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长青：从我四次被“告密”谈起

从网上读到北京作家章诒和揭露老画家黄苗子文革时“告密”，导致他的诗人朋友聂绀弩被政治迫害的文章，随后也读到对章文的质疑声音，更有支持叫好的文章。对于黄苗子到底是不是告密者，毕竟读到的资料有限，还难以定论。但对以李锐和于浩成为代表的一些人，强调不要纠缠历史旧账的观点，我认为很值得讨论。

曾给毛泽东做过秘书，后来追求民主，被认为是“党内民主派”的李锐强调，不要纠缠过去，要算历史大账；说如果打小报告这种“小账”算起来，“冤冤相报何时了！”另一位前中共公安部群众出版社社长、滞留美国多年后又返回北京的于浩成还为此写了专文，也强调“不必要纠缠过去是非”，说在恐怖时代的告密远非个人善恶问题，“是制度逼人为鬼”。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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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告密当然首先是专制制度导致的恶，但却绝对和个人的善恶有关。因为在中国并不是所有人都告密，还是有很多没泯灭最基本做人道德底线的人，或者说不那么“恶”的人。在中国那种政治环境下，谁都知道，告密会给被告者带来政治后果；同时也清楚，告密可能给自己带来的政治好处。这是对告密行为必须追究个是非的关键。

 

对于告密曾很普遍，现在仍存在的国度，如果人们不是群起谴责这种缺德、害人的行为，不强调是非、善恶等基本人类道德准则，还主张“不要纠缠过去”等等，这几乎等于是默许告密；更是对成千上万因被告密，个人的青春、前途、甚至自由和生命都被剥夺的受害者的亵渎。

 

以我个人的经历来讲，我没有经过反右，文革时也才小学六年级，连当红卫兵的资格都没有，所以没有聂绀弩那种因被政治告密而几乎致死的体验。但仅从毛死后第二年中国恢复高考后考入黑龙江大学，到1988年离开中国（抵美），这短短的十年期间，我就曾四次被人告密。这还是在政治环境远不像反右、文革时那么严酷的年代。

 

第一次是在考入黑大中文系之后，那时邓小平刚复出。暑假时，牡丹江市林业局一个写小说的朋友刘树德邀请我到他那游览（当时我热衷写诗，牡丹江有个镜泊湖，风景优美）。中午我住进林业局的招待所，房间有两张床，另一张已有人住，他正脸朝墙睡午觉。当时我热衷政治话题，朋友相见，胡“侃”了一顿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第二天，刘树德来找我，有点紧张地说，“出事了，咱们昨天的谈话，被那个房客向保卫科检举了。”原来那个人是假睡，偷听了我们的谈话。刘树德说，他被保卫科叫去，交代、解释了老半天。后因他是党员，又是宣传干事，而且他家是林业局老户，和领导的关系还不错，最后总算疏通、摆平了这件事，躲过一劫。否则，我可能会被那个保卫科扣留，或把材料转到我们学校，麻烦就大了。

 

那个房客也是外地来的，他跟我既不相识，更无怨仇，为什么告密？是革命警惕性太高，还是因为我和朋友高谈阔论，影响了他睡觉，就“报复”一下？反正中国是“八分钱查半年”（只要寄封八分邮票的检举信，就会被查半年，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不管这个房客什么动机，但有一条是肯定的，他清楚地知道，这会让我们遭罪或倒霉。在没有任何人逼迫的情况下，他这种行为难道不是个人善恶的问题吗？

 

第二次也是大学期间。有次从北京回哈尔滨，路过长春时停了一晚。当时全国各种文学社团兴起，我在黑大主持“大路社”，徐敬亚在吉大主持“赤子心”诗社。大家互通信息，一派踌躇满志。当时写诗和政治气氛是有密切关系的，又正值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期间，大家都对《今天》呵《探索》等很感兴趣。我们东北是偏远地区，大家都想听听北京的消息。而我那次去北京，除了和《今天》那帮诗人见面，还去了民主墙主角之一的徐文立家，以及《探索》编辑路林家，拿到一些该刊，以及魏京生的法庭自我辩护词等。于是当晚就在吉大中文系男生宿舍跟大家聊了起来。

 

