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貌是王后，权力是太子，名誉是公主，之后站着两排臣仆：一排是生命、健康、才华、作品、美德、青春、自由、爱情、幸福、快乐、家庭、友谊、奉献、信仰、事业、慈善、公平、法律、正义、情趣、爱好、安全、理想；一排是疾病、阴谋、罪恶、战争、暴力、毒品、偷窃、抢劫、挫折、伤害、欺骗、自私、痛苦、抑郁、孤独、愚蠢、无知、迷惘、麻木、冷漠、残忍、危险、肮脏。
今日世界，正上演一段金钱与人类的"双人舞"。
我们总想做自己的主人，却常常沦为金钱的奴隶。金钱是怎么搞定我们的？他总是肆无忌惮地驱使弄臣，羞辱良臣，漠视底线，践踏原则，撕毁契约，暗设交易，激发贪欲，收买人心。
金钱正在把我们每个个体逼入绝境。只有一个拥有健全法律和商业运行机制的社会，才有能力帮助个人反抗国王；只有一个拥有信仰和多元价值观的社会，才有机会团结个人看轻金钱。
被金钱颠倒的世界，从World变成了Morld，这个世界叫Morld。在这个名为Morld的世界，发生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战争，正愈演愈烈。
从World到Morld
世界颠倒了个个儿--金钱成为社会生活的中心，你却面临生活的沦丧、价值观的崩溃与理想的退守。这是一次集体经历的失败主义，一出西方金钱观与中国价值观冲突的戏剧，也是一个正义与利益换位的Money世界。
仅仅在30年前，你仍对这一切深信不疑：物价不会随便上升；塞车永不会在你的城市发生；单位可以终老；熟人存款绝对和你差不多；蜂皇浆足以补身；一辆自行车就够了；有工作就自然有老婆和房子；你热爱的作家绝不会写低俗作品；没上大学不代表没有竞争力；每月给父母钱是一种义务；让中国超过美国比个人幸福更重要......你的幸福感建立在社会贡献度上，你是时代建设的一颗钉子，你没有想过攀比。
仅仅在30年后，世界就颠倒了个个儿：忽上忽下的猪肉价格代表了跌宕的CPI，17元一公斤；你因不敢相信国产奶粉而选择美国奶粉，要210元一罐；刚逃离堵车现场又要面对高速收费，需 120元一程；修电器的人不再是邻居而是物管公司，交200元一月；你一边失眠一边办健身中心年卡，付3500元一年；你一边对同事态度冷漠一边参加搭讪培训班，给800元一课......你的幸福感建立在每月的收支账单上，你只为自己而活，你的人生发动机是你没完没了的欲望。
无法否认，金钱已经开始主宰你的自由，变成了你生活的国王。
钱的中国拐点
早在1023年的中国成都，世界最早使用的纸币"交子"就诞生了。从"净众寺"诞生的中国纸币，却多年未洗涤过众人的内心。《管子》有言："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士为首，商居末。"权力"和"金钱"不同步。
随着中国的开放，西方的金钱逻辑亦来到中国。理想主义的偶像远去，取而代之的是"睡觉睡到自然醒，数钱数到手抽筋"的有闲阶级。今天，韩国《韩经商业周刊》这样描述"中国式金钱观"：喜欢钱、能赚钱、爱攒钱。德国《世界报》引用了德国杜伊斯堡大学东亚研究所马库斯陶贝教授的话："中国的实利主义气息异常浓厚，事业与成就首先是以金钱衡量。 "
赢者通吃的时代，钱成为了最近 30年中国人思想与生活转变的一个拐点。整个社会对金钱的集体向往，催生了中国中产阶级成功与失败交织的图谱--他们有学历、有房、有车、有家庭，手持多只具有成长性的股票，却没有私人生活的情趣。罗伯特·索洛在《资本主义的今天》里写过，人们抱怨工作的冷淡无趣和非人性化，成就感和满足感荡然无存。同理，中国的中产们一边分期付款支付所拥有的一切，一边抱怨缺乏幸福感、价值观崩溃。
姓钱的中国人总喜欢给孩子起个与钱抗衡的名字，诸如钱锺书、钱学森，避免钻到钱眼里的俗气。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关于钱的各种矛盾之中：爱钱，又怕有钱；不承认钱是生活的全部，但生活的一切都不得不围绕着钱；不承认钱是人生的唯一价值，但回首往事，除却为钱奔波的奋斗经历，其他一切都乏善可陈--我们甚至无法说清，是失去了多元的生活选择，才退一步去追求金钱；还是因为追求金钱，才导致了生活的沦丧。
