机会，在尼克松主义的错误外交路线之后继之以更为错误的克林顿主义外交路线。前后三十年时间，美国硬是用本国的雄厚资源将中共这只奄奄一息的病虎养成现在张牙舞爪的恶虎，并且正在为此付出越来越沉重的代价---包括当前正在持续的这场经济危机。

在苏联解体之后，尽可能地讨好美国、迷惑美国就成了邓小平一切政治行为的最大出发点。江泽民能够借助邓的势力扳倒杨尚昆兄弟，不仅仅是曾庆红通过邓朴方挑起了邓对军中势力强大的“杨家将”的猜忌，还有一个长久以来为人们所忽视的重要原因是在当时的情况下邓的取舍要考虑到美国的观感。政治权力不会出现真空，从来就是此消彼长。军中有一个强势的“杨家将”，江泽民势必不安于位，而江的失势则意味着他的政敌杨尚昆、李鹏等人的得势。而后者由于在六四中所表现出来的强硬，势必被美国视为中共内部的顽固派。如果让美国认为中共内部顽固派的势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那么很可能促使美国从此走上对中共更强硬的道路，而这正是邓所最担心的。相比之下，江泽民因为手里没有沾上六四的血，所以美国人对他很可能还抱有幻想。而扶植江泽民，把“杨家将”踩下去会让美国人觉得中国的政局出现了不利于顽固派的变化，至少会让他们继续观察下去，而不至于将针对中共的强硬措施立即付诸实施。而此后江泽民所表现出来的“戏子”天分和他在对外场合扮演“开明派”的成功也是邓继续支持江泽民，并不惜抛出在六四中担任重要角色的陈希同来换取上海帮在北京站稳脚跟的重要原因。

直到“1999年7月之上，恐怖大王从天而降”（《创世纪》）的那一天为止，江泽民一直遵循着邓小平的路线走官僚买办资本主义道路，扮演一个美国眼中的“开明派”。然而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团体长达十年之久的全面、血腥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行的曝光终于让全世界看清了江泽民凶残伪善的真面目。

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主导中美关系的另一位关键人物，前中共总理朱镕基也同样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受到邓的提拔重用，在1992年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从而进入中共权力金字塔的最高层。邓重用这位受到陈云等党内左派普遍猜忌的人物主管经济，不仅仅是因为看好朱的强势作风能够强力推行他所期待的经济改革，还因为朱是深受美国欣赏的“开明派”。邓对江、朱二人的破格提拔与大力支持说穿了是需要通过这种人事布局向美国表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诚意，以换取美国对中共政权的容忍。

应该说邓对朱镕基没有看走眼，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朱镕基成了中国的经济沙皇，而朱对中共最大的贡献在于在苏联解体后为中美双方的利益找到了新的结合点，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中美战略格局。我将此格局称之为“双塔”（The two towers），即中南海弄权的黑塔和华尔街炼金的白塔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扼要地说即中南海成为华尔街在中国的经济利益的代理人，而华尔街成为中南海在美国的政治利益的代理人。以1999年中美双方就中国加入WTO完成贸易谈判为标志，这种“双塔”战略格局正式确立。而江泽民、克林顿和朱镕基三人对此 “双塔”格局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这二十年间，代表大官僚、大买办和大财团利益的江泽民路线改变了中国，在这条路线的领导下，中国走向了全民为美国打工的道路。与此同时，克林顿也改变了美国。

在过去的十年里，这种“双塔”格局不仅主导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而且对全世界造成了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今天，中美两国乃至全世界正在经历的这一切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这种“双塔”格局所留给我们的遗产。然而，2008年始发于华尔街的金融风暴以及它所带来的这场经济危机不可挽回地、彻底地改变了过去的一切。“双塔”格局实际上已经破局，而这种破局意味着在过去的近二十年中，在苏联解体之后维系着中共和美国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无论是否情愿，无论如何掩饰，双方都必须面对这一无法回避的现实，双方也都不得不从新评估中美关系的现状以及今后的走向，在此基础上选择对自身最有利的政策。

当前中美关系正处于十字路口，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公开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举动正是在这个关键的节骨眼上出现的。而且周小川抛出不利于美元的言论后不久，中共又有一位重量级人物---主管金融的副总理王岐山公开对此表示支持，这表明周小川的言论绝不只是他个人的立场。不仅如此，俄国和巴西也马上表明了相同的立场，联系到不久之前中共分别与俄国和巴西签署了贷款换石油的协议，以中共一惯使用的“统一战线”伎俩来看，这种巧合无论如何脱不了 “反美元统一战线”的嫌疑。