当时来了很多同学，有刘晓波、徐敬亚、吕贵品等，大家围在一起，听我讲北京的“新闻”，谈话间也穿插一些被认为是政治激进的评论。一个大晚上，非常兴奋，大家聊啊，侃啊，简直欲罢不能。今天回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那些年轻的面庞，那些对未来的渴望，那些飞翔的梦想，尤其是那份热烈的青春激情，实令人难忘。几年前，刘晓波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谈到我在他们宿舍谈政治的那个晚上，还记得当时的热烈气氛。

 

但就这样一场年轻人的天马行空式的漫谈，立刻就被告密。我回到黑大不久，系领导就来找谈话，让我交代在吉大学生宿舍都说了些什么。我当时很纳闷，他们怎会知道我去了吉大，还知道我说了什么？我从来没有发现被人跟踪。好在中文系副主任周艾若教授（周扬长子）是我们“大路社”的顾问，他思想开放，非常支持爱护我们。经了解才知道是吉大中文系宿舍有同学向吉大党委打了“小报告”，然后由吉林方面转到黑龙江省公安厅，再转到黑大。后来跟吉大的同学见面时，他们分析，这事很可能是他们班的党支部书记刘某干的，因为那家伙一向很左（当然这只是推测）。

 

但不管是谁，有人告密是确定的。在被要求“交代”谈话内容时，我根本无法记得自己都“侃”了些什么，一晚上说了太多的话，怎么知道该“交代”哪句？于是就被认为态度不好，抗衡领导。后来还是由于周老师的斡旋，加上他根据报告上的内容，暗示我，“你是不是说过这个”“是不是说过那个”，“是”“没错”。这才算“坦白交代”了。我虽然当时没被处分，但大学毕业被留校反省时，这事还是罪状之一。

 

第三次被告密，发生在1982年初大学毕业之际。当时学生是八个人住一个宿舍，我在门口下铺，斜对角上铺是从桦南县农村来的张少军。当时的大学生，到了晚上睡觉前，总是七嘴八舌地议论时政。我常常口无遮拦，发表一些比较出格的言论。张少军很少插话，平常他也比较蔫。到了大学毕业时，他有点神色不定，因为听说可能要被分回老家桦南。

 

可是我“救”了他，使他分到了北京香山的国家安全部门。因为他躲在被窝里，偷偷地记录了我在宿舍里的政治言论，写成了一本子，毕业时交到了校党委。结果他被学校认为觉悟高、思想红，北京安全机构只有一个名额，就给了他。

 

同学们都毕业走了，我却被留校审查。当时的黑大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夏毅文很左，人也不是那么精明。有一次他跟我拍桌子，说我不交代后果会怎样怎样。我说你怎么知道我在宿舍讲什么？你是瞎编的，来讹诈我。他竟脱口而出，你们宿舍的张少军同学都记下来了，这里有一本子你的错误言论！你再不交代就晚了！

 

本来大学毕业时，我通过写诗和诗歌理论，有了点小成绩（还入了官方作协），加上诗歌界朋友、编辑的引荐，好不容易得到北京《诗刊》一个名额，指名要我。那年头，能进入全国一类刊物，实在可谓命运转变的机会。但这样的机会却因被告密（当然还有主持被认为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大路社”的原因）而葬送了。

 

我被视为“坏学生”要被分到边疆小镇黑河。后来由于副校长鲁刚曾是右派，有过被整经历，对我比较同情；中文系还有五位教授联名，请求把我留校。最后系主任尚鹤祥想出一个折衷办法，既不分北京，也不发配黑河，留在了哈尔滨一家宣传计划生育的健康小报。否则真的分到黑河，如果中国不发生变化，继续毛时代的情形，那么我人生的这一个巨大反差（从首都到边陲小镇，从国家级刊物到末等小报）就可能影响我一辈子。大家不要忘记，当年的时空环境对人命运的影响有多大。

 

我这上述三次被告密，都是告密者在毫无政治压迫的情况下，主动去做的。这里难道没有人心之恶？可以一笔都算在制度上吗？

 

第四次被告密，是我在广东的《深圳青年报》时。我在黑龙江那个小报困了两年之后，毛遂自荐调到了《深圳青年报》。这张报纸因发表了很多出格的文章，像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晓波一炮打响的演讲“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等，最后以“劝邓小平退休”为爆发点，被关闭。（二十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的报纸还不敢探讨这些问题，这到底是我们青年报的悲哀，还是中国的悲哀？！）

