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中饭后，外语系红卫兵敲锣打鼓来我家查抄四旧和反革命罪证。四人小队由小包带领，他是我教过的男生，两年前毕业后留下当助教。他平常见我总是未语先红，今天却绷着脸对我说："巫宁坤，把你从国内外收到的信全部交给我"。我说："我们没有保存旧信的习惯。"那是我们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吸取的教训。于是他下令让我开一个和我通讯的亲友名单。我照办。四名抄家客翻箱倒柜，仿佛十一年前肃反时在南开大学演过的旧戏又卷土重来。几小时后，抄家小队收兵，带走几件可疑物品。一件是我的手提打字机，盒盖上有十五年前我从旧金山上船回国前李政道用白漆写的"北京燕京大学巫宁坤"字样。还有两本相册，其中一本有我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后和李政道以及我的美国朋友伯顿夫妇的合影。另外还有我的柯达布朗尼儿童照相机丶两个从旧唱机拆下的电子管丶一个一百瓦灯泡丶和几条旧领带。连我们的英国自行车也不由分说被我班上一个男生强征去"闹革命"了。
红卫兵总部又勒令全校牛鬼主动交出属于四旧的书刊文件和其它物品，否则格斗勿论。我选出了一堆中丶英文书刊，其中包括我在曼彻斯特学院1948级纪念册《曙光》，这名字在当时倒有点反讽的意味，另外还有我在曼院和芝大的学位证书。我还得自己把它们送到一个新成立的四旧存放室。在去交四旧的路上，我经过起义外交官老王夫妇住的公寓楼。王太太正在从三楼一个窗口大哭大喊："我不是地主！我是老王的爱人！我要收回我们值钱的东西！"路上有几个人抬头往上看，有人说："这女人疯啦。"我走到四旧室，发现里面已经放满了图书丶艺术品丶衣服等等，便自我安慰我的损失和别人比起来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后来听到怡楷三哥世瑜的损失，我却吓呆了。他是世界知名的中国民间宗教专家，几十年来好不容易收集了几千种稀有的"宝卷"，却被街道上的红卫兵用三部板车拉走了，下落不明 。
随后几天，在外语系带动下，各系红卫兵纷纷对本系采取了类似的"革命行动"。全校牛鬼随时随地被揪斗，其余时间在校农场劳动，或干脏活，例如从粪坑把大粪抬到农场。与此同时，大部分革命师生到全国各地进行革命大串联，免费旅游。旅游客从北京和其它大城市带回形形色色的大字报，贴满了校园。除了那些神化"伟大领袖"丶歌功颂德的文字，其中大多数都是对党政领导干部的疯狂抨击。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成了罪大恶极的走资派的总头目。红卫兵深深卷入党内最高领导层内部你死我活的斗争，在全国分裂成两大"造反派"。时隔不久，派系之间在大字报上的唇枪舌剑发展成武装斗争。到了1967年夏，全国实际上已处于内战状态。
校园和合肥市一样掌握在两个势不两立的武装造反派手里。男女小青年成群结队，胳膊上戴着红卫兵袖章，手里拿着大棒或匕首，在大街上游逛，搜索敌对派别的成员。骇人听闻的传说不胫而走。市民没有必要就不出门，后来干脆到外地去避难。怡楷和我不知怎么办，就到火车站去了解一下情况。我们发现站台上人山人海，眼前有一列火车升火待发，不但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就连车顶上也坐满了人。不难想象列车穿过第一个隧道时坐在上面的人就会摔死，后来听说果真如此。这番景象让我想起，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我逃难时乘的火车，但哪怕在那时候也没有人冒着生命危险坐在火车顶上。我们当当机立断，我们只能就地凑合着活下去，而不能拿孩子们的性命去冒这种危险。
一旦党的领导瘫痪，"革命小将"要么外出免费旅游，要么忙于打派仗，牛鬼也就没人管了。校园空荡荡的，夜晚一片死寂。有一天，怡楷找回了我们的英国自行车，她是在一栋男生宿舍发现的，扔在墙角的垃圾堆旁，毁得面目全非，好像一个整得遍体鳞伤的老知识分子。我们在两个大缸里储满了饮水，用所有的票证尽量储备食物。
燃料成了大问题。时值盛夏，煤球停止供应。煤球工人，和其它行业的工人一样，也停止生产，有的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一派，有的去周游全国闹革命。走投无路，我和住在我楼上的一个年轻人在烈日下拉了一部平板车去十几里外的一个煤场，但愿能拉回一车煤球烧炉子。煤场挤满了人和平板车，我们一到就听说我们得自己动手做煤球。排队等了一个钟头之后，我们终于付了钱，开了票，去领每户每月二百斤定量的煤。然后是抢一辆小铁板煤车，装满煤灰，沿着一块跳板，推过去，倒进一台煤球机。直到下午四五点钟，我们二人才光着上身把四百斤宝贵的煤球拉回家。虽然全身黑汗淋漓，我感到一种反讽的满足，有气无力地对一同拉煤回来的年轻人说："艰苦奋斗，自力更生，遵照毛主席的教导！"怡楷和一丁帮我把两大筐煤球抬回家后，我蹲在小厨房里水池上面唯一的水龙头下面，用水冲洗我满身的煤灰和汗水。