在美国正面临二战以来最严峻的经济挑战之际，中共突然对美元发难，此事本身就已十足诡异，更何况挑战美元的急先锋竟然是周小川，这就更让整个事件显得波诡云谲。众所周知，周小川是前经济沙皇朱镕基的亲信，而且周的父亲周建南曾任机械工业部长，是江泽民的老上司，周小川的仕途也与江泽民的提携有关。按照正常逻辑来分析，周小川本人既是中美“双塔”格局的主要受益者，同时又是主要的维护者。而这种“双塔”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并在过去十余年中成功主导中美关系，那是以美国不挑战中共的核心政治利益以及中共不挑战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为前提的。问题在于美元恰恰是美国的核心经济利益，尤其在这场异常严峻的经济危机中，美元更是无可替代地成为美国经济的最后一道防线。身为“双塔”格局的主要局中人之一，周小川本人应该非常清楚他对美元的发难显然逾越了美国的底线，更何况是在美国正遭受战后最大的经济危机这一困难关头。周小川的发难无异于落井下石，从背后捅了美国一刀。那么周小川为何要明知故犯呢？又是什么促使他这么做的呢？

要解开这一谜团，首先必须了解周小川目前的处境。首先我们可以肯定，在事关中美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上，周小川绝对不是一个决策者，充其量只是一个执行者。也就是说，周小川只是代人发声，而他身后地位更高的大人物才是真正狙击美元的黑手。其次我们可以观察到，去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近几年对外投资，尤其是对美国投资的巨大损失不仅遭到曝光而导致舆论大哗，并且在国内互联网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文章中，更是大晒中国金融高层的黑幕，其矛头直指朱镕基家族及其亲信，而周小川恰恰是其中之一。朱镕基在位期间，其强势作风为他树立了许多有权势的敌人，这些人是绝不会放过这一良机的。必然会有人借此攻击朱镕基和他至今盘踞在金融高层的亲信，并企图染指对金融的控制权。甚至有消息来源指出中共纪委先前曾调查过周小川，掌握了他的把柄，后在最高层的授意下将调查暂时搁置，这种做法通常意味着周小川要么甘心身败名裂，要么从此对“保护”他的最高层俯首帖耳。在这种情况下，周小川那篇公开对美元发难的文章除了起到幕后指使者所期待的投石问路的作用之外，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蔽作用，那就是在中共内部斗争中常用的以公开表态来“站队”的作用。

周小川对美元的发难既被视为对他原先所奉行的江、朱路线的背叛，也意味着周本人以这种方式改换了门庭。这一招妙就妙在旁人会将周小川挑战美元的举动视为他原先的“主子”的意图，周小川捅了马蜂窝后不久就有人通过香港媒体放风说周和江泽民关系如何亲密，其目的就是掩护他现在的新主子。朱镕基退休后完全不问政事，热衷于自己最大的爱好京剧。而江泽民则因在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中犯下了严重的反人类罪行而深恐日后遭到清算，为此恋权不放，在朝野上下遍植党羽，也因此和胡锦涛的团派势力之间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然而从一直以来中共官员普遍见风使舵的表现、中共官场墙倒众人推的潜规则以及江泽民本人爱吹嘘卖弄的本性来看，显然江泽民不会自曝其短，让外界知道周小川已经倒向了自己的政敌。周小川捅的这个马蜂窝让恋权不放的江泽民有苦说不出，其政敌的政治手腕可见一斑。

在中国，官当到了周小川这个级别，即使贪污再多，没有更高层的指示中共纪委也不会对他怎么样。现在的中共纪委虽然名义上的负责人是曾庆红的亲信贺国强，可是实际掌握大权的是副书记何勇。有消息来源称何勇已经投靠了胡锦涛的心腹令计划，虽然该消息还未经最终证实，然而中共纪委近来频频拿江泽民的心腹周永康所把持的政法系统开刀，接连抓捕最高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等政法系统高官却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真正躲在幕后狙击美元的“黑手”正是在伦敦G20峰会上和美国总统奥巴马握手言欢的中共党魁胡锦涛。而胡锦涛不宣而战，对美国发动货币战争这一看似不可思议的行为背后有其深层原因，那不仅是出自深深影响胡锦涛的共产原教旨主义的需要，也是胡锦涛所在派系的需要，更是共产党继续存在的需要。

胡锦涛当初是团派政工干部出身，由于深受宋平的赏识和极力推荐才有机会成为今日的中共党魁，而宋平正是中共左派大佬陈云的亲信。胡锦涛上台伊始就口出惊人之语，称“管理意识形态，我们要学习古巴和朝鲜。朝鲜经济虽然遇到暂时困难，但政治上是一贯正确的”。这番与时代严重脱节的话简直让人难以相信是出自一个当今大国的首脑之口，让人不禁有重回文革年代之感。从胡锦涛上台后这几年的表现看，基本可以断定胡和他的派系思想陈腐，不学无术，做秀有余，治国无能。所谓的“科学发展观”无非是对“发展是硬道理”这一长期主导中国社会的邓小平思想的稀释和变相否定。而从胡锦涛前后两次对臧人的血腥屠杀以及他本人“政治问题一旦出现，要严厉打击，不要热炒，不要授人以柄。”的讲话来看，这是个阴险狠毒，城府极深的人，不宣而战、秘密打击是他的一贯作风。陈良宇固然罪有应得，可是大量挪用社保基金的又岂止上海一个城市，其他各路“诸侯”怎么就没事？还不是以查社保案为名，行铲除异己之实。