钱无罪，人有病
亿万富豪李春平写过畅销书《忏悔无门》，说的是财富的传奇。他在得到财富后，想把曾经的爱情、亲情赎回来，"然而岁月不可以召回，青春不可以抵押，感情不可以救赎"，终是忏悔无门。
"这个世界将要失去某样东西时，这样的东西价格必须上涨。"《超级金钱》里的"大人物"温菲尔德如是说过。在物欲旺盛的这个时代，纯爱、友情、梦想与信仰早就物以稀为贵，与你内心的距离越来越远，与钱的距离越来越近。
德国多特蒙德的海德玛丽女士曾做过一个脱离金钱世界的试验。这位50多岁的教师及心理治疗师在6年时间里，只和别人进行劳动与实物交换。她给文化中心做饭，只为使用电脑；她给孩子补习德语，报酬是一顿晚饭；她帮别人照顾小猫，以换来一张车票。结果，社会人士给了既不交税也不上缴社会福利的她一个负面的评价："社会的寄生虫"。市政府更持否定态度，因为没有税收的任何"贸易"，对城镇而言都是灾难。
这就是商业社会的逻辑，它造就的一个金钱为尊的"非环境"。金钱成为成功学标准背后，是这个社会的集体无力感与失败感--在信息爆炸的社会，我们习惯怀疑多于信任；在资源紧缺的城市，我们习惯生存先于梦想；在商业时代，我们习惯以利益得失作为行事标准；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盲目相信西方的进步，却忽略了高速发展带来的文化断裂；在多元的文化世代，我们反而找不到共有的追求与梦想，金钱成了唯一的大范围目标符号。
英国首席法官培根写有《论金钱》，却因受贿被囚于伦敦塔。传说培根出狱后烧掉了原作，想重写《论财富》，却支气管炎复发而死。有考据癖认为他早已发现金钱的阴谋："即在你获得金钱的过程中，如果感到紧张或屈辱，在获得金钱之后，就不要指望会生活得怡然自得，因为在紧张或屈辱中得到的金钱，用起来会更加不安和心酸。"
成功是一种毒药，钱是它的药引。如果金钱到最后，没有给中国有钱的人带来幸福，却让中国没钱的人不断抱怨，我们又该如何填补这30年观念骤变所带来的心理落差、道德错位与文化断裂？
金钱更多了，但生活更没兴致了
坏经济并未让我们变好，投机之风、炒作之心未改。鼓动经济曲线的是人性中最不安分的部分，它们召唤金钱又受金钱驱使。
电影《华尔街》关于贪婪的表述堪称经典--Money never sleeps(金钱从不睡觉)。华尔街人从不睡觉，打足十二分精神，像打了药，时刻准备搏杀。金融海啸来临，药劲过去了，于是一片疲软。
中国人近十年来所受有关金钱的教育或教训，超过过往一个世纪的总和。今天连我儿子都懂得"钱最亲"，小小年纪就知道有钱才是硬道理，他们比玩具升级、比老爸车子房子，背后都在比钱。
钱一度是万恶之源，中国人连买东西也得高呼革命口号。国家领导人从来不接触钱，他们管钱但不沾钱。据相关回忆，邓小平在后只用过一次人民币，就是视察南方某铅笔厂时用10块钱买过几支铅笔。可这并不妨碍邓大人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
苏联一部电影中，某年轻人抱怨说，钱真麻烦，拿出拿进的。所以苏联人发明了配给制。相对计划经济，市场经济要麻烦得多。
钱很麻烦。
成功而不快乐
成功而不快乐是最大的失败。我们算一笔账，有钱了成功了，可周围早夭的、得病的、郁闷的，却比以前多多了。
以老板们为例，中国所谓成功的老板大多经过一番心理调适，至少表面平和，不再张牙舞爪。星河湾老板黄文仔近年最爱说的一句话：100万是自己的，1000万是公司的，1亿以上就是社会的了。自从当了广州市政协委员后，黄老板鲜在媒体露面，更无主动邀宠之事。这似乎与那个"豪宅制造者"形象相去甚远。英国小子胡润教会了中国老板低调，用造榜的方式给老板们上了一堂心态调整课。
没钱时你是钱的老板，有钱后钱是你的老板。当下，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价值标准。有钱而不快乐是时下通病。穷忙族为金钱打拼职场，九成人认为工作并不快乐。高企的房价让自命不凡者低下高傲的头。房奴一辈子身负蜗牛壳的房子辛苦劳作，那些迟买房者更是跳着脚骂经济学家误导苍生，让他们错过最佳入货时机。还有那些跳桥的、跳楼的，都是钱这个冤家惹的祸。
