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荷： “五四”败在没有“福先生”

“五四运动”距今已九十周年，这场运动对中国现代历史走向具重要意义。五四喊出两个口号“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 （科学）。但喊了近百年民主，中国仍是专制。这背后原因很多，其中跟中国知识份子对“民主”的理解偏差有重要关係。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性人物之一是胡适，他是科学和民主价值的热烈拥护者和积极推行者。他曾呼吁国人：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為国家争人格！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由一群奴才造成的！

不过，综观胡适所提倡的“自由”，还是有缺陷的自由，因为他对“自由”和“民主”的认识有严重的误区。胡适的“自由主义”师从杜威的“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是古典自由主义的一种变形。杜威批评洛克等古典自由主义者是“消极的自由”，更强调所谓“积极的自由”，主张在智力上尽力开发个体的创造性和潜能，但在经济上却主张国家干预、大政府、社会主义和集体主义。简单说，杜威的新自由主义主张精英政治，偏好积极有為、总是要為民做主的大政府，而这与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最為接近。故而，胡适便提倡好人政府，在经济制度上赞同社会主义。胡适没有认真研究过最伟大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民主政治之父洛克的思想，从来没有认真向中国引进洛克，他的自由主义是不彻底、不到家的。美国是世界上最成功的自由民主国家，这是由於，美国的独立宣言和宪法是洛克政治理念的忠实再现，没有任何变形。

胡适心目中的“自由”，主要还是受到良好教育的知识份子所渴望的自由，即思想、言论、出版、信仰、发展个性的自由。他一生所提倡的，基本上只限於这个层面的自由。蔡元培提倡的也是类似的思想文化上的自由。这种偏重於知识份子群体的自由与洛克的平民的、绝不仅仅是知识份子的自由还有很大距离。

洛克系统思考总结的自由主义原则，绝不仅仅是知识份子式的，而是平民式的、或者说是全民式的。当然，思想、言论、信仰、出版等精神层面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洛克在《政府论》中首先论述的是每一个人类个体的自由，这种自由与每个个体人的受教育程度毫无关係。他指出， 人人生来平等自由，自由的含义是：每个人都天生具有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行动、财產的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权利。自由的个人彼此同情互助，尊重他人的自由。“自由”最基本的内涵，首先是人身自由、财產自由，行动自由。接著，洛克指出，人人生来不仅自由而且平等。平等的含义是：人们彼此在政治上地位平等，没有等级关係，没有高低贵贱之分。自由和平等的人们受到理性和同情心的支配，和平共处。

人们之所以需要政府，是為了防止人们彼此侵犯对方的自由，而受害方要麼不能自卫，要麼防卫过当，违背公平正义的理性原则。洛克担心，被公众赋予了政治权力的政府也会变成没有理性，变得任意妄為，在立法和执法时失去公正性， 因而不能有效地保护公民的自由平等权利，所以他刻意设计出一种制度，即分权与制衡，使得政治权力能始终受到理性和公正原则的支配。因而，所谓“民主”正是為了捍卫自由而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为了保障每个个人的基本人权，没有自由，就没有民主，民主是為了捍卫自由。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个人自由，不尊重公民的人权。

我们不难看出，自由主义是以洛克為代表的自由思想家们设计出来的一套能够有效地保护每个人类个体的生存权利、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和生命尊严的政治理念。它跟人的贫富、性别、种族无关，与人的受教育程度无关。只要你是人，你就天生享有自由和平等，因此，等到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了才能实行自由和宪政民主是没有道理的。我们也不难看到，中国社会的种种尖锐矛盾，如翁安事件，杨佳事件，暴力拆迁事件等等，都与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有关，都与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行动自由等最基本的人权有关。而这个层面的自由，是中国的知识份子自由主义者们的大误区。他们总想继承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政治文化传统，搞精英政治，连自由主义在中国的著名代表胡适也不例外。

蔑视、剥夺个人自由的社会主义不能救中国，这是历史事实已证明了的。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前的近三十年，中共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分配平均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事实证明了它是大失败。為什么失败？因为剥夺了人们的个人自由。人们失去了人身、财产、行动、言论、思想、信仰、出版、结社、集会等所有层面的自由。而作为西方自由世界的代表，美国的迷人魅力是“自由权”，这就是那些恨美国、骂美国的人却千方百计来到美国、留在美国、获得绿卡和公民身份的主要原因，因为美国是个坚定捍卫个人自由的国家。没有自由，就没有经济繁荣，美国的繁荣和富强与个人自由息息相关。奴役则和贫困必不可分。比较一下改革前后的中国和今天的北韩与南韩就知道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迅速发展繁荣？ 因为有了有限的经济自由。从农村的承包制开始，经济层面的自由和私有化的逐步恢復，带来了中国的经济活力，发挥了人们在经济上的创造性。

这就是為什么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等要坚定捍卫私有财产和私有制，捍卫经济自由，因為经济自由是民强国富的基本前提。现在中国可算是走向“国富”，但是，民却不强，因为它有强大的政府，却没有自由的人民。让人民自由，就是给了人民主宰自己的命运、创造财富和幸福的机会。自由比社会福利更尊重人的尊严和创造性。它奖勤罚懒，带来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

信奉个人自由价值的人，宁可做一隻翱翔於天地间、辛苦觅食的自由的小鸟，也不做笼子里不愁吃喝的金丝雀。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大政府、福利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培养金丝雀的社会。知识份子最喜欢这样的社会，因為他们可以“造福於民”，为民做主，肩负起更大的政治责任，所谓“為生民立命”者也！其实，生民们只要有了自由，完全可以為自己立命，做自己的主人。

中国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一直在接引“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中国，其实，“德先生”的背后是Individual Freedom ，即个人自由，让我们就管他叫“福先生”吧！为什么“德先生”总也来不了中国？因為“德先生”是用，“福先生”才是体，不迎接“福先生”，“德先生”就是个花架子，就是个门面。1989年的运动被称为“民主运动”，学生们在天安门广场竖起了民主女神像，这个塑像被“六四”镇压的坦克碾平了。其实，没有个人自由，不尊重个体人权，形式上的民主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民运”就不过是个浮泛的空洞概念。

在曾经接纳过大批移民来到美国的纽约港口，给许许多多移民以希望和力量的是高高伫立的自由女神像。对“五四”的超越和对“六四”的最好纪念，应该是致力于让“福先生”——个体自由——成为中国的基本价值。什么时候“福先生”来了，“五四”和“六四”的目标就真正达到了，中国人才真的有福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士候选人

原载《开放》2009年五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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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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