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执法人员，既没有出示身份证明，也没有出示搜查文件，甚至连自己隶属于的单位也不讲。虽然这位香港女记者一再要求对方出示身份证明和有关搜查房间的文件，但这些人好像没听到一样，毫不理睬。整个事件最令人感到讽刺的是，当他们收队离场的时候，正好成都法院对谭作人案审判也刚刚结束。很明显，这批人是到酒店拖住这位女记者，不让她到法院去采访谭作人案，不然那有这么碰巧的事。
无独有偶，另一位国内知名的北京文化界名人，著名中国诗人艾青的公子，北京美术界闻人，以行为艺术和在北京郊区利用农民房子改建画廊而出名的维权人士艾未未，为了支持谭作人调查学校在地震中倒塌的行动，在谭案开审前夕，专程由北京飞到成都，打算到法院旁听并声援谭作人。谁知开审之前，被人强行拍开房门，迎面而来的一位身穿警服的警察，朝他的右脸就是狠狠一拳，被打得眼青脸肿，猪头一样。被打得满天星斗的艾未未，还晓得质问对方：「为什么打我？」打人的比被打的人更有理，他恶狠狠地向艾未未说：「我还可以打死你哩！」一场活生生的民不与官斗的现代版在成都审判维权人士的同一天上演了。被打的艾未未最后也没有到成都法院声援谭作人。
两椿如此恶劣的事情发生在上周的四川省会成都，中国政府对外还有什么脸面去说人权公理！调查偷工减料的校舍本应是政府的责任，政府不但不去彻查，凡而千方百计阻挠有心的平民寻找事实真相。软硬兼施要谭作人不再继续调查事件不果，抡起国家安全的大捧，扣上一顶对外泄露国家机密的帽子，硬是把人抓进大狱，堵塞人家的嘴。香港记者到庭采访，北京维权人士旁听一概不准，用这种流氓手段和口吻对付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就是他们所谓的和谐社会的本质。
记得八十年代北京，开放改革之初，美国某大报驻京记者在某天的早上，听到一阵门铃声，连忙起床开门查看。打开大门，不见有人，却见地下放有一份白色的类似文件的东西。拿起一看，原来是当时一份开会的红头文件，首页上当然印有秘密文件等字样。老外以为天官赐福，大喜过望，拿起文件往屋内打算细看。不久，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打断了他。他开门一看，涌入一群人来，自称国安人员，其时老外手上还拿著那份天官所赐的大内文件，被人赃并获，百词莫辩。老外数天后被以盗窃中国国家机密为由，驱逐出境。此事在京城传遍驻京外国人员社交界，作为经典教训，想不到二十几年后，竟流传入川，成了具天府之国的粗犷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