这些年来胡锦涛以“创建和谐社会”为名逐步强化对舆论的钳制，同时不断对中国人灌输反美、反民主的极左意识形态。早已被扫入历史垃圾堆的所谓“红色经典”影视剧又被胡锦涛的手下像宝贝一样淘出来，几乎都被他们重新翻拍了一遍。自从文革结束之后，三十多年来共产原教旨主义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泛滥过。从中我们不难透过胡锦涛那张貌似忠厚的脸，看到他灵魂深处的，对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以及自由女神手中那光耀全球的火炬---美利坚合众国的深深恐惧和刻骨仇恨，这种恐惧和仇恨与本拉登的本质上并无区别，只要存在机会，只要美国露出破绽，被这种恐惧和仇恨所主宰的原教旨主义者就会毫不留情地瞄准美国的致命弱点发动攻击，无论是以军事超限战的方式，还是以金融超限战的方式。

回首当年，胡锦涛上台之初被中国民众普遍寄予厚望，甚至被冠以“胡温新政”的美名。这并非是因为胡锦涛和他的团派有什么非凡的建树，而是因为他的前任实在太烂，太招人恨的缘故。不仅因为那场完全建立在谎言和暴力基础上的，遍及全国范围的对成千上万善良的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而且在整个“中南海 —华尔街双塔”格局的主导之下，中国的官场腐败、权力滥用、市场垄断、股市骗局、楼市天价、环境污染、剥削繁重、道德沦丧、治安恶化、贫富两极分化等等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到了史无前例、触目惊心的地步。事实证明，所谓的中美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实质上是中南海和华尔街及其代理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所谓的中美双赢实质上是中共政治权贵和华尔街金融寡头的双赢，而这种双赢正是以中美两国人民的双输为代价的，今天全世界都在为这黑白双塔的巨大双赢在买单。恰恰是江泽民为自己所争取到的 “全民公敌”地位成就了胡锦涛前几年的人气。可是丑媳妇早晚总要见公婆的，就凭胡锦和他的团派那两下子，露底出丑是早晚的事。大家迟早会认识到皇帝的新衣是根本就不存在的。即使是在中共内部，只会翻来覆去玩弄“河蟹”的团派也越来越成为茶余饭后的笑料。

胡锦涛的任期还剩下三年，而他原先所属意的接班人李克强也在十七大上被挤到了一边，上海帮和太子党联手将习近平拱上了接班人的位置，这个结果当然是胡锦涛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的。纵观胡锦涛这几年的执政生涯，政绩实在是乏善可陈，既没有让“浦江两岸生巨变”，也没有把中国建设成“和谐社会”。在余下的三年里，如果胡锦涛继续无所建树，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他退休之后团派必将式微，因为习近平所代表的太子党和上海帮显然倾向于代表大官僚、大买办和大财团利益的“三个代表”路线，而且比起那些政工出身的团派大员，他们也更善于和华尔街之流拉关系、打交道。显然中美关系的和谐并不符合标榜“和谐”的共产原教旨主义者的根本利益，相反，对擅长玩弄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的团派来说，和美国对抗的社会环境更能让他们如鱼得水。一旦中国正式进入和美国对抗的轨道，那么在整个体制自身的巨大惯性下，太子党和上海帮原有的优势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而身为共产原教旨主义者的左派就可以大显身手，从而掌握中国社会的主导权。

当然在正常的条件下，和美国这一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抗必定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然而目前这场重创美国经济的危机却成为了中共左派眼里千载难逢的机遇，极大地煽起了他们的野心。而“货币战争”、“金融超限战”等毁国不见血的理论武器应运而生，更是大投阴险狠毒的胡锦涛之流所好，鼓动他们向美国不宣而战，凭借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发动一场“金融超限战”。

中共发动“金融超限战”最终目的在于利用当前这场巨大的经济危机将美国的经济推下悬崖，从而彻底击碎长久以来一直威胁中共独裁体制的“美国梦”，赢得意识形态战场的胜利，以此缓解迫在眉睫的执政危机，延长中共政权的寿命。当前这场严重的经济危机非但彻底打破了原先的“双塔”格局，而且重创了中美两国的经济。对于民主国家美国来说，这只是一场经济危机，可是对于专制国家中国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危机，更是一场社会危机、政权危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使得中共完全丧失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那以后，经济的增长一直被中共赋予政权合法性基础的角色，失去了这种基础也就意味着失去了政权的合法性。长年以来“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强词夺理的拜金观念被中共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灌输到中国民众的头脑中，这也是中国在六四大屠杀后的这二十年中一直无法摆脱“GDP魔咒”的最关键原因。当这种发展骤然停滞之后，最恐慌的不是中国民众，而是统治这个国家的中共政权。

