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猪肉和鸡蛋价格的连续上涨再次备受关注，尽管发改委迅速表态这只是季节恢复性上涨，但市场又开始担忧货币供应过多带来的通货膨胀已经来临，货币政策也许会再次"唯猪价是瞻"。
从猪价上涨到CPI显著上升、再到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收紧，并不是一个必然发生的过程。一方面，猪价上涨之所以能让CPI显著上升，主要是猪肉价格权重太高，如果降低了权重，猪价上涨就不会显著影响CPI；另一方面，即使剔除了权重设置不当带来的影响，由于CPI自身的统计缺陷以及政府可能的有意操纵，即使CPI超过了一定水平也不意味着就有通货膨胀，相反CPI降低到了一定水平也不意味着就没有通货膨胀。
胡适说过"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CPI其实也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如果中国货币政策要实行"通胀目标制"，必须要认识到CPI的统计缺陷，只有CPI统计更加实事求是，货币政策才能更加有的放矢。
CPI 有许多难以解决的统计问题，同时给了政府操纵CPI的空间。比如，随着商品价格的非同步变化，消费者会减少购买价格上升较快的商品而增加购买价格上升较慢或下降的商品，但CPI统计时却还是假定消费者购买两种商品的数量不变，这样统计出来的CPI可能会高于消费者实际支出的费用。美国劳工统计局也正是因此推出了个人消费支出平减指数PCE，从而可以让通货膨胀水平显得更低一些。
再比如，CPI没有体现产品质量的变化。如果一个产品质量越来越好，那么即使价格保持不变，对于消费者来说也相当于价格下降了，因此现有CPI的统计可能又高估了。更准确衡量CPI方法应该是计算一篮子质量不变的商品的价格，美国劳工统计局也试图采用这样的方法，一般情况下这也会让通胀水平显得更低，但由于对质量的衡量比较主观，所以也招致了很多批评。
由于美国的社会福利金和所得税等都以CPI为基准进行指数化调整，所以美国政府或许有"人为"调低CPI的倾向以减少政府支出的成本。但对于中国来说，CPI的"操作手法"可能还没这么"高精尖"，主要为人诟病的是商品权重设置不合理和资源类产品价格由于政府管制而被低估。
一般说来，商品和服务的具体分类及权重上虽然不必与国际接轨，但一定要参照各国消费者实际支出情况进行不断修正。目前中国每五年调整一次CPI商品中的权重，最近的一次调整是在2006年，但从目前商品权重的设置来看，仍然比较"离谱"，比如食品类商品在CPI中约占34%左右，但不论中国城市还是农村近几年的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都在大幅下降，食品在CPI的权重理应也顺势下降。
另外，把住房不算作耐用消费品而纳入投资品，以租房者的实际房租和自有住房的消费支出等来衡量居住类价格本无可厚非，但目前居住类价格在CPI的权重仅为13.2%，而且还包括了装修材料和水电燃料等价格。考虑到1998年住房市场化以来，中国居民在住房上的实际支出比重，目前的居住类权重似乎太低。
而且，中国在计算自有住房的消费支出的变动时主要以购买商品住房抵押贷款利率、物业管理费和污水处理费的变化来表示，与市场房价的变化没有直接关联，这样导致在下调利率的背景下，自有住房的消费支出的变动还可能是负的，但这时房价往往是上涨的，去年下半年以来的情况就是如此。
总之，由于中国CPI的统计缺陷，单纯以CPI 的变动来衡量通货膨胀并不靠谱。比如，2008年初，猪肉价格达到了历史高点，这也让CPI同比增长到了8%左右的高位，但其它商品的价格上升并没有那么显著，而且中国经济当时已经受到了次贷危机的波及显露疲态，但中国央行依然将紧缩政策维持到当年6月，这也间接导致了当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
尽管今年上半年信贷和货币供应量的超高速增长给未来的通货膨胀埋下了种子，但目前来看，由于全球经济还未彻底恢复，暂时不会发生类似2007年时的输入性通胀。现在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难题不是所谓猪肉价格上涨引发的通货膨胀，而是实体经济层面产能过剩和资产价格泡沫的矛盾，这不是一刀切的货币政策所能解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