关于房奴有个笑话：小蜜蜂向蝴蝶求婚，蜜蜂说："嫁给我吧！我每天都让你吃上最甜的蜂蜜。"蝴蝶说："你天天忙来忙去就知道吃！甜食会让我变笨的，我要嫁给蜗牛！"蜜蜂说："为啥呀？"蝴蝶说："你看你整天都住集体宿舍，人家蜗牛好歹是个一居室。"这下明白为啥80后也急着买房了吧。
金钱是欲望的发动机
中国人是否比过去更需要钱了？过去看病不是问题，现在看病成了问题，而且病还特别多。过去几个孩子一块儿养，现在一个孩子都养不起。而且还啃老。
中国人是否被金钱异化了呢？钱不是符号，用钱买的东西才是符号，名车、时装、豪宅催人奋进，叫人钱紧。如《胡润百富之选》仔细列出新贵们必备的三十几项物件，什么万宝龙的金笔、卡地亚的表和星河湾的房子。无此，你枉称新贵。
按北大社会学系郑也夫老师的说法，现代人所需可分为两种商品：温饱商品和地位商品。温饱商品满足基本需求，地位商品满足攀比需求，而攀比是无止境的。温饱商品无需许多钱，地位商品需要许多钱，因为攀比，这山望着那山高。
举个例子，有人爱吃大葱蘸酱，近三十年来身份几经变换，由打工到老板，这个温饱需求没变；但他的地位商品却不断升级，比如坐驾从夏利跃升为大奔。
英国纪录片《人类足迹》耗时两年计算出每位地球人的基本需求常数：平均寿命：78.5岁；交友个数：1700个；吃掉的牛：4.5只；吃掉的鸡：1201只；喝掉的啤酒：10351升；做爱：4239次。这个统计有英国人的误差，但人一辈子的基本需求大致就这么多了。
还是按郑老师的说法，人一生只追求三种境界：舒服、牛逼和刺激。就是说，钱最终要换算成舒服、牛逼和刺激。而幸福是什么呢？没有比幸福更空泛的一个词了。幸福就是对着镜头说"Yeah！"吗？
钱能说话。去年西方媒体称money说普通话，中国人在金融风暴中着实牛逼了一把。今年公布的全球慈善榜，一度搅得东南亚各国抬不起头来的老坏蛋索罗斯名列第二，排在比尔·盖茨之后。老索用钱搞垮东南亚小国经济，所赚之钱最后用到行善。这就是用钱发言、用钱说话的一个典型例子。索罗斯个人能吃多少、用多少、玩多少，都比不上他搞垮东南亚后行善牛逼和刺激。
钱给索罗斯带来无比实现感。可多数情况下，钱败坏了我们的生活兴致。我们不再谈人生，饭桌上比钱比成功，人变得很犬儒，看什么都不顺，看谁谁都傻。我们正在失去生活本味。
有一则关于二奶的笑话，说让男人迅速阳痿的一招，就是在亲密时在他耳边嘀咕一声："最近风声很紧！"另一则让女人失去兴致的笑话，说只要在亲密时在她耳边嘀咕一声："得，忘了还有一笔款没收回呢！"
警惕金钱成为新的奴役工具
德国人马克斯·韦伯100年前就断言："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毒奶粉"、"黑砖窑"、"嫖处案"等事件应验了这个断言，比"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更让世人震惊。
金钱背后是控制。金钱这个高耸的M大字下是唉声叹气和自动就范。宏观调控、微观调控都是调控金钱，最终调控着你我的幸福感。比如房价，政府部门出具的地价占房价23%，业内并不认可，即便如此，再加上20%多的税费也占到房价一半，你说谁是高房价的推手？小产权房价格超低坏了规矩，所以反小产权房时他们异口同声。又如股市，股市潮起潮落，对散户的求财心理利益集团早已拿捏得极准，收放之间，散户们的血汗钱就被卷进去了。说中国股市是散户的提款机一点不错。
我们看到一幅卡通图景：一张百元大票出了印钞厂后就开始了旅行，从银行到各单位财务处，经工资条发到个人手上，又经储蓄、购房或炒股瞎折腾一通，转一圈又回到银行。期间伴随着人们患得患失，起起伏伏，骂骂咧咧。对普通人而言，一点赚钱的实现感都没有，更别提兴致了。
中国旁边的小国不丹，为世界作榜样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不丹人民追求的是整体的幸福感，而不光是物质上的满足。不丹人宣称，幸福就是只关心你周围的人或事。所以他们的文化和传统得到保留。不丹那种田园牧歌的生活是饱受现代化煎熬的人们心中的伊甸园。
金融危机至今，坏经济并未让我们变好，投机之风、炒作之心未改。对权贵资本的暧昧，我们骂于网络，逢迎于股市。鼓动经济曲线的是人性中最不安分的部分，它们召唤金钱又受金钱驱使。只是，不要让金钱败坏了生活的兴致