 

当时中宣部派来一个姓关的处长，带着工作组接管了报社。在审查期间，由于老关人显得很豪爽，又是我大学同学、后在《深圳特区报》做编辑的李明英在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时的同学，所以很快成了哥们，经常在一起喝酒吃饭聊天，几乎无话不谈。报纸关闭时，由于我从东北调进报社的徐敬亚、吕贵品户口还没落下，市委坚持把他俩发回吉林，我们几个人还在一起商量怎么跟市委斗智，设法把他俩妻子的户口先落下，等等。报社关闭后，由于老关喜欢深圳，就没回北京，我们还继续是哥们。

 

但后来发现，对我们的行动和想法，市委好像都有了解。比如有一次我和徐敬亚、吕贵品去海南参加一个“酒文化研讨会”，人刚到海口，就被会议方面通知，不能到会场，说海南公安局接到深圳方面的消息不许我们参加会议。我们三人被窝在旅馆，很是气愤。这事没几个人知道，怎么海南公安局了解得那么清楚？后来从一位和市委书记梁湘、常委邹尔康关系都非常密切的记者朋友那里得知，老关实际上是个两面人，他把我们的想法行踪等等，都密告了市委。老关后因贪污公款被判刑，听说现在还在监狱。

 

我这样一个小人物，还不是在反右、文革期间，就经历多次被人告密。可想而知，在残酷的政治运动期间，又有多少人，因被政治告密而遭受更大的人生灾难！如果今天都以李锐、于浩成的观点，不要纠缠过去，把它都归罪于制度，来一“制”遮百丑，那么那些因被政治告密而造成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事业前途被毁，就都一笔勾销了？那中国人的世界还要不要谈人类最基本的行为准则？为什么西方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追究纳粹时代出卖犹太人（造成迫害或死亡）的德国人？他们是否也可以都归罪于制度，或说是执行公务（上级命令）？如果没有人本身的品德的善恶问题，那为什么会有德国商人、军官等冒死保护犹太人？

 

对于当年那些告密者，今天很难法律追究，但起码得道德谴责。这不仅可能促使当事人的良心发现，还可能对今后的告密者构成一种心理制约，不可以心安理得地告密、出卖他人。

 

我把和上述事件有关的人名都列了出来，一是为了证明事件的真实性；二是认为今天谈这些已经不会给任何当事人带来政治麻烦；三是期待有过告密历史的人能有一个自我反省。如果告密者能够公开反省，给大家一个明辨是非、思考做人道德底线的机会，那不仅不是耻辱，而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甚至令人感动的。

 

最近看到一篇介绍加拿大记者黄明珍（Jan Wong）对当年告密行为的忏悔道歉文章，相当感慨。当年才19岁的第三代加拿大华裔黄明珍因被西方左派蛊惑，热爱毛式共产主义，文革期间前往北大学习。当时她是周恩来特批的两个外国学生之一，完全被当局掌控。但有一天，在没有“特定老师”在场的情况下，一个中国女同学跟她说，希望能得到她的帮助去美国。黄明珍很不解，中国那么好，怎么还要往外跑？她把这事报告了校方。

 

后来她当加拿大驻京记者时，目睹了六四屠杀，对共产主义的幻想完全破灭。她翻看以前日记，想起当年曾告发一个同学，感到后果可能严重。她带着丈夫和孩子，从加拿大到北京，打听那个同学的下落，要当面道歉。后几经寻找，终于跟那个同学电话联系上了，约在北大见面。黄的儿子很紧张，担心妈妈可能被那个同学雇人揍一顿，因为听说那个同学最后没毕业，被送到北大荒劳动教养，多少年的岁月被葬送了。但见面时，那个同学上来就给黄明珍一个拥抱。黄不解。这个同学说，当时她把出国梦也告诉了其他同学，有24个人告密；但现在只有黄明珍一个人，还是不远万里从外国来，跟她道歉。

 

为什么那24个中国人中没有一个人道歉？从李锐、于浩成等不把告密当作严重的人品、人心善恶问题，而统统归给制度来看，还有相当一批中国人，不把这种严重缺德的行为看得很重，这等于不把摧残别人生命的事看得很严重。这才是严重问题！

 

2009年4月29日于美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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