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在香港出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她从圣保罗女子书院(St. Paul's Girls College)毕业，正值抗日战争爆发，外婆带着她和舅父兄妹俩逃难到内地，和在美国的外公失去联络，抗战胜利后才回到香港。舅父在皇仁书院(The Queen's College HK)读书的时候，一片爱国救民之心，参加了共产党。49年率领九龙海关"起义"，被派往广州当军代表接收广州海关，把外婆和我们一家都带回去了，从此改变了我们的一生。母亲在舅父的介绍下，五十年代初参加"革命工作"，在广州海关当干部。之前外公在美国曾寄钱回乡置田留作将来养老用，可是不久后外婆就被拉回乡下"斗地主"。舅父是共干也无力救母，母亲日夜啼哭，兄妹俩只有变卖乡间全部家产交"余粮"，同时由我母亲出面写信给侨委会要求改成份为华侨工商业却未果，幸大半年后外婆得以逃出生天。此后外婆就一直跟我们住，我们和共产党南下干部一起住在沙面海关宿舍大院内，母亲侍奉老人极孝......所有这些，文化大革命中都成了为地主母亲翻案和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罪名。加上抗战期间和父亲姑母等在贵州开设过美军招待所，成了"美国特务"，文化大革命中被监禁斗争，那时父亲也早已被监禁。母亲生性懦弱，多愁善感，多年后我在香港才从她读书时的姊妹口里得知，母亲曾经一时想不开差点自杀，想起可怜的五个儿女才活了下来，我听说时母亲已经去世了，但我仍然震撼不已。
二十年前，母亲住在香港中环我弟弟家里，我在中环某家中资公司工作。本来我是很不情愿去中资机构的，但那时刚来香港还不到三年，白手起家，贪图中资公司高于市价的人工，应旧同事介绍就去了。未想到因为六四说了公道话，做了抗议事，被双双炒鱿，在前提及的一文中已有记述，在此不赘。母亲很爱锡我们，见我在中环返工，就嘱咐我中午去弟弟家吃午饭，因此我每天中午都和母亲一起，晚上放工有时先去探望母亲才回家。那段时间适逢六四，因此给我的印象很深。
白天弟弟夫妇上班侄子上学，家里只有母亲一人，她就整天对着电视机。那时候每隔一段时间，电视台都会播放"特别新闻"，播出北京的最新情况，有好几次我在门外都听到播放前那短促的嘟嘟声。一遇这种情况，母亲就会停下她的烹饪或进食，定神地盯着电视屏幕，有时紧张得呼吸短促，我担心母亲健康，常常劝她"看开一些"。六四前后那几天，我每见母亲她都红著双眼，随着事态的发展，终于发生了大屠杀。六四那天，我们大家一起围着电视机，看到了血淋淋的场面，母亲泪流满面，我赶紧拿纸巾给她擦眼泪，两个小男孙那时还在读小学，一边一个依傍著嫲嫲，似懂非懂的一脸愕然，此情此景永难忘却。
六四之前，有一天儿子悄悄地告诉我："爸爸，告诉你一件祕密，但你不能告诉嫲嫲。"我以为他做了什么顽皮事，谁知他说嫲嫲和他三个人都捐了款。原来那时母亲香港广州两边跑，我和弟弟在香港，还有两个妹妹在广州。母亲一个月只有几十元退休金，我和弟弟不定期地给她几百元港币零用，她就经常在星期六中午带儿子和侄子三婆孙去饮茶，那时候物价便宜，有时不过二三十元。那天饮完茶出来，遇见募捐的学生，母亲拿出两张一百元给两个小男孙捐了款，自己另外捐了一百元，儿子懂事地说"嫲嫲钱包里没有什么钱了！"我听了很感动，这不是多少钱的问题，母亲对后辈的身教是无价之宝。
五月二十一日，香港开埠以来首次百万人大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儿子和他的同学弄了一些小木棍和纸板回来做标语，母亲不但能写一手好英文，还能写一手好中文，于是，她就给小朋友们写，还一面中文一面英文。一边做一边给他们讲故事，儿子问她五星红旗那五棵星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其中一棵特别大？母亲给他们做解释，我在旁边开玩笑地说，共产党不是说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吗？国旗设计者就应该把代表共产党那一棵设计成比其他四棵星小才对。讲过了也就忘记了，直到十五年以后的二OO四年，儿子从美国学成归来，参加了当年的七一大游行。他用电脑制作了一个彩色标语牌，画著董建华肥胖的后脑，背景就是一棵小四棵大的五星旗。"