中国人民很行
衡量中国的人民行不行，你只能去问它的国民：城里人是否买得起房？农村人是否生得起病？大学生是否找得着工作？
新世纪以来，有几个口号注定是要被载入史册的："中国人民很行"、"中国加油"和"中国可以说不"。
2007年《新周刊》试图为中国人的欲望排序，"更多的钱"、"环游世界"和"中国天下第一"当选前三。如果是在30年前，这一顺序可能会重排。政治松绑与经济开放让中国人有了想富的欲望和富裕的权利。而今日呢？赚钱已成为绝大多数国人的主动力，借用汇丰银行某高官的话说："如果人是PC的话，那么金钱就是我们的Windows。"
上世纪80年代暴富起来的农民，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赌博、修坟、娶小老婆；90年代暴富起来的城里人，经常干的三件事就是买房、离婚和找情人；新世纪以后暴富起来的人，最常干的三件事就是出国转移财富、混个政协委员当当和包二奶。
说中国很行，你不能只看外汇储备有多少、收购了多少海外矿产和举办了多成功的奥运会，这部分国家财富如果不能转化为国民福利，数额越大反而越危险；说中国人民很行，你也不能只看首富们的总资产、世界500强名次和奢侈品销售数字，如果社会不能维持基本秩序与起码公正，富豪们生活越豪奢，证明社会危机越深重。
就像衡量一个男人行不行你只能问他老婆一样，衡量中国的人民行不行，你只能去问它的国民：城里人是否买得起房？农村人是否生得起病？大学生是否找得着工作？说中国人民很行的除了神志不清的自大民族主义者，还包括部分别有用心的外国人和揣着明白当糊涂的阴谋家。前者不足虑，后者才深足警惕。
中国人有钱吗？
如果在三年前问，这或许是个问题；但在整个世界还在金融海啸里苟延残喘、欧美日消费者不得不节衣缩食的今日，这是个再愚蠢不过的问题：中国简直是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了，无论是政府或国民。
我们的政府在各种场合风头出尽，我们的国企在大肆购买非洲、澳大利亚、南美与加拿大的矿产，我们的民企在吞并那些濒临没落的国外品牌--无论一线或垃圾品牌，我们的富豪们在纽约、伦敦和东京挥金如土，彻底取代了中东人，成为"New Money"的新形象代言人。
中国人不缺钱，但缺幸福感。中国的GDP在不断增长，却有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的曲线并不同步。即使是号称领风气之先的企业家，过去20年中，自杀的就多达1200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经常出现""烦躁易怒"症状的占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很难说，钱多对于他们来说是个福音。
中国人不缺钱，但缺安全感。问题官员怕双规、商人怕经济危机、白领怕还不起房贷、农民工怕失业，衣食住行，婚丧嫁娶，都有可惊可怕之处。甚至财富越多，不安全感越甚。2006年7月，《南方周末》发布的《中国顶级富豪精神世界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富豪承认金钱给自己带来"不安全感 "。
中国人不缺钱，但缺信仰。当比尔·盖茨和巴菲特决定将所有财产捐赠社会，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财富是上帝的恩赐，全部来源于社会，理应反馈给社会。一个人到死的时候还是家财万贯，这是一种耻辱。
中国人有多少钱？
中国2009年上半年的外汇储备为2.1万亿美元，全国居民储蓄余额为25.29万亿元(截至2009年7月)，这就是中国人的全部家底。
关于中国有多少钱的妙答来自前总理周恩来。那时中国尚处于赤贫，他在回答一位外国记者不怀好意的问题时说，中国有18元8角8分。那是因为当时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面额为10元、5元、2元、1元、5角、2角、1角、5分、2分、1分，共十种主辅人民币，合计18元8角8分。如果以今天的货币计量，应该是188元8角。
