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彤先生∶
寄上一位老同志的谈话纪录。朱学渊先生指出，这位老同志是万里。您认为是否可信？这篇文章在中共建国六十周年前夕发表，它的意义如何？
《动向》编者
二○○九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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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
鲍彤覆信
《动向》编者∶
刚刚接到你寄来的谈话记录。我一口气读完了，又迫不及待地反覆读了几遍。这篇谈话，掷地有声，振聋发聩，是纪念"十一"六十年的最有实际内容的好文章。
万里委员长是值得中国人民敬重的一位长者。七十年代，是他和赵紫阳，分别在长江上下游，同时坚定地支持中国农民，举起农村改革的义旗，最终导致了毛泽东缔造的人民公社制度的覆灭。八十年代，是他直接继承了五四先贤们的遗志，在共产党当政的条件下，发出了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呼声。在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上，他勇敢地支持陆定一提出的建议，要求在《精神文明决议案》中删去"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震动了邓小平陈云思想统治下的死水一潭。在乌云正在密布的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在他主持下，当时的各位副委员长同心协力，作出了在六月二十日召开人大常委全体会议的决议，准备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把学生们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提上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议事日程。这些，在最近面世的《赵紫阳录音回忆》中都有记载，他推崇万里是"坚定的改革派"。万里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时期所起的作用，是其他任何人不能代替的。在我受命研究政治改革之初，万里找我谈话，指出在政治改革过程中必须有知识分子的声音。老人耳提面命，我至今不敢或忘。但是，太惭愧了，我没有能力做到他的嘱咐，这是我的终生之恨。
朱学渊先生说，这篇文章是万里的谈话记录。朱先生的判断，必有所本。我没有资格在文献鉴定方面发表议论。我只知道，文章的价值是内在的，不取决于作者的姓名，而取决于它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这篇记录给我最强烈的感觉，是深刻而又广泛地反思了我们这个国家走过的路程，把失误概括为六十年来三个"不了" ∶ "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监督不了执政党。"
确确实实，这三个"不了"，反映?我们普通老百姓，我们各种社会团体，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的无奈。（也许可以再加一个"不了"，掌握不了主人翁本来应该知道的信息。）集中到一点，谈话指出∶ "六十年了，是不是应该说，在民意处理上的失误，是我们共产党最大的失误？"追本探源，谈话者指出了"六十年不变"的最基本事实∶"最基本的事实是，这个国家还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这个事实的背后是什幺呢？"──我们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党不是"国家的党"；我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制度；我们没有平等的党际竞争；我们这个党至今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军队的最高领导人还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党军一体还没有用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党库与国库之间还没有分清；在党内，还没有竞争性的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这位老人语重心长地问∶六十年已经过去了，还要再等几十年？六十年不变化，是一种政治优势吗？是一种政治惯性吗？还是一种政治停滞？这位老人声明∶"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五十年'、‘辉煌六十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他指出，大跃进困难时期那三四年，"文革"动乱那十年，总不能说是辉煌的吧。他进一步指出，宣传离事实太远，那叫什幺？那是不文明的，是野蛮的宣传，这野蛮宣传也得治一治。
全文美不胜收，使我无法一一摘引。因此，我建议贵刊，以此作为纪念"十一"六十周年的重头文章刊出，用以引起全国有心人共同反思。用不着引经据典，正常的人都懂得，国庆的意义，全不在于激情的狂欢，全在于理性的反思。一个多月之后，官方当然会隆重发表国庆六十周年的主旨文章。如果那篇官方文章能够正视这篇谈话记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而作出切实的而不是敷衍的回答，它就能够有资格被称为名副其实的主旨文章，值得大家欢迎。万一它只是冠冕堂皇的八股颂词，那幺，恕我直言，历史将会证明∶不是那篇美轮美奂的美文，而是这位老同志的谈话记录，才是真正值得引起十三亿同胞共思共鸣的当之无愧的中国的最强音。
匆匆奉覆。不当之处，请《动向》的读者们不吝指正。
鲍彤
二○○九年八月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