有什么睿智的先知能告诉我，这片国土上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是那些大权在握的领导者走火入魔，还是一个民族正在经历什么神秘的危机 ？
1968年2月下旬，我收到堂弟从扬州发来的电报，得知老母病逝。幸而两派的小将忙于打派仗，顾不上对牛鬼专政，我才能向系主任请假一周奔丧。多年来，我常常惦着回故乡一行，怎么也没料到，"三十一年还旧国，"竟是在腥风血雨中来埋葬含恨死去的老母。经过一夜车船的折腾，我这个游子终于踏上了阔别三十一年的故土，我多想喊一声："故乡，你的游子回来啦！"可是故乡变化不小，乍一看，几乎面目全非。那熟悉的城墙不见了，那些青石板路也不见了，我的脚下是一条板着干部面孔的水泥大街。两旁排列着千篇一律的两三层的水泥楼房，要多丑有多丑。而我呢，"尘满面，鬓如霜"，形同陌路。我问了几次路才找到家门，两扇黑漆大门变成了一扇寒碜的小门，进门后才知道经过"房改"，原来巫姓一家住的房子已经住上好几家了。
听堂弟妹们说，老人家是因为缺医少药，糖尿病加剧致死。灵停在她度过最后一年多孤苦伶仃的日子的黑屋子里，棺材是用两扇旧门板打的。第二天，我默默地跟在一辆平板车后面，把灵柩送往城郊去安葬。一路上，我回想她的一生。从小是个孤儿，在叔父家长到三十多岁，后来被嫁给我父亲作填房，接管六个未成年的儿女。父亲赋闲，家里靠典当过日子，娘真是茹苦含辛把我们拉扯大了，还不让失学，谈何容易！后来一人寡居十年，直到我回国后把她接到北京同住，满心以为从此可以欢度晚年了。无奈十七年来，老人家受我株连，没过上几年好日子，最后还赶上文革苦海无边，唯有一死才得到解脱。
安葬后第二天，弟妹们忙着闹革命，我独自到大街小巷走走，看看故乡似曾相识的面貌，听听久已生疏的乡音。三十一年前，敌军压境，我才十七岁，满心的恐惧和梦想驱使我在腥风血雨中独自背井离乡，去追求一个美好的新世界。如今梦想早已破碎，恐惧却牢牢地织入生活的经纬，新世界还是镜花水月。死者好歹安息了，活下来的，磨难还没尽头哩。
三
造反派之间的武斗，在全国范围内闹得乌烟瘴气，造成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伟大领袖"下令，由解放军和工人分别组成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大学和中学，领导革命。1968年春夏之间，在工宣队和军宣队领导下，两派形成"大联合"，加强对阶级敌人的无产阶级专政。文革又进入一个新阶段，名曰"清理阶级队伍运动"，要深挖阶级敌人，一一打入另册。
各系红卫兵随时通过广播大喇叭勒令被点名的牛鬼参加劳改。外语系红卫兵首先揪出冒教授丶孔教授丶"狗叛徒"吴老和我。孔教授夫妇的女儿贴了一张大字报，指控她父母是"反动派"，因为他们开后门让她进了外语系上学。冒教授的儿子勒令他每天劳改回家后在毛主席像前面低头认罪。其它各系相继效尤，被揪的范围从反动学术权威扩大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即党政领导干部和各系系主任。我竟然官运亨通，又当上了外语系牛鬼小组长，这时候我的小组已有十多名组员，其中包括李主任和党总支郭副书记 。
李主任十几岁参加东北红军，后来转战抗日和国共战争的战场。他一向以响当当的老革命自居，体内还有一颗日军的子弹，压根儿没拿红卫兵当回事儿，而把他们的所谓革命行动看作党中央内部周期性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表现。不料1968年5月16日，这位老红军突然之间发生了猝变。那天是标志文革正式开始的"516"通知发表两周年，安大造反派为了表示庆祝，下令全体牛鬼从早到晚整天劳改。下午，外语系小组全体人马在学生宿舍前面劳动，李主任跟我打了个招呼，说身上不舒服，就坐到路边嗑瓜子儿，后来随便说了一声"老巫，我先走啦，头疼，"就提前下工了。等到我们收工把铁锹和锄头送回工具房，突然听到大喇叭里爆出广播员用歇斯底里的语调播送一条十万火急的通知：
"请注意！请注意！全体解放军指战员丶全体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师傅丶全体革命造反派战士：顷接北京党中央急电如下：‘党中央确认安徽大学李某某丶杨某某二人为苏修特务。上述罪犯应立即由解放军6408部队逮捕，听候处理。'革命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揪出这两名苏修特务！"
我还没弄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见周围人潮汹涌，奔向李丶杨二人住的宿舍楼。几分钟之内，抓特务的小将们从背后猛推两名"苏修特务"沿着校园的大路飞跑，紧跟在后面的人群边跑边喊"打倒苏修特务李某某丶杨某某！打倒苏修！"等等。两名罪犯的胳膊被十字交叉扭在背后，头发往后揪，头向上抬。他们身上的白体恤撕破了，李主任光着双脚，杨主任光着一只脚，另一只还穿着黑布鞋。在校园大门口，二人被押上一辆军用吉普车送往市内省公安厅拘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