经济发展一旦停滞，抓不到老鼠的猫就无法继续辩称自己是好猫，于是各种政治改革、民主宪政的要求也必然纷至沓来。尤其是美国第一位黑人总统奥巴马的当选，更是开创了美国民主政治的新纪元，同时也赋予了美国梦新的辉煌，由此而产生的“奥巴马旋风”给万里之外的中国带去了震撼性的影响，使更多的中国民众渴望用自己的双手选出一位中国的奥巴马。对于无法继续从中美“双塔”格局中捞取政治资本的中共来说这简直就是要命的事。无论美国的政治领袖如何淡化对中国的民主和人权事业的支持，可是作为自由女神手中的火炬，美国的繁荣和强大这一现实的本身就是对所有专制政权的最大威胁，尤其是深陷经济危机，丧失了合法性的中共政权。

这场经济危机全面爆发以后，中共的智囊认为该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层原因所引发的，他们断言美国将从此步入衰退，并且很有可能导致经济的崩溃。然而他们最担心的恰恰是在美国经济还没有崩溃之前，中共的政权就已经崩溃了，换言之就是他们认为从目前的发展趋势看，中共很可能支撑不到美国经济崩溃的那一天了。因此如何在延缓中共政权崩溃的同时加速美国经济的崩溃就成为他们所研究的主要课题。用中国近来一部畅销书中的话说就是“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而阻挡中共在这场经济危机中成为赢家的最大障碍就是---美元，更确切地说是具备国际货币功能的美元。

由于克林顿在江泽民改变中国的同时也改变了美国，在他们联手打造的“双塔”格局下，美国的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等亚洲国家转移，实体经济的日益没落促使美国的经济重心完全转移到了虚拟经济之上，金融成为了美国的真正心脏，而这场金融风暴恰恰发生在美国的心脏---华尔街。形象地说，当前山姆大叔的病症就是心脏动脉血管瘤破裂引发大出血，主治医师奥巴马领导着他的团队正在全力抢救。在目前动脉血管的大出血还没有止住的情况下，大量的输血就成了维持山姆大叔生命的唯一选择。换言之，美国经济命悬一线，而这“一线”正是美元。在这种生死攸关的形势下，美元失去原有的国际地位意味着美国金融的崩溃，也意味着美国经济的崩溃，同样意味着全球经济的崩溃。

可是对于面临绝境的中共来说，这无异于当年的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绝对是一个起死回生的天大喜讯。正因如此，毛泽东后来才不无得意地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对于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美国相当于当年的蒋介石，而这场经济危机就相当于当年的日本皇军。表面上中共一定会信誓旦旦地承诺和美国结成共同对抗经济危机的统一战线，而事实上中共也一定会在美国的背后瞅准致命要害捅上几刀，因为它真正期待的结果是让美国被经济危机打垮，从此一蹶不振。非如此不足以击碎“美国梦”，非如此不能赢得意识形态战场的胜利，非如此无以延续中共政权。

当前中共政权正越来越深地陷入六四之后最深刻的危机之中，长期的政治黑暗、官员腐败和对人民的疯狂掠夺使得社会民间怒火高涨，在中共的暴政压制之下，这长年积累的怒火无从宣泄，因而如岩浆一般在地下不断积聚能量，越来越接近爆发的临界点。如果最终在社会内部爆发，那就是民主革命的暴风骤雨；如果向外部宣泄，那就是侵略战争的腥风血雨。从当前的社会总体形势看，中国已经成了一座即将爆发的巨大火山，最终的爆发已经毫无悬念，问题只在于它将何时爆发，以何种形式爆发。对此中共也已经心知肚明，因此它现在所做的就是向外转移社会矛盾，转嫁政治危机。

在互联网上所流传的一篇题为《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中，当年制造六四大屠杀的主要刽子手之一，前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坦言：“六四平暴后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防止中国和平演变以保住共产党的领导权，我们想来想去，想不出好办法……如果我们拿不出好办法，中国的和平演变将是不可避免的。经过我们党的深刻反思，我们终于得出结论：只有把发展起来的国力转变为打出去的拳头力量，带领人民走出去，才能永远博得中国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和爱戴，我们党才 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人民就少不了共产党，就会永远心甘情愿地跟共产党走。”

至于如何对外侵略扩张，迟浩田上将是这么说的：“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比，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认为自己的种族最优越，他们都有受列强欺凌的历史而有复仇心理，他们都有崇拜自己权威的传统，他们都感到生存空间严重不足，他们都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所以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 ’，他们都崇拜‘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

作为自由女神手中光芒四射的火炬，美利坚合众国必然是中共实现其帝国主义野心的最大障碍，对此迟浩田上将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解决‘美国问题 ’就是解决其它一切问题的关键……解决了‘美国问题’，欧洲西方国家就会向我们屈服，台湾、日本和另外小国就更不在话下了。所以，解决‘美国问题’就是历史交给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任务。” 他又说：“虽然从历史上来讲，美国没有象俄国和日本那样侵占和危害中国，而且在抗战时帮中国打日本，但是它将来必然会是我们民族复兴的阻力, 而且是最大的阻力！长远来讲，中美关系就是这种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

