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写道，在远离北京四千公里的新疆，在五月份的乌鲁木齐，即使是在维族人聚居的小区也没有任何表面迹象可以预示两个月后将发生死伤如此惨重的流血事件。然而，这表面上的平静却难于掩盖维族社群积压了多年的烦闷与不满。作者介绍说，首先要采访一名维族人，无论他是普通老百姓还是政治活跃分子都必须费尽周折。通常要通过多次电话联系，被访者有时会要求在无人见证的地方接受采访，有时又会要求将记者介绍给汉人领导以表白自己没有任何企图。任何维族人只要会见西方人就有可能被怀疑从事民族主义活动，轻者会被撤销职务，遭到警方询问，重者则有可能被逮捕甚至被送进监狱。中国政府对新疆民族主义活动的严厉监督无所不在，这在新疆的各大清真寺尤为突出。新疆南部喀什地区的一所清真寺能容纳两万多名教徒，身着便衣的保安人员毫不掩饰地对进出清真寺的信徒逐个检查。
作者认为新疆地区带有独立倾向的伊斯兰组织的成立主要是由于以下两个外在的因素，首先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伊斯兰教本身越来越政治化，教徒的参政意识日益加强，其次，是苏联的瓦解使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都获得独立，这就使新疆维吾尔族人也萌发了独立意识，维吾尔斯坦国的名字不胫而走，许多新疆人在同一些居住在乌兹别克斯坦等邻国的亲属的交往中发现自己不仅在政治宗教上受到多重压抑，而且在物质生活上也远不如他们在他国的亲属。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新疆出现了多个维吾尔族民族解放组织，这些组织大多同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有关联，但在新疆民众中的影响力却十分有限。但是他们于九十年代在新疆地区发动的一系列攻击事件却使中国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新疆地区的戒备和对维族人的镇压。另外，北京在大力开发新疆经济发展的同时向新疆大规模移民，再加上几年前政府取消了对居民户口的限制，导致大多数内地移民涌向新疆。1949年新疆地区的汉族人口仅占新疆人口总数的6%。而在2006年，汉人在新疆的比例已经达到40.6%。当然在移民新疆的汉人中，尤其是最近几年移民的汉人，他们一般都只是一些贫穷的农民，西方一些媒体将他们称为是殖民者，未免有些夸张。大批汉族移民的涌入使新疆年轻人的就业问题越来越凸显。中国的失业现象严重早已是不争的事实，新疆的年轻人还必须面对来自汉人的竞争。由于语言和生活习惯的原因，在新疆的汉族企业大多数都倾向于招聘汉人。这就使汉语教育问题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新疆政府2003年，将汉语定位小学必修课，而维语则成为第二语言，作者认为，这一政策是维汉冲突的一个重要的导火线，许多维族人都认为该政策的目的是给维族人洗脑，是要消灭维族文化。而汉族人对维吾尔人的怨恨却不以为然，一名汉族摄影师向记者抱怨说，不明白为什么维族人还不满意。少数民族学生参加高考可以被优先录取、他们可以按照配额进入公营部门工作，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出版社优先出版。
文章最后指出，众所周知，出于政治目的，中国当局篡改历史已经司空见惯，在喀什的一所无人问津的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记录：早在公元前六十年，中国西汉皇帝就在新疆设立地方管辖所。新疆因此历来就属于中国。而事实上，大量史料都证明，中国对新疆地区的行政管辖应该从清朝道光年代开始。当然，期间新疆曾出现多次独立行动。喀什地区十九世纪末曾经从属于奥斯曼帝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土耳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也曾经昙花一现，因此，在维吾尔族人的心目中，他们曾经从属于一个同中华帝国相抗衡的帝国。因此，虽然绝大多数的维族人都不主张独立，他们都希望北京能够尊重他们的民族身份。一名维族工程师向记者表示，他们的生活比十年前大有改善，但是维族人同汉族人之间贫富悬殊之大实在令人惊叹，真是这巨大的贫富悬殊将把维吾尔族人推向伊斯兰主义的怀抱，新疆穆斯林信徒向伊斯兰极端势力靠拢的倾向已经初现端倪，在乌鲁木齐的大街小巷，已经开始出现穿着蒙面伊斯兰长袍的维吾尔妇女。
正如中国的历史一样，中国的政策法律也往往是被扭曲的，例如，自2003年以来，中国法律规定自治区的政府机构必须由汉人和少数民族双方代表组成，目前新疆政府表面上是由自治区主席是努尔·白克力和党委书记王乐泉共同执政，而事实上谁都知道是王乐泉一手把权。按照北京的一名老共产党员的话来说，王乐泉即不了解新疆，也不想了解新疆，更不想赢得维吾尔族人的信任。作者最后感叹说，如果中国政府早就给新疆予真正的自治，也许新疆不会落到今天这一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