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与施化先生素不相识，无意任何意气之争，唯觉施先生的唯改良观代表了一种思潮，对中国民主化影响至巨，不能不就许多原则性问题发表笔者的观点，以期引起大家的重视和讨论，共同探索中国民主化道路，请施先生和广大读者指教。
施化先生一系列文章都强调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暴力革命者，其在"百年中国选择途径 "说："外表看起来孙中山和毛泽东的革命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革命，使用的意识形态名词有不少差异，比如孙的民族，民权，共和，毛的新民主主义，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其实本质没有不同，都是用武力手段消灭掉一种现存政治力量。"施先生在这里祇看到了(暴力)革命手段的相同，而没有看到产生这种革命手段的政治环境的不同。更没有看到两种革命的目标完全不同。
笔者在其他文章里已经分析过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之所以选择暴力革命形式，是因为当时客观的政治环境不容许改良。满清政府面对全国人民的民主要求，从一开始血腥扑灭康梁改革维新，到后来迫不得已搞假立宪真独裁，孙中山先生看出了这腐朽的政权已经无药可救，唯有推翻他才能实现民主，于是发动了辛亥革命。革命成功后袁世凯北洋军阀倚武力夺取革命成果，一心复辟帝制，暗杀宋教仁，扼杀国民党，孙先生寄望的多党制议会政治同样未能实现，在屡战屡败中才找到了一条暴力革命的道路，期望北伐战争能够打倒北洋军阀，建立民主共和国。可是正当北伐战争节节胜利之际，共产党却在后方湖南广东捣乱，毛泽东大搞"土地革命"，滥杀地主富农。而北伐军中许多中上层军官都出身于地主富农阶级，他们在前线英勇杀敌，共产党却在后方杀他们的父母兄妹，怎能不引起强烈的反弹？毛泽东在湘南搞的烧杀抢，甚至连贫下中农都起来反抗，杀了不少共产党。须知当时中国民主共和主要的敌人是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而不是农村中的地主富农和城市中的资产阶级，毛泽东当时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反革命，即使共产党内陈独秀等也主张"革命阶段论"而反对毛泽东的"一次革命论"。不幸的是毛泽东的错误做法却因日本入侵而起死回生，甚至最后得逞，让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民主路绕了一个世纪大弯。
不但二三十年代毛泽东的暴力革命完全不必要，抗战胜利后的国内战争也完全不必要。因为1946年国民政府认为孙中山先生三权分立，五权宪政的民主共和理想已经有了实现的条件，诚意邀请包括共产党在内各党各派参与共同制宪，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建国大纲，建设一个民主共和新中国。可惜毛泽东共产党以为自己经过八年的积聚，已经有了暴力颠覆国民政府的力量，蓄意发动内战，武装夺取政权。因此，可以归纳说因为满清和北洋军阀政府完全没有诚意民主共和，孙中山先生才不得发动暴力革命；而当年国共合作进行北伐，共产党完全没有必要搞所谓土地革命的暴力革命，抗战胜利后，已经具备了国共合作建立民主共和新中国的条件，共产党也完全没有必要再次进行暴力革命。
其次，从革命的目的来看，孙中山先生的暴力革命和毛泽东的暴力革命也完全不同。孙先生革命的目标是三权分立，五权宪法，这是民主共和的本质，建国大纲详细规定了多党制、议会政治、全民普选的具体实施细则，这是民主共和的路线图。相反，毛泽东革命的目标是"共产党领导下工农联盟为基础，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本身就与民主共和背道而驰的。民主共和国是属于全体人民各党各派的，怎么能规定必须在某一个党"领导下"？民主共和国是属于各民族各阶层全体国民的，彼此完全平等，怎么能规定以某两个阶级为"基础"，将他们置于其他阶级之上？怎么能实行某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的"专政"？民主共和国实行什么政治制度必须要由全民公决，怎么能规定一定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目标和毛泽东的革命目标完全不同，怎么能够混为一谈？
至于施化先生说："把孙中山 "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的迷信破掉，改成正确的说法："政治是众人参与管理之事""，适见其肤浅。孙中山先生在这里是用最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解释什么是政治？是相对于经济、文化等其他概念而言的。孙先生对政治的简明定义并没有错，因为政治有专制和民主之分，但它们的共同点都是"管理众人"，或者说维系社会。而是施先生所说的"政治是众人参与管理之事"，只是其中的"民主政治"的定义，不可以偏概全。
而且，据笔者理解，孙先生这里所说的"管理众人"，完全不是施先生所理解的毛共透过层层机构无孔不入监视控制全国人民思想行动的那种管理，在管理国家这一理念上，孙中山先生和毛泽东是完全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孙中山先生的治国观是"民治"，着眼于民主制度的建设。孙中山先生闻名天下的"天下为公"的民本思想，逐渐发展成三权分立、五权宪法的民主思想。通过多党制议会政治，实现民主宪政。孙中山先生说："共和国家，重在民治"，"当今之国家，非一人之国家，乃我人民之国家"，"共和国，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的所有物，个个人民，都是皇帝，哪一个人想独裁全国，都是不成的。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他说革命的目标是"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这才是孙中山先生"管理众人"的意思。
相反地，毛泽东的治国观为"吏治"。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和他的一个亲属谈话时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又说："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一个统治集团，统治六亿人民，干部就是官，官者，管也。我就是红色皇帝。"(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摘)。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人民"一方面成了他们革命的招牌，另一方面又成了他们剥削压迫的对象。中共建国六十年，建成了一个世所罕见的专制特权社会，毛泽东所说的"一千一百万干部组成统治集团"成了国家的主人，将国家看成是他们的私产，巧取豪夺，胡作非为，"人民"成了他们的奴隶。
施化先生所说的"不论党派，不论"革命""反革命"，都动员到参与管理中来，革政"而不是"革命"，一天一寸地前进，用促进改革制度的办法来减少腐败，开明吏治，中国会慢慢有希望的。到那时，不一定需要革命。"不但完全不现实，而且完全不合理。中共二号人物吴帮国对全世界宣称"绝不搞西方那一套，绝不搞三权分立，绝不搞多党制......"别说主张革命的人士了，主张改革的刘波，起草了一份极其温和理智的零八宪章，已经大牢侍候多时了，中共能让你" 参与管理"，能与你分享权力吗？只需要"开明吏治"，中国就"慢慢有希望"，实现民主化吗？毛泽东时代铁腕统治，确实也少有贪污腐化，可是那普遍贫穷，没有丝毫民主自由，特权阶级高高在上，人民群众没有人权的社会，就是我们的"希望"，我们理想的社会吗？一个社会，是否需要或是否会爆发革命，很大程度上并不取决于人民大众，而是取决于统治者。正因为改良改革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所以取决于他们是否有政治智慧？是否有民主理念？是否愿意改革？当年的满清尚且能够给全国人民提供立宪时间表和路线图，并且在人民的压力下一再提前，至少表明了不管主动被动，他们还是愿意改革的，可是历史已经不能等待了，人民已经不能等待了。今天的中国已如施文所引用的沙叶新先生文中描述的遍地干柴烈火，只等陈姓吴广，处于大变动的前夜，可是蛮横满顸的中共连实现民主宪政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一概欠奉，说明他们毫无民主改革的诚意，历史还能不能等待？中国人民还能不能等待？还能够等待多久？那就得看施先生所代表改良派的说服力了。
(写于09年7月25日，香港)
(www.davidkwyung.blogspot.com)
(首发于7月27日"自由圣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