迟浩田上将用了偷换概念的诡辩伎俩，中国和美国之间并不存在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而恰恰是中共和美国之间存在着冤家路窄、你死我活的关系。从历史上看，一旦中共认定了和谁存在这种关系,他们就会不择手段，瞅准机会，千方百计将对方置于死地。包括当面讨好献媚，麻痹对方，暗中安插间谍，收买叛徒，从背后下毒手，当年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对蒋介石就是这么干的。如果蒋介石当年读过“九评共产党”，那么即便周恩来的演技再高超，蒋介石也不会被中共“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毛泽东语）的伎俩所蒙骗，以至于让整个国家蒙受前所未有的重大损失。

正如迟浩田上将所说的，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比，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共和纳粹，他们都高举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两面旗帜所以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 ’；他们都崇拜‘一个国家、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们都把本国所有的问题均归罪于“敌对势力”的阴谋；他们都在战前得到过华尔街的大力支持；他们都以倾国之力举办了一次炫耀“民族崛起”的奥运会；他们都经历着一场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他们都暂时性地与俄国保持着亲密关系；他们都巧妙地将帝国主义政策伪装成维持现状政策；他们都以时刻挂在嘴边的“和平”迷惑了西方的政治家；他们都借助西方的绥靖主义政策而得以扩张势力；他们都以集中营来对付自己要迫害的群体；他们也都犯下了极为严重的反人类罪行。

中共也清楚目前自己那点军事实力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然而中共一贯的做法就是暗中寻找对方的致命弱点，对该致命弱点发动出其不意的攻击以图一举击倒对手。通过这种攻击关键弱点的手段，往往可以打败原本比自己更为强大的对手。同为亚洲人，中共的这种思路和偷袭珍珠港的山本五十六以及制造911恐怖袭击的本拉登不谋而合。通过长年累月的大量间谍工作，中共终于找到了美国的致命弱点，那就是美国的强大过于依赖经济与高科技实力。虽然在旁人看来这两项都是美国的优势，然而以中国人独特的辩证思维来看，最大的优点与最大的缺点往往是同在的，换个角度看，最大的优点就成了最大的缺点。既然美国的力量来自经济和高科技，那么只要集中力量对准美国的经济和高科技下手，就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也就是为何中共近年投入巨资培养黑客，打造“鬼网” （Ghostnet），频频发动网络入侵，并在美国的电力网上植入破坏性程序的根本原因。因为这种攻击成本较低，破坏性巨大，隐蔽性极强，令人防不胜防，而且不会留下中共作案的直接证据。这种超限战的方式最符合中共阴暗残忍的变态心理，当然金融超限战也是配合当前的经济危机暗中打击美国的“大战略”中的重要一环。

近年以《货币战争》一书在中国一举成名的宋鸿兵先生，其人1994年留学美国，主修信息工程和教育学，获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硕士学位。曾在美国媒体游说公司、医疗业、电信业、信息安全、联邦政府和著名金融机构供职。近年来，他曾担任美国最大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reddie Mac)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金融衍生工具的税务计算分析，MBS(资产抵押债券)的风险评估等方面的工作。据他本人说，赴美留学之初就开始着手整理世界金融的发展脉络，此后他利用在美国多个行业、多家机构工作的机会，认真了解美国社会的运作方式，同时到浩如烟海的政府文献、法律档案、私人信件和报刊文章中，去搜寻各种与西方重大金融事件相关的信息，试图梳理世界金融发展的脉络和逻辑。为此还牺牲了很多周末休息的时间，甚至也包括睡眠时间。横竖怎么看宋鸿兵先生在美国主要从事的都是对该国金融情报的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啊。
身为房利美和房地美的高级咨询顾问，主要从事的又是房地产贷款自动审核系统设计和风险评估等与次贷问题直接相关的工作，宋鸿兵先生在两房任职期间有无就次贷危机爆发的风险向公司发出预警，提交相关报告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次贷危机就这么爆发了，两房因濒临破产被国有化了，房地美的首席财务官自杀了，而宋鸿兵先生因为在他的《货币战争》一书中准确预言了次贷危机将爆发，以及次贷危机的性质和爆发的大概时间而名利双收，满载而归。2007年年底，宋鸿兵从华尔街回到了北京，2009年年初，他又开始担任新成立的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正式以公开的智囊身份为高层献计献策。

当然《货币战争》此书无非是通俗演义的性质，真正向高层提交的正式报告就不会那么写了。还有多少个宋鸿兵留在了美国，留在了华尔街我们不得而知。只是从最近几部在中国国内热播的电视剧中我们知道，当年中共能够以弱胜强，打赢内战，最主要的是得益于地下党的“潜伏”之功。孙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华尔街的底细中共已经摸得八九不离十了，余下的无非是如何布局，如何收网的问题了。周小川行长公然挑战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这一看似鲁莽的举动也无非是布局中的货币战争里的一个环节而已。