明报"记者采访他，他解释说董建华不敢面对香港人，只向北京负责，所以要求他下台，再解释说为什么五星红旗变成了一小四大.......第二天报纸登了出来，回家讲起恶搞这五棵星是因为十五年前我那句玩笑话，我已经完全记不起了，他却记忆犹新，可见大人的一言一行对小孩子的影响至深。八九年百万人大游行那一天，母亲当年七十几岁了，不能亲自去参加，但我和弟弟两家大小六口人一齐参加，母亲终日收看电视报导，在家里做好冰冻绿豆糖水等我们回来，回家后，两个小男孩还兴奋不已。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儿子说下午和他妈妈经过中环爱丁堡广场，有义工在收集签名支援北京学生，他要签名，他妈妈害怕地说小心共产党特务，以后不让你回大陆探亲，儿子说"我不怕！"一定要签名，还笑着说他偷偷把她妈的名字都签上了。共产党在大陆的特务统治骇人听闻，我太太被共产党吓怕了，情有可原。母亲也没有责怪她，只是说孙子做得对！儿子日后长成一个坚定的民主派，不但捐款还做义工，嫲嫲的言教身教起了决定的作用。又有一天，八号风球不用返工，我冒着风雨出去买报纸，因为我知道母亲很着急北京的形势，于是无论住在我家还是弟弟家，我们每天都买报纸给她看。我记得很清楚，那时报纸还是两元钱，那天买的是"东方日报"。那段时间报纸的头条新闻都很耸人听闻，比如："传邓小平已死"、"李鹏中枪"、"三十八军与二十七军激战".....，处于当时危急和动荡环境，各种传闻消息满天飞不足为奇。但肯定当时很多人都觉得中国会发生巨变，连不久前在北京见过邓小平的邓莲如爵士回来都说："China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 Hong Kong will never be the same again."（中国将不再一样，香港将不再一样）。但从报纸刊出"赵紫阳失势下台"开始，母亲就再没有那种欢愉和期待了，终日默不作声，好像变了另一个人......。很多年以后，回首往事我才明白母亲当年何以对数千里外素不相识的青年学子如此牵肠挂肚，是因为她从自身的经历中深知每个人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她希望国家能改变，后辈们永远也不要再重受苦难。
二十年后的六四，二十万香港人涌向维园，点燃了年复一年的烛光。妙玲女士在"苹果日报"写道："不知是时空的吊诡；还是历史的讽刺──中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偌大宽敞，竟容纳不下一点人性良心；而富殖民地色彩的小小维多利亚公园，却让我们守住一方良心净土。"程翔先生在"明报"写道："过去160多年来，香港就一直在默默地推动整个中国的进步，几百万香港老百姓沉默朴实的坚持和执著，使香港于不自觉间成为中国的良心。"
二十年后，我在这里写出来的所有关于母亲在六四期间的回忆，是为了纪念这一场永垂史册的民主运动，也是为了纪念我的母亲。她只是一个平凡的母亲，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所记录下来的也都是些平凡不过的小事情，但是我想正是从千千万万个这样普通平凡的母亲身上，正是从许许多多这样毫不起眼的小事身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民心的向背，看到中国民主化的前景。因为，人都是有母亲的，包括共产党几百万的军人和警察，当他们都从心里感觉到母亲的呼唤，不再甘当专制政权的支撑，庞然大物就会轰然倒塌。从母亲到我到儿子身上，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无论苛政如何猛于虎，暴政如何血腥残酷，人性总是不会彻底泯灭的，公义和良知将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这就是为什么共产党一定会失败，民主自由一定会成功的原因。
(写于2009年6月5日，修改于6月17日)
(www.davidyung.blogspot.com)
(首刋于"争鸣"杂志09年7月号，刋出时有删节，此处是全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