足以炫耀富足大国的时代到了，但在中国，仍有许多财富你看不到，即使看到也不能说：诸如缴纳个税的人是如此之少，而买得起豪车豪宅的人是如此之多；诸如国企员工稀少的工资单与长长的福利单。你身边肯定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份神秘，面目模糊，花钱豪奢却不愿曝光，行踪诡秘却很难以低调形容；他们有自己的圈子、话语或潜规则；他们打通了权力与金钱的任督二脉--经济学家郎咸平以"黑领"名之，吴敬琏则警告：当前改革的最大障碍就是权贵资本。
中国人的钱来自哪里？
针对中国近30年的经济奇迹，西方经济学家冠之为"中国模式"并无比艳羡，它的实现依赖两大基础：制度创新与廉价劳动力。
前者是让经济从僵化的政治体制中解脱，后者则是人多力量大的另一演绎。中国的民工们付出比欧美同行们多达两倍的劳动力，只收获他们1/20或1/30的报酬。
我们的国家很有钱，是因为中国货在全球畅通无阻，中国是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这由亿万苦力的血汗凝结。我们的地方政府很有钱，是因为他们在和地产商联手哄抬地价、防止百姓偷漏税、有偿为人民服务方面很有一手。
英国小伙胡润来上海待了一年之后就再也不想回去，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只有在这里，随便朝哪个地方打一枪，都能收获一排鹿。也就是说，如果近30年来你只需抓住个体户热、倒卖批文热、下海热、房地产热、互联网热中的任何一个，你都会成为时代弄潮儿。或者，你只需在新股上市之时买 1000块钱的深万科，或者在一线大城市的核心地段买一套小房子，捂住并等待，时至今日你都可以衣食无忧。
这30年来，你目睹了许多大人物的诞生，却也见证了更多大人物的衰落：有人至今亡命天涯，如赖昌星；或身陷囹圄，如黄光裕。有人一夜暴富，更多人输光跳楼。有人沦落天涯只求温饱而不得，如罗炼；也有人稀里糊涂却被馅饼砸中，如初期的珠三角农民、城市拆迁户、高干子弟与富二代。
中国人的钱去向何处？
近30%的钱进入了银行，储蓄依然是中国人最喜爱的理财方式，尽管面对高昂的通货膨胀率，它无时无刻侵蚀着你的财富。存钱是为了养老，为了防病，为儿女积攒教育费，或者仅仅为了攒够买房的首期款。
27年的总收入被换成了钢筋水泥(根据中大恒基基于北京市民的调查数据)，面对这只有70年产权的房屋，面对这高达400∶1极度不经济的租售比，大多数中国人还是愿意把绝大多数储蓄换成房子，还有再被按在地上，被银行揭掉一层皮。
1%的企业财富被投入慈善。这对于中国富人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美国人信奉的是"再富不能富孩子"，孩子都是上帝之赐予；中国人则是"再穷不能穷孩子"，任何时候孩子都是私家财产。
无法统计的钱被换算成美元欧元，存在瑞士或美国的银行里。致富光荣是近30年才有的新观念，中国人仇富可仇了近2000年。历次政治运动，无论政府民众都先拿富人开刀。中国富人的不安全感可能位列世界第一，也包括为数不少的贪官污吏。国庆献礼大片《建国大业》是由外籍华人联袂奉献，若彻查企业家的身家档案，那更改国籍规模之大，不遑多让。
比尔·盖茨曾经说："当你有了1亿美元的时候，你就明白钱不过是一种符号，简直毫无意义。"是的，他的另一层意思是说，在你没有1亿美元的时候，钱可能就是你的一切。
你当然可以批驳钱的肮脏与罪恶，但你必须知道，那并不是钱的副产品。世上不只有为富不仁，贫穷而不仁者亦为数不少。钱当然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感，但贫穷更不会。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钱比绝大多数男人、女人、职业、爱情或婚姻都更可靠。而那极少数，你可能一生也不会遇到。就像林青霞那句著名的自白："有钱人是不可靠，但有钱人的钱还是很可靠的。"
就像不知道穿什么就穿阿玛尼，不知道读什么就读村上春树一样，当不知道干什么好时，就好好赚钱吧。