宋鸿兵等海归智囊已经对美国金融所正在承受的巨大压力洞若观火，在他们看来，美国的金融之所以还没有崩溃，完全是仰仗着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只要来它个釜底抽薪，规模庞大的美国金融就会如世贸中心一般被自身的重量所压垮。拜中美“双塔”格局所赐，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在相当程度上转移到了中国，金融一旦崩溃，美国的经济就彻底完了。而要剥夺美元当前的国际货币地位，首先就是要动摇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而中国作为美元外汇最大的持有国，同时也是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在伦敦G20峰会之前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刻，以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之尊公开提议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以国际货币基金会(IMF)的特别提款权 (SDR)作为主要储备货币。并提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亦即终结美元、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动摇全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其最终目的就是要革美元的命。同时中共试图以这种在正常国家眼中不可思议的自残国力的打法来标榜其大公无私的新兴国家利益代表的形象。

当然，事关美国经济的生死存亡，中共事先就料到了美国绝对不会接受，欧洲和日本也不会接受这颗包藏祸心，欲置美国于死地，欲陷天下于大乱的糖衣炮弹。事实上排挤美元，压缩其流通空间，削弱其国际地位的招数正在接二连三地使出来。中共已经与韩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六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总额6500亿人民币的双边本币互换。中共也在加快跨境贸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的试点工作。2009年4月8日，中共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决定在上海市和广东省广州、深圳、珠海、东莞4城市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自去年年底以来的一系列密集行动表明，中共正试图通过人民币的区域化与国际化，在国际贸易金融领域压缩美元的流通空间，从而达到在现实中削弱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的作用。
经济危机爆发后，原先大量涌入中国的境外热钱纷纷撤离中国，为此中共的外汇管理局在今年初还表示要严控热钱的大逃亡，可是转眼到了4月，外管局反而表示近期会开放境内机构直接对外投资，由严控资金外流到鼓励资金外流，整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种罕见的急剧政策转向该如何理解呢？要么是在当前严峻的经济危机面前，中国的外汇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就已经积累到足够抵御风险，无须担心热钱外逃的地步了；要么就是高层认为美元将在不久之后大幅贬值，急需在美元大幅贬值之前利用民间企业为掩护，抓紧时机收购境外资产保值增值。我认为后一种可能性更大。而且在大举收购境外资产的同时就意味着大举向流通领域抛出美元。比起直接在资本市场抛售美国债券，这种通过购买实物资产间接抛出美元的方式更隐蔽，也更有利于保值增值。事实上我们看到经济危机爆发以后，中共所控制的国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大把撒钱，大举收购资源。我们不禁要问，在“中国制造”的最大买家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大幅缩水并且近期毫无复苏迹象的情况下，在中国当前的用电量环比明显下降的情况下，有必要如此急于购入资源吗？究竟是为了抄底，还是为了以此为掩护大量抛出美元，或两者兼而有之。当然，更多的，更敏感的收购必须借助民间企业打掩护，这就是为何中共要急于放开境内机构直接对外投资限制的根本原因。

2009年3月，中共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将上海建设成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意见。2009年4月，《上海市推进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条例》作为上海的地方法规启动了立法程序。在美国金融业陷入水深火热之际，中共大张旗鼓地将上海推上未来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的地位，明显是趁火打劫，步步进逼，通过扶植上海威胁纽约的国际金融中心和航运中心地位来进一步制造看衰美国的氛围，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对深陷经济危机泥潭中的美国又往下推了一把。

西谚有云：“过河之际不换马”。当前普遍以美元计价的国际经济体系已经暴露出自身的严重缺陷，然而正当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肆虐之时，无论是狙击美元还是进一步削弱美国的经济实力都非但无助于解救世界经济，反而会在原有的危机之上雪上加霜。在共同的危机面前，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应该加强彼此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共渡难关。中国作为举足轻重的主要新兴经济体，理应抱着同舟共济的宗旨加强与各国之间的合作，这才符合一个负责任的新兴大国的国家形象，同时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然而中共却为其一党私利，再次重演“假合作，真对抗”的故伎，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面前不思与各国同舟共济，相反却趁火打劫，不惜以全球陷入严重经济衰退的代价实现其搞垮美国经济的野心。在此一事上，再次暴露了中共反民主、反人类的邪恶本质。可见中共一日不灭亡，中国就一日不会有民主，世界就一日不会有安宁。一个自由、民主、繁荣的中国才是全世界所真正需要的中国。

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为了转移日益加剧的国内矛盾，转嫁深刻的政权危机，中共正在意识形态方面加剧对舆论的控制和对民众的洗脑。其主要表现为利用共产原教旨主义将人民对中共权贵及其依附者红顶商人和知识犬儒的强烈愤恨转嫁到美国以及所谓的“亲美人士”身上，以此对抗普世价值；同时利用民族社会主义（即法西斯主义）煽动侵略扩张思潮，在 “忧国”、“爱国”等漂亮的幌子下将诸如“天命所归”、“消除逆向种族主义”、“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以及“中国核心经济利益到什么地方，解放军的力量就应该覆盖到什么地方”等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思想灌输给中国民众，尤其是灌输给被他们称之为“火炬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其手法与当年的纳粹如出一辙。

