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江鑫：从第一次用“脑壳”想到的

作者：德川江鑫发表：2009-05-01 11:40

"老壳"在四川话里就是头、头脑、大脑。用"脑壳"就是用大脑去思考问题，去做必要的思维和判断。随着普通话的普及，用"脑壳"这个词的四川人是越来越少了。

从小学到高中，很少或者说基本上不用脑壳去想国家的大事情，因为从没有怀疑过共产党给我们灌输的东西。从小学到高中，说的都是这也"好"、那也"好"的词语，耳朵里听到的、嘴巴里唱的都是这也"好"、那也"好"的歌曲，"社会主义好"、"人民公社好"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三首歌就是典型的例子。

"社会主义好"的歌词是这样的：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对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建设社会主义新高潮。

人民公社好的歌词是这样写的：

公社是朵向阳花，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腾，
藤儿连着瓜，
藤儿越长瓜越大，
藤儿越长瓜越大，瓜越大。

当年高中毕业，没有大学可以考，没有工厂可以进，只有一条路：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不响应不行，因为国家有政策，必须响应），到"广阔天地"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白了，就是到农村当农民，与农民一起"战天斗地"，修理地球。

从小学到高中，书本上学到的，从喇叭里听到的都是，劳动人民（工人和农民）在暗无天日的旧社会如何如何被压榨、被剥削，吃不饱，穿不暖，不少人不得不卖儿卖女才能过活。"白毛女"和"半夜鸡叫"的故事让千千万万跟俺一样"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少年儿童懂得了什么是"人吃人"的旧社会，懂得了盲目地热爱把中国人民从苦海里拯救出来的共产党，无知地学会了对"黄世仁"、"周剥皮"一类阶级敌人的仇恨要"生根发芽"，知道了共产党给我们灌输的中国共产党、毛主席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把我们全中国人民带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人民公社就是通往这条康庄大道的具体实践的歪理论。

到了农村，才知道"人民公社"并不像歌词里说的那么好，公社与社员也不是什么"瓜"和"藤"的关系。没有社员这些"瓜"，哪来的"藤"？人都有堕性，农民当然也不例外。在田里干活时，只要有一人把锄头放下，其他人马上效仿，如果不是小组长对大家说"动手了，动手了"，大家不知要把锄头放多久。人民公社把农民兄弟绑在一起，死又死不了，活又活得很难受。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和、四川人又很勤快，本应该不缺吃少穿的，但到了农村后才知道，在青黄不接（小麦还没有成熟）的时候，不少农民只能吃红薯叶过日子。这些红薯叶本应该是用来喂猪的。劳动时，俺把学校里学到的万恶的旧社会理论去"考考"这些"同事"。不料，当时五十岁左右，干巴干巴的、个子矮小的小组长第一个跳出来发言。说"解放前"吃得怎么好，特别是农忙的时候，还有大鱼大肉吃。俺简直不相信他说的话，以为他是在诬蔑"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后来，从多方面、数个上了年龄的人那里得到了答案：小组长没有说假话。吃除外，不少农民一年一套新衣服都没有，还有人穿的是补丁加补丁的衣服。

俺第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思考，第一次开始学习用自己的脑壳：共产党上台快三十年了，为什么农民（至少是四川的农民）还没有"解放前"吃得饱？是四川的农民懒惰吗？是四川的自然条件不好吗？是四川人太多了、人均土地太少吗？为什么农民没有劳动积极性？

多年后，再看看四川农民，虽然在收入上、教育、医疗等许多方面仍远远不及城市居民，但不仅能吃饱，还吃得很好。不少农民穿西服骑摩托车载着大筐大筐的鸡蛋或鸡鸭鱼肉赶集。这翻天覆地的变化，究其原因，当然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在俺看来，其原因是绑在农民身上的制约他们发出劳动积极性的枷锁-- 人民公社（大锅饭）被取缔了。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人民公社，如果共产党从１９４９年就搞"改革开放"，而不是搞一个又一个的政治运动，四川的老百姓、全中国的老百姓，就不会吃"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吃的苦，就不会受在"万恶的旧社会"才会受的罪。就不会有数百万的国人背井离乡，漂泊世界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在１９４９年到１９７９年三十年的时间里，耽误了了１０亿（平均）中国人民发展经济。换句话说，共产党浪费了中国人民３００亿人年的时间。如果每人每年以创造人民币一万元价值来计算的话，共产党欠中国人民３００万亿的债，这只是经济帐。在各式各样的运动中，被冤死、打死、饿死、逼死、杀死的中国人民的债，就远远不是能用金钱能计算出来的了。

再试想一下，如果把绑在中国人思想上的枷锁取缔，将会有多少个大思想家、大文学家、诺贝尔奖得主出现在中国？不过，到那个时候，共产党给中国人民灌输的东西也就没有市场了。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C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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