结合迟浩田上将那篇《战争离我们不远，它是中华世纪的产婆》的内部讲话，再回顾这几年诸如围攻美国大使馆、围攻日本领事馆以及冲击家乐福超市等一些列闹剧，不难看出当前中国国内的共产原教旨主义回潮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并非是某些民间知识分子和所谓的“愤青”一时的极端情绪，而是中共在背后极力操纵和推动的结果。这一现实和89年六四运动期间中国社会各阶层普遍向往自由民主的那一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心而论，这二十年间，民主价值观在中国的倒退，很大程度上美国要负主要责任。如果“布拉格之春”事件后没过几年，美国就和苏共就卿卿我我，打得火热，就像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和江泽民统治下的中国那样，那样还会有柏林墙的倒塌吗？还会有东欧的天鹅绒革命吗？还会有苏联的解体吗？还会有冷战的结束吗？

最近“精神门”事件在中国闹得沸沸扬扬，起因为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将“99%的老上访者定义为“偏执型精神障碍患者”，认为将这些人送进精神病院进行强制治疗才是对他们的人权的最大保障。孙东东的无耻言论引发了访民的怒火，也因此被视为中共的走狗。然而据了解孙东东过去的中国过渡政府议长，著名法学家袁红冰先生介绍，孙东东在六四民运期间非常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积极保护参加民运的学生。这样一位曾经热心支持民主运动的高级知识分子、北大教授，如今沦落为权门走狗，其事何等令人扼腕，其历史背景又是何等令人痛心。孙东东既是一个群体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像孙东东这样曾经满腔热血追求民主，现在厚颜无耻热衷名利的知识分子在中国何其之多。“中南海—华尔街双塔”格局毁了整整一代中国知识精英，其后果之严重不亚于“反右”。我倒想问一问克林顿先生，没有东欧知识精英的良心哪来的天鹅绒革命？哪来的推倒柏林墙？哪来的苏联解体？究竟是什么让美国最终赢得冷战的？难道不就是当年的苏联和东欧领导人那些顺应历史潮流的抉择吗？难道不就是促使他们做出那些抉择的普世价值观念吗？

外交是国家力量的大脑，如果外交上出现重大失误，那么国家即使拥有再强大的力量也无法在正确的方向得到正确的运用，从而有效地维护国家的真正利益。而外交的质量则是所有决定国家力量的事物中最重要，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外交的质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过去的外交传统的影响，然而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则是国家领导人的素质。“尼克松—克林顿主义”外交路线注定将会载入教科书，因为它用了整整三十年时间，凭借美国所具备的雄厚国力将中共---一个原本阴险而虚弱的敌人扶植为如今同样阴险却又强大的敌人，强大到对美国自身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从绥靖主义政策的运用来看，尼克松和克林顿两位总统显然比张伯伦首相更为成功，因为张伯伦只是绥靖，而“尼克松--克林顿主义”外交路线是扶植加绥靖。当然中共对自己的野心和帝国主义政策的掩盖和伪装也比当年的纳粹更出色，它说自己是“和平崛起”。问题是“和平崛起”需要《国防动员法》吗？

中国是一个拥有几百万军队的核大国，非但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没有战争，而且这几年里中共以大量割让本国的领土为代价与曾经为边界纠纷而兵戎相向的俄国、越南等国重新划定了边界。在海峡对岸，有台独倾向的民进党政府也已经下台，陈水扁本人也已沦为阶下囚。用正常的眼光来看，无疑中国近期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为零。对于这样一个对外宣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一个在过去的战争时期都没有《国防动员法》的国家，为何要在全球性的经济危机爆发后，于 2009年4月启动了《国防动员法》的立法程序呢？迟浩田上将在内部讲话中的原话就是最好的解答。他说：“毛泽东同志教导我们，要有决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是我们最大的正确方向？就是解决美国问题。”在中共高层眼里，解决美国问题不但是解决十几亿中国人“生存空间”的需要，更是反“和平演变”，延续其罪恶政权，保障其既得利益的需要。既然中共高层已经认识到了“现在的中国与当年的德国相比，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自然不会忘记在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在奥运会、大萧条、民族社会主义的崛起、迫害少数民族和英法绥靖主义政策之后接踵而至的是什么，一场空前惨烈的世界大战。

1935年纳粹德国以其他国家不履行裁军以及俄、法两国的扩军为由否定了《凡尔赛和约》中的裁军条款，如果抛开其隐蔽的意图，仅仅就事件本身来看，纳粹的做法也不无道理，可问题在于它只是整个帝国主义政策中的一环。1938年，纳粹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吞并同文同种的奥地利，如果孤立地看此种做法也是符合当时所流行的“民族自决”的法律原则的。1938年，纳粹德国又要求对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语区领有主权，当时希特勒宣称这是崛起的德国在欧洲的最后的领土要求，他信誓旦旦地说德国的外交政策是在欧洲现状的大框架内运作且无意颠覆这一框架，作为对他维护和平的善意的回报，《慕尼黑协定》又一次满足了纳粹德国的要求。直到1939年3月底，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5个月，纳粹德国掠取捷克斯洛伐克全境和对波兰的领土要求才终于让西方确信一个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持现状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政策。然而为时已晚，到那个时候，欧洲的力量对比早已产生了有利于纳粹德国的变化，正是这种力量对比的变化让纳粹在战争初期占尽了上风，让法国沦陷，让英国岌岌可危。

在今天的绥靖主义者看来，中共强权当前所提出的的要求，所实施的政策也都是正常的、理性的，这些要求和做法的目的本身与维持现状是相容的，而且必须以照顾其合理性或妥协退让的方式予以满足或容忍。他们的错误在于看不到这些一连串的要求和做法的严重的非分性及其背后的险恶意图，因此也就看不到它们是一条以推翻现状为终点的链条上的一个个环节。

基于共同经济利益的中美双塔格局已经随着这场经济危机的降临而彻底破灭了。现在的中共仅仅是希望在现有的总体框架之内做出调整呢，还是寻求推翻现有的力量分配格局？对这一问题的判断将决定美国的命运，而错误的答案往往意味着致命的危险或实质性的毁灭。在现实面前，美国，你往何处去？

按照教科书的观点，对于中共当前这种隐蔽的帝国主义政策，美国应该采取遏制的对策。然而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在沉重的经济危机压力下，美国是否有决心、有能力遏制中共的帝国主义野心呢？对此我们并不太乐观。现实中我们看到无论是在朝鲜核讹诈的问题上，还是在网络攻击和间谍问题上，还是在金融改革的问题上，都是中共在主动叫牌，美国在被动应付。况且中共似乎汲取了当年纳粹败亡的教训，在当前军事实力还不足与美国抗衡的情况下，凭借过去在“双塔” 格局中所积累的庞大外汇储备，目前采取经济先行的手段扩张势力，游说各国，收买精英，迷惑国际社会。在开放的资本主义社会体系，面对以经济为手段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及金融超限战的攻势显然缺乏足够有效的遏制手段。尤其在当前经济危机肆虐全球的时刻，有多少国家、多少公司、多少个人会对中共手里的大把美元说不呢？许许多多的颠覆手段都可以在现有的规则所允许的范围内，以合法的形式公开进行，孤立地看，它们并不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单独的威胁，可是许许多多的环节组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一条足以勒死美国经济的绞索。没有了强大的美国经济，也就没有了强大的美国。

俗话说“狗该不了吃屎”。当昔日不可一世的美国在经济危机的泥潭中苦苦挣扎的时候，货币战争理论的出现对于手握庞大的外汇储备而又一向视中美关系为“你死我活的关系”的中共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诱惑。因此对美国来说，现在的中共事实上是比当年的苏共更阴险，更狡诈，也更危险的敌人。如果今天的美国无视中共正在发动的网络超限战和金融超限战，无视中共正在国内极力煽动的共产原教旨主义和民族社会主义，无视中共为下一场需要全国动员的战争而制定的《国防动员法》，那么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上帝已经不再保佑美国。

前有来势汹汹的金融风暴，后有阴险狠毒的中共威胁，眼下的形势对美国而言实在不容乐观。然而如果美国能够及时调整它的外交政策，抛弃已经被证明彻底失败的“尼克松—克林顿主义”外交路线，将它的力量在正确的方向加以正确的运用，美国完全有能力战胜危机。回顾过去战胜苏共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美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只是遏制了苏联的军事扩张，而最终为美国赢得冷战胜利的，是美国强大的精神力量，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价值观的伟大力量。正因如此，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他的就职演讲中说道：“回想先辈们在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时，他们不仅依靠手中的导弹或坦克，他们还依靠稳固的联盟和坚定的信仰”。今天，十几亿期待民主为社会带来正义的中国人民就是美国最可靠的盟友，而“真善忍”就是数千万法轮功修炼者最坚定的信仰。

《九评共产党》一书所引发的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大潮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着中国。目前唯一的悬念只是时间，究竟是美国的经济先崩溃，还是中共的政权先崩溃。还是那句话：“胜负往往就在毫厘之间，两败俱伤你比他多一口气，你就是赢家”。如果美国现在不打赢这场不流血的战争，在不久的将来就不得不打一场流血的战争。如果美国现在不凭借价值观和中共作战，在不久的将来就不得不使用导弹、坦克甚至核武器和中国作战。

今年是2009年，是西藏人民起义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大屠杀二十周年，还是中共迫害法轮功十周年。上述三大事件分别代表中共对人民的民族迫害、政治迫害和信仰迫害。如果美国政府决心改变以往失败的绥靖政策，那么今年正当其时。奥巴马总统的就职演讲，言犹在耳，美国将何去何从，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